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村运动始末 韩国新村运动四十年启示录
非我族类 2017-04-13
朴正熙
一次视察引发的运动
上世纪60年代，韩国推行了两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工业和农业发展出现严重失调，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年平均收入也拉大了差距。结果造成农村人口大量无序迁移，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再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到了崩溃的边缘。农业的相对落后导致国内工业产品市场的缩小和粮食进口外汇的浪费，威胁到了工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对这些严峻问题，当时的韩国政府开始积极寻找解决方法。
1969年，韩国前总统朴正熙在视察庆尚北道清道郡的一个村庄时惊奇地发现， 村民们在没有政府的支援下，自发组织起来，修缮村内桥梁和道路，改良屋顶，整顿围墙，表现出蓬勃向上的生活态度。朴正熙大受感动，于是在1970年的地方长官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运动，简称 “新村运动”。这项运动最初在农村推行，后来扩展到城市、工厂和学校，工作内容也由单纯的管理改革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成为一场席卷全韩的全方位社会改革运动。
渐进式的发展历程
韩国的新村运动，从1971年开始至今，一直持续了40年，主要历经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1~1973年)，是基础建设阶段，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住草屋，点油灯，吃两顿饭”是当时韩国农村的真实写照。1971年初韩国政府向每个村免费提供300多包水泥，让农民自主改造家园，从此拉开“新村运动”的序幕。
第二阶段(1974~1976年)，是扩展阶段，新村运动的范围迅速向城镇扩大。新村建设的重点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修建了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以及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政府对卓有成就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
第三阶段(1977~1979年)，是充实和提高阶段，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上，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
第四阶段(1980~1988年)，是国民自发运动阶段，主要是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1979年11月朴正熙遇刺身亡之后，国内政治不断动荡，新村运动受到种种批评。经过调整以后，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具有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以及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和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
第五阶段(1988年至今)，是自我发展阶段，具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
“就地”现代化
韩国新村运动，历程之持续，效果之显著，令世界瞩目，并使韩国一跃成为联合国扶贫方面的“优秀生”。这项“就地”现代化运动，成功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快速缩小了城乡差别，实现了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繁荣与稳定。
首先，农民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1971年，韩国的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还住在茅草屋中，但到1977年，全国的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60年代末，韩国只有20%的农户能使用上电灯，大部分的农户还在传统的煤油灯下生活，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1971~1975年间，全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000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实现了村村通车。期间建立的供水和排污系统，也大大地改善了农村的饮水和卫生条件，减少了由水源引起的疾病。
其次，粮食实现基本自给。政府推广“统一系”的水稻高产新品种和先进技术，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农民们在水稻生产中，学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团栽培”方式，使得水稻高产品种在极短时间内推广到各地农户，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从而使韩国于1974年实现了大米的自给，之后保持自给有余。
另一个重要的成就在于，农民收入的迅速增加。1970年，农户的人均收入是137美元，到1978年，农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649美元，8年增长了4.8倍。在70年代中期，农民的人均收入甚至超过了城市居民。
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有三方面：一是来自农业收入，如种植经济作物、专业化生产区、合作耕种和售卖等。二是通过创造非农业就业机会来提高收入。农村进行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造建设吸收了大量的农村闲散劳动力。新农村运动项目大多是在农闲时候开展，这样就减少了农村季节性失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和积累。第三是政府对粮农进行价格补贴。政府作为“愚蠢的商人”，从农民手中高价收购粮食，再低价卖给市民。
另外，农协组织迅速发展。自古以来，韩国农民因生活贫困而没有储蓄的习惯，但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到农协金融机构储蓄，每户农民的储蓄额从1971年的4300韩元(时价合12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24.5万韩元(时价合500多美元)。随着农民储蓄额的不断增加，由农协提供的农业生产资金也不断增多。在流通方面，农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农民在种植水稻高产新品种的过程中，施用的化肥和农药，以及农资、建材、家电等物质也都由农协来组织提供。
最后，农民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教育和培训，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机构。除此之外，新村运动的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还纷纷兴建起村民会馆，用来召开各种会议，以及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在各种活动中，农民不仅学习了先进的技术，还在各种实况展示和实践中体会到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
关键不在钱，而在思想观念的改变
新村运动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着眼于调动农民向往和追求新生活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在国家少量支援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助、合作，发展生产，摆脱贫困。
经历了新村运动全过程，并且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韩国农业部原副部长李相茂认为，要建设新农村，首先要培养个人的自主发展意识，进行“农村启蒙”，改造农民精神面貌，这是问题的根本，也应该是先行的工作。从韩国的经验来看，改善生活环境，关键问题不在钱，而在个人的思想观念转变。
韩国前总理李寿成也认为，政府对农村教育方面的支援，是最主要的并且最成功的一点。通过加强教育，农民树立了“做就成”的信念，激发了自力更生的精神，从而积极推动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和新产业的开拓，最终实现农村的进步。
比如，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韩国的大学在招生时都必须保证录取一定比例的来自农村的考生，不仅全部免费，政府还提供奖学金。李寿成认为，这种政策激发了农村青年学习的欲望，鼓励农村向城市看齐，是一种强大的动力。
对基层新村运动指导者的培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政策。来自一线的指导者，通过系统培训，责任心、牺牲精神和实际能力都明显增强。他们的具体指导，保证了新村运动的健康推进。而在农村，广泛开展的法制、公德、忠孝伦理以及环境等方面的社会性教育，则促进了农民素质的全面提升。
后期暴露出的问题亦不容忽视
李相茂认为，初期的新村运动是比较成功的，各国可以借鉴，但是后期出现了很多问题。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推进方式，虽然有利于高效率地推行国家政策，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顾地方的特殊情况和地区差异而强求一律的推进方式。同时，由于政府投资极为有限，农户平均负债在1970年~1980年之间飙升了21倍。韩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最终是在新村运动结束后才实现的，但是近几年来，韩国农村增收的速度又有所放缓。由于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无法为农村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农村空心化、劳动市场波动和城市贫困等又成了新的问题。2005年韩国农村居民收入占到城市居民收入的78.2%，比上世纪90年代下降10多个百分点。
另有学者认为，随着韩国前总统朴正熙于1979年遇刺身亡，新村运动就已落下帷幕。依靠朴正熙的强硬作风而推行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动员失效，70年代后期的“精神启蒙”运动基本失败。
（环球财经实习记者 邹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