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成就了不朽的乔治·华盛顿?
彼岸花开 2016-04-15
华盛顿
在美国数十位历任总统中，华盛顿和林肯是受后人崇敬的两位最伟大的总统。然而，两人造就自己历史英名的行为模式，却不尽相同。林肯依靠“有所为”而成就英名。华盛顿的历史英名造就，主要靠的却是他终身一贯的“有所不为”，不恋权，不恋栈。
作为手握兵权的总司令，华盛顿在美国赢得独立战争后，率先解甲归田，不谋政事。作为共和国首届总统，而且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全票当选的总统，华盛顿在当权之前，踌躇再三。在当权之际，屡屡表示去意。最后以一席告别辞，断然止绝任何劝留之声，树立了美国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的先例。从很早开始，美国人民就开始把华盛顿的“有所不为”看作是他的最伟大、最光辉的政治行为。
高耸云霄的华盛顿纪念碑，表达了美国人民对这位伟人高风亮节的景仰。为什么华盛顿凭着不恋权恋栈，就能赢得美国人民如此崇高的敬意？为什么华盛顿能够这样做？一句话，华盛顿的不朽英名是如何造就的？答案来自两个方面：华盛顿的个人作为、人格和人品，以及他身前身后的美国社会政治力量的作用。
一、 华盛顿的人品
谁造就了华盛顿的不朽英名？美国研究华盛顿是“一个好人，但不是一个圣人；是一个能干的将军，但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人；是一个诚实的行政管理者，但不是一个天才政治家。”这是一个当代华盛顿研究者对其人格的评价。类似的评价，早在华盛顿的同代人那里就有了。杰斐逊在华盛顿逝世十多年以后，在一封信里对华盛顿的人品作了长篇评论。他写道：“他的心智是伟大的，有力量的， 但不是第一流的……它的运作虽然扎扎实实，但速度不快，缺乏创造性或想象力”。华盛顿对自己的能力完全有自知之明。当接受国会的任命，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时，他当即提请同僚注意，“我请求在场的各位先生记得，今天，我在这里郑重宣布，我并不自认为我的能力，足以胜任这个让我不胜荣幸担当的总司令职位”。
然而，华盛顿的人品却为同代人所称道。杰斐逊这样写道：“他的诚信是无懈可击的。就我所知，他是一个最坚定地按照不偏不倚正义原则行事的人。他的决策，丝毫不受个人利害、亲缘、好恶等因素的影响。他的确是一个有智慧、有良心的伟人。总的说来，他的人品堪称完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他的处世之道”。与诚信、公正和良心密切相连的是华盛顿具有的另一个美德——审慎。“他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征，也许是审慎。他从不在仔细权衡每一个情况、每一个考虑之前贸然行动；只要有一丝疑问，他便按兵不动。然而一旦做出决定，不管阻力有多大，他一定要实现目标。”
离开政坛后的华盛顿，为了维护自己不恋权的名声，非常不愿意重入政界。在各方的一再请求下，他才作为弗吉尼亚州的代表，参加1787年在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在1789年当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后，华盛顿深知，在行使总统这个职务所具有的巨大的权力过程中，可能会使他多年精心呵护的公正无私形象受损。他在一封信中谈到接受总统职位时，竟然抱着像“一个死刑犯步入刑场”似的心情。
华盛顿在四年总统任期将满的1792年春天，向杰斐逊、麦迪逊、汉密尔顿等内阁成员和国会领袖郑重提出，将在一届任满后退休还乡。在他请麦迪逊为他准备告别演说的信里，华盛顿写道他希望向人民表达：“在有幸在总统位置上，尽全力组织并管理政府之后，现在已经到了应当退休回归私人生活的时候。这既是我心所愿，也是为国运所必需。因为行政首长的定期更替，是我们国家自由所不可或缺的保障。请允许我离开政府，就像我以前离开军队一样，让那些支持我国的利益，推进社会和谐和秩序、良善政府的人接替我，让上帝继续保佑我们的祖国。”
在举国一致的劝留声中，华盛顿允诺再次参选总统，并以无反对票当选。四年后，华盛顿在国内外大多数人期待他再次参选总统的情况下，于1796年9月向美国人民发表告别辞。在这封信的开头部分，华盛顿陈述了他的退休愿望，字字情真意切：
各位朋友和同胞：
我们重新选举一位公民来主持美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已为期不远。此时此刻，大家必须运用思想来考虑这一重任付托给谁。因此，我觉得我现在应当向大家声明，尤其因为这样做有助于使公众意见获得更为明确的表达，那就是我已下定决心，谢绝将我列为候选人……
关于我最初负起这个艰巨职责时的感想，我已经在适当的场合说过了。现在辞掉这一职责时，我要说的仅仅是，我已诚心诚意地为这个政府的组织和行政，贡献了我这个判断力不足的人的最大力量。就任之初，我并非不知我的能力薄弱，而且我自己的经历更使我缺乏自信，这在别人看来，恐怕更是如此。年事日增，使我越来越认为，退休是必要的，而且是会受欢迎的。我确信，如果有任何情况促使我的服务具有特别价值，那种情况也只是暂时的；所以我相信，按照我的选择并经慎重考虑，我应当退出政坛，而且，爱国心也容许我这样做，这是我引以为慰的……
二、华盛顿的国家
华盛顿之所以终其政治生涯，始终表现出不恋权、不恋栈的高风亮节，并以此赢得美国人民的崇敬，除了个人因素外，还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华盛顿在担任大陆军总司令和总统期间，一直是在美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不许有任何可能变共和为王制或终生制行为的压力下度过的。
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的两百余年历史上，华盛顿是唯一在生前就得到举国一致的崇拜甚至神化的政治领袖。其中原委，正如施瓦茨所指出的，尚不在于华盛顿的个人素质和人格，而在于社会的需要。他认为，华盛顿之被神化印证了法国社会学家杜克海姆的如下论断：“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古代，我们看到社会不断从平凡人物中创造出圣贤。如果一个人碰巧得到社会的厚爱，如果社会在他那里发现了所追求的主要价值，以及实现这些价值的手段，那么，这个人就将被提升于云云众生之上，换言之，被神化。神化的作者不是别的，正是社会本身。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可谓不胜枚举，我们只消看看有多少平庸之辈因得到社会的垂青而成为神圣。”
华盛顿时代的美国政治精英，普遍认为国家权力有一种自我扩张的本能。在当时人的笔下，国家权力被描绘为一种极富“侵略性”，“四处膨胀直至吞噬一切”的东西。权力是一个“贪婪的、不知满足的、随时都要吃人的”血盆大口。国家之所以如此可怕，并不是由于国家机器本身性质的缘故，因为国家机器的合理使用，是社会秩序形成的必要条件。问题出在人的自私性。如华盛顿的同代人塞缪尔·亚当斯所言，“大多数人心中，都有一种追求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的欲望，这是我们人类难以避免的缺陷”。另一个同代人托马斯·阿伦认为，“暴君的种子根植于我们每个人的天性之中。”由此看来，华盛顿时代的美国社会精英，大都对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抱有很深的疑心。
在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中，最使当时美国的社会精英们不安的是行政部门。这种不安源自他们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经验。篇幅不长的《独立宣言》中一半以上的内容是对英国国王的控诉。该宣言判定“现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就是一部怙恶不悛、倒行逆施的历史，他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即在我们各州建立一种绝对专制的统治”。对于推翻英王在美国的统治，赢得独立的美国人民、特别是其政治精英来说，在革命后建立的政府，必须是一个不可能搞绝对专制的共和政府。美国人民所极力避免的是，在结束了英王暴政后，取而代之的是由一个美国国王实施的暴政。
显然，从制度性权力上看，没有哪个职务像掌握军权的总司令那样具有黄袍加身的可能。古罗马共和国的凯撒，英国革命中的克伦威尔，以及华盛顿就任总统几年后出现的法国的拿破仑，走的都是从将军到国王的道路。因此，美国国会在1775年决定总司令人选时，舍在军事指挥上经验丰富、声名赫赫的查里李将军，而取在道德上口碑甚佳的华盛顿。即便如此，在华盛顿被任命为总司令几周后，纽约州议会发表公开信，告诫华盛顿：“〔我们〕坚信，一旦这场伟大的战争结束，您将愉快地辞掉我们现在赋予您手中的重任，恢复您模范公民的身份。”1779年，当独立战争正艰难地进行时，一篇谈及华盛顿的评论道出了一个为许多同时代人共有的担忧：“当一场争取自由的战斗行将结束之际，那支由一个人人崇拜的将军统领、带着巨大光荣的胜利之师，将可能变得比那被赶走的暴君更为可怕。此时，奴役的绳索可能勒得更紧。汝若不信，请看看克伦威尔。”
因此，当华盛顿在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辞掉军职，回乡务农，顿时赢得了美国人民的百倍尊敬。如施瓦茨所指出的，华盛顿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在独立战争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战争期间，华盛顿第一公众形象是代表民族独立运动的英雄。从1783年战争结束到1789年就任美国第一届总统期间，华盛顿成为共和国领袖应有的不恋权、无私公正的道德精神的化身。正是由于此，华盛顿得到了所有选举人的一致同意，当选为美国第一届总统，因为举国上下对他不会滥用总统权力，尤其是不会搞任何形式的终身制，抱有十足的信心。进而言之，华盛顿对于美国能从邦联制过渡到联邦制，进而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功不可没。
作为总统，华盛顿更关心的是如何在担任总统期间，在履行总统的职责的同时，保持自己的不恋权、有威严、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公众形象。为此，尽管华盛顿本人在政治上倾向于以汉密尔顿为首的代表北部工商阶级利益的联邦党，但在他的第一届内阁里，他在任命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的同时，延揽汉密尔顿的政敌——代表南部种植园主和自耕农利益的共和党领袖杰斐逊出任国务卿。
《常识》的作者潘恩对华盛顿的人身攻击，同样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他在一封致华盛顿的公开信中写道：“至于你，先生，在私人交往上背信弃义，在公共生活中伪善作秀。世人不知你究竟是个变节者还是个伪君子，不知你究竟是已经背弃了做人应有的原则，还是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原则”。
让爱惜名誉甚于生命的华盛顿最难以承受的，不是因政见不同提出的批评，而是对他个人人品所进行的人身攻击。在公共场合，华盛顿对这些人身攻击不置一词。在他的一封私人信件里，华盛顿表示不屑与那些人身攻击者为伍：“他们的诽谤之甚，唯有被他们的无耻超出，而两者都是天下无敌。”但在他最接近的小圈子里，他仍然流露出巨大的愤怒。尤其让他憎恨的是那些恶毒诽谤所使用的肮脏词语，“甚至在人们形容像暴君尼禄那样的人物，恶贯满盈的骗子，乃至于人人喊打的扒手时，都不屑使用的。”杰斐逊有一次亲眼见到，华盛顿板着脸看了一眼《晨报》，然后把它重重地摔在地板上，并狠狠地骂道：“混账。”
这些人身攻击，无疑使华盛顿心生倦意，更加希望退出政坛，并借此向公众表明，自己出任总统完全是应国家之召唤的无私之举，绝非出于实现个人权力欲。1796年春，华盛顿开始着手准备告别辞。他决定在这个告别辞里，使用他在第一届总统任期行将结束时请麦迪逊代笔撰写的告别辞中的某些词句。华盛顿在致汉密尔顿的信中说，这样做不仅是因为“这样一篇告别辞已曾写就”，而且还由于现今对政府持最强烈批评意见的“那么一两位人士（麦迪逊和杰斐逊）完全了解那篇告别辞。”在由自己撰写的告别辞初稿中，华盛顿不无怨气的为自己的人格作了如下的声辩：“同胞们，这是我写给您们的最后一封公开信。如您们所知，在美国的一些报纸中，充斥着种种唯有妒忌、无知和虚妄才可能生造出来的谩骂。那些谩骂意在伤害我的名誉和感情，意在歪曲我的政治立场和人格形象，意在削弱（如果不是彻底毁灭）你们对我的信任。在我告别公共生活之际，有人也许认为我会去反驳那些诬蔑。然而，我将一如既往地对这些不实之词，保持沉默和不理睬。”但在由汉密尔顿帮助撰写的告别辞定稿中，没有一句直接针对某些报纸对华盛顿施政和个人批评。忍辱负重，是华盛顿对社会压力做出的最终反应。
二、 结论
杰斐逊晚年在总结华盛顿历史英名的成因时写道：“说实在的，人品和时运从来没有如此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把一个人造就成伟人，把他送入那些值得人类永远景仰的英雄的行列”。杰斐逊在华盛顿执政时期，成为反对党共和党的领军人物。政治上的分歧和对立，导致这两个弗吉尼亚州出身的政治家在华盛顿卸任后，彼此断绝往来，几十年的同志友情就此中断。然而，杰斐逊在华盛顿去世十多年后，回首评论美国第一位总统的人品和伟业时，流逝的岁月洗却了他对故人的种种因政见分歧带来的恶感，留下来的是肯定崇敬之情。杰斐逊的人品加时运造就英雄华盛顿的结论，可谓画龙点睛的千古绝论。
毫无疑问，华盛顿的历史英名，是同他的个人人品和道德分不开的。华盛顿在其全部政治生涯中，无论是在大陆军总司令还是在全国总统的位子上，始终不恋栈恋权，克己奉公。如此一贯的高风亮节，决不是仅用社会压力就能完全解释得了的。华盛顿的道德自律和历史荣誉感，就像恒古不变的星空一样，时刻指引着他的政治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