科学家对创造原子弹表示忏悔 爱因斯坦曾称罗斯福为疯子
非我族类 2017-04-17
核武器恐怕是世界上最恐怕的杀伤性武器，这些由天才科学家们创造出来的恐怖武器让人谈之变色，很多科学家都曾对研究原子弹表示过深深的忏悔。爱因斯坦早在得知日本广岛被投下原子弹的时候就强烈谴责过罗斯福，认为他是一个疯子。
1945年8月6日，当爱因斯坦在纽约萨朗那克湖边从《纽约时报》的一位青年记者那里知道了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的消息时，感到极度震惊。作为推动美国开始原子弹研究的第一人，爱因斯坦不无遗憾地说：“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后悔，后悔当初不该给罗斯福总统写那封信。……我当时是想把原子弹这一罪恶的杀人工具从疯子希特勒手里抢过来。想不到现在又将它送到另一个疯子手里。……我们为什么要将几万无辜的男女老幼，作为这个新炸弹的活靶子呢？”（马栩泉：《核能开发与应用》，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69页。）
是年11月，爱因斯坦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指出：“我认为原子能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是一种福音，因此我必须说，它当前是一种威胁。”（杨建邺：《科学的双人器：诺贝尔奖和蘑菇云》，商务印书馆，2008年1月第1版，第269页。）12月10日，爱因斯坦在纽约诺贝尔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如此说道：“作为科学家，我们必须不断警告人们这些武器的危险性，我们要努力使世界人民，特别是他们的政府意识到，除非他们改变相互间的态度，并认识到自己在形成一个安全的未来中所担负的责任；否则这些武器必然造成无法形容的灾难。”（杨建邺：《科学的双人器：诺贝尔奖和蘑菇云》，商务印书馆，2008年1月第1版，第269页。）
1948年7月，爱因斯坦在写给“国际知识界和平大会”的信中说道：“作为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身负着历史重任，我们今天走到了一起，……我们从痛苦的经验中懂得，光靠理性还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的问题。深入的研究和专心致志的科学工作常常给人类带来悲剧性的后果”，“科学家的悲剧性命运使我们帮忙制造出来了更可怕、威力更大的毁灭性武器，因此，防止这些武器被用于野蛮的目的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杨建邺：《科学的双人器：诺贝尔奖和蘑菇云》，商务印书馆，2008年1月第1版，第269—270页）其后，爱因斯坦在其发表的《命运攸关的决定》中还继续呼吁：“现在该是号召每一个人(不论性别)对可能发生现代文明历史上最大的灾难进行思考的时候了。……原子战争除了给战争双方带来前所未有的伤亡和毁灭以外，什么也解决不了，用战争解决争端已不再可能。”（杨建邺：《科学的双人器：诺贝尔奖和蘑菇云》，商务印书馆，2008年1月第1版，第270页。）直到爱因斯坦去世之前，爱因斯坦都利用一切机会呼吁美国不要把科学的发现变成杀人武器，并号召全世界科学家团结起来反对核战争。
素有“原子弹之父”之称的奥本海默也是最早对原子弹这一科学成就表示怀疑的人之一。1945年10月16日，奥本海默在接受美国陆军授予洛斯-阿拉莫斯感谢状答词时说：“如果原子弹被一个好战的世界用于扩充它的军备，或被准备发动战争的国家用于武装自己，则届时人类将要诅咒洛斯-阿拉莫斯的名字和广岛事件”，他借机呼吁“全世界人民必须团结，否则人类就将毁灭自己。”（马栩泉：《核能开发与应用》，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69页。）
因发现第93号元素钚而对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立下汗马功劳的英国科学家哈恩，在得知日本遭受原子弹打击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沮丧，他觉得正因为他的发现，原子弹才得以发现出来，因此他觉得他应该对这十几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他在多次场合表示，当他看到自己的科学发现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时，他深深惊恐。如今，这一切可能性和担心都变成了现实，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良心的责备。
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几个月，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就已经预见到原子弹巨大的破坏力将给人类文明造成的危险。美国第一颗氢弹的试验成功更加促使罗素决定采取措施，说服全世界的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与其一起发表一个声明，就核战争的危险向各国政府和公众发出警告。为此，罗素于1955年写信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立即热情回信请罗素起草宣言，并把自己的签名寄给罗素。1955年7月9日，《关于核武器的声明》，即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在伦敦正式发表，共有11位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主体的著名科学家在此宣言上签字。在宣言上签字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除了罗素和爱因斯坦外，还有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德国量子力学创始人马克思·玻恩、日本介子理论基本原理开拓者汤川秀树等。《宣言》及其附件如此写道：“在未来任何世界大战中肯定要动用核武器，这样的核武器肯定要威胁人类的持续生存，鉴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强烈要求世界上的政府认识到，并公开承认，不能通过世界大战实现自己的目的。因而，我们强烈呼吁寻求和平手段，解决他们之间的种种争端。”同上书，第171—172页。1957年7月，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号召下，来自10个国家、属于东西方不同阵营的22名科学家，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小渔村——帕格沃什首次举行会议，讨论如何评估核武器大规模试验的后果，如何控制核武器和达成全面裁军协议，以及研究科学家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这次会议被与会科学家们命名为“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并成为延续至今的著名的“帕格沃什运动”的开端。
1958年1月13日，世界上43个国家的9000名科学家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要求立即签订一项停止核试验的国际协议。（王仲春：《核武器核国家核战略》，时事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433页。）
1988年春天，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获得以色列沃尔夫基金会授予的沃尔夫物理学奖。霍金利用在耶路撒冷的颁奖典礼也表达了对现代科技发展的隐忧。他在演讲中说，“科学的发展已经证实了，我们是广阔的宇宙中很小的一部分，这小小的一部分要用理性的法则来治理，希望我们还能用法则来治理我们的事务。然而科学的发展也使我们受到了威胁——它会毁掉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尽量地能够促进和平，确保下个世纪以及更远的将来我们人类还能继续存在。”（克里斯廷·拉森：《霍金传》，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106页。）显然，霍金的这段言论是针对核武器的发展，因为到现在为止，只有核武器才是霍金所讲的能够导致人类毁灭的“科学”。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不管这些科学家和哲学家、思想家们如何义愤填膺地表达了他们对于核武器的担忧，但这些建议与顾虑大多停留在“空气振动”阶段，并没有产生什么巨大的实际效果。其原因特别简单：首先，这些科学家大多是当年核武器开发的积极推动者，现在却又振振有词地反对核武器，这种前后矛盾的情形确实很难让人信服。其次，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坚持同样的观点，相反则有很多科学家坚持认为应该制造出更多的核武器以用于战争。例如，同样是美国第一个原子弹的参与者，维克多·韦斯科夫则依旧认为他们制造原子弹是正确的。他反复提出，当时的情形与现在大不相同，希特勒正在研制原子弹。德国战败后，日本人疯狂地抵抗，给美国造成巨大的伤亡，他觉得当时至少要制造10个以上的原子弹才能使日本屈服。（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核击日本》，王宏林编译，京华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226页。）
当然，让这些科学家的“良知”最终处于“空转”的根本原因，还是他们仅仅是供国家政府部门使唤的“文人”，最多算得上“御用科学家”而已，纵使才高八斗，经天纬地，也不过是一介书生罢了。
再说了，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科学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国家主导下的“大科学时代”了，没有国家的支持，任何人想作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是极端困难的。研究科学史的人们或许知道，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那段时间，科学家基本上是自由自在的，可以说是“单干式的”。德国的科学家伦琴一个人在实验室里专注地观察由阴极射线引起的奇怪现象，就连他的助手和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子承父业，在偶然中发现了铀射线。波兰科学家居里夫人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在“棚屋”里又干粗活又作精密的仪器观察，这才发现了放射性的元素钚和镭。这个阶段的科学家是自由的，也是快乐的。当居里夫妇在夜间看见他们经过千辛万苦才提炼出的镭发出美丽的幽光时，他们幸福地拥抱在一起。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每当有重大发现，总要放开喉咙高唱：“前进，基督的信徒们！”而且不无骄傲地说：“这是我掀起了波浪！”（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核击日本》，王宏林编译，京华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5—6页。）但与之同时，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也经常让这些科学家们遭遇困境，使之无法将心爱的科学研究予以推进。不过在这段时间之后，情况不一样了，经常因经费问题而陷入绝境中的科学家日益被纳入国家的体系中来，由国家提供巨大的财政支持为科学家们开展科学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支持，但从此以后，这些科学家们也失去了应有的自由。也正是因为上述这些原因，决定了科学家们只能根据国家的意志来决定自己的活动，而不是相反。科学家的意见或观点永远只能说对政府的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无法左右政府的决策。关键是当科学家们的自由被政府“收购”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权利来支配自己所创造的成果了。
“在人生的途中，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我怎么会走进那个森林之中，我自己也不清楚。”（但丁·阿利基埃里：《神曲·地狱》，第1篇。）这是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基埃里的困惑，世界上有哪个科学家不具有与但丁同样的困惑呢！
本文摘自《超越2012》，李华平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