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三世纪危机的重要原因：军队的堕落
非我族类 2018-03-09
导致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的原因很多，但军队的堕落是重要原因。军队发动内战，动辄废立皇帝，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军队忙于内战，疏于边防，选择能够给予他们最多战利品的人作皇帝，使帝国长时间遭受血腥内战和外族入侵的折磨。持续不断的内战中，军队像侵略者一样劫掠城市，罗马帝国陷入无政府状态。三世纪危机对罗马帝国是致命的打击，帝国从此拉开衰落的帷幕。
三世纪危机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危机时间之长，波及社会层面之广、危害之深为罗马帝国空前绝后。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三世纪危机是罗马帝国崩溃的开始。关于这场危机的史实已经不存在任何疑义，但与危机相关的一些问题及其发生原因，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首先，关于三世纪危机，西方学者使用了两个意义并不相近的词汇：chaos、——混乱、无序；crisis——危机。两个词汇哪个更准确、更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呢?笔者认为，chaos说明的是社会状况，crisis反映的是社会性质。很难断言孰优
孰劣。笔者认为，研究中应将两者结合起来，片面或单独强调一个方面似乎都有不周延之嫌。国内所见大多数世界通史类著述、教科书中，主要强调的是危机，并侧重强调这种危机是罗马奴隶制，是罗马帝国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等所谓“全面危机”。无疑，这些观点属于结论性意见。而如果探讨危机的现实，则不难得出“三世纪混乱”的结论。因此，三世纪的罗马帝国既是危机四伏的，也是混乱不堪的。
其次，关于三世纪危机的起点问题。关于三世纪危机的起止时间，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公元180年(而前苏联史学家则认为起点应是塞维鲁斯王朝最后一位皇帝被杀的235年)。是年，具有“哲学家”之称的罗马帝国皇帝马尔库斯·奥来里乌斯死去，把帝位传给了儿子康莫都斯。康莫都斯身上丝毫没有父亲的品格，他的即位标志着奥古斯都开创的“罗马和平”的终结，三世纪危机的开始。在此后100年里“，马帝国一直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军事危机所困扰。”三世纪历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在其《罗马史》中，形容奥来里乌斯死后的罗马帝国“由一个金碧辉煌的帝国变成了落满尘埃的铁锈帝国”。罗马帝国由有序进入混乱、危机，一直到284年戴克里先当政，暂时告一段落。这场危机的发生与持续，有非常深刻的社会原因，也是奴隶制发展的必然的结果。国内学者论及这场危机的原因时，多侧重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但实际上，这场危机之所以持续如此漫长的时间，军队制造了数不清的祸端，从中起到的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三世纪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无疑在于奴隶制政治体制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但一个主要原因却是罗马帝国军队的堕落。某种意义上讲，三世纪危机更像军事混乱。
一
西方学者认为，三世纪危机是罗马帝国历史上冲突和混乱再度发生的年代，最直接的问题是奥古斯都创立的政治体制的崩解，特别是军队选择皇帝方面的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奥古斯都创立的政治体制的崩坏，军队的堕落，促成并不断加剧着三世纪危机。这里，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军队堕落与三世纪危机之间的关系。纵观整个三世纪危机百余年罗马帝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军队既是三世纪危机的直接责任者，也是危机的参与者，各种祸端的制造者，使原本危机四伏的帝国进入了危机总爆发时期。
在剥削阶级为统治者的社会里，所有国度的军队职能都是相同的，即对内镇压任何形式的反抗，对外侵略扩张。在履行国家职能方面，罗马帝国军队体现得非常充分。某种意义上讲，罗马能够从台伯河畔的一个小城邦，发展成为庞大的帝国，保卫漫长的边境线免遭外族侵犯，与军队职能的充分发挥有密切关系。由于罗马帝国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征伐以及维护疆土和政权的需要，罗马军队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加之和平年代军队性质和社会一起蜕变的实际，军队的职业性质发生了改变，由从前拓疆辟土的国家武装力量，蜕变成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兵权在握的将领们进行政治斗争，争夺最高统治权的工具。于是，军队把保卫边疆的使命弃置一边“，积极”参与以争夺皇权为目标的种种争斗，乃至参加以皇位争夺为主要内容的内战。在这些争斗中，军队的角色不仅极不光彩的，而且毫无原则可言，不断以自己的好恶废立、取舍皇帝。“务实”的罗马军人选择皇帝的标准是“单一”的，即谁能够给予官兵更多的战利品、军饷、金钱，谁就是他们眼中的“好皇帝”，或者是“好皇帝”的候选人。问题在于，并不是有了金钱、战利品、军饷就能够平息军队，军队的贪欲是无止境的，他们总想得到更多的金钱，不能容忍皇帝的“小气”，在三世纪危机初期，为满足对金钱的贪欲，竟然毫无掩饰地、公开拍卖帝位——谁出钱多，谁就能够当皇帝。古典史家希罗狄安(Herodian)评论说：“(士兵们)丝毫不顾及脸面，毫无拘束地渴求金钱，同时将军们把对皇帝的尊重和情感抛弃一边。既然无人对杀戮皇帝的冷血士兵表示反对，或采取反对的行动，或阻止拍卖、出卖帝国政权的无耻行为，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家便进入了不光彩的无序状态。”希罗狄安是三世纪的当事人，他是在3世纪上半叶发出这一议论的。他的议论揭示了罗马帝国军队彻底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开创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而且包括皇帝在内的帝国政府对军队的无政府状态无能为力。早年罗马军队的爱国精神、爱国热情，在三世纪帝国境内消失得踪影皆无，成为一个纯粹的利益集团“，兵匪一家”的形式和内涵，在三世纪罗马军队身上一览无遗。庞大的罗马帝国依靠这样一支军队，后果显然是可怕的。
罗马帝国军队的堕落也属于“非一日之功”。从历史事实考察，最终的根源来自于共和国末年雇佣兵制的出现。雇佣兵制取代公民兵制，是罗马军队发展史上一个质的变化。公元1-2世纪“罗马和平”时期，军队的堕落已初露端倪，并为三世纪的全面堕落奠定了“坚实基础”。曾经不辞辛劳，为国家东征西战的军队，演变成为惟利是图的害群之马。进入三世纪以后，社会的动荡和无序，使得军队更加有恃无恐，以至形成了“军权至上”的局面。有兵差不多就可以问鼎王位的事实，助长了军队骄横与热中于内战的习气，使军队成为祸患国家，加害黎民百姓，弑君废主的不逞之徒。无论主要原因如何，三世纪每一次社会动乱都与军队有着必然的关系。“由几乎没有罗马化的行省组成的军团，利用手中的武器，把自己的司令官推上皇位。”三世纪的罗马城虽未遭到外族入侵，但自己的军队却常常在这里摆开战场，彼此间大加伐杀。三世纪时期的罗马帝国军队的堕落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于军队直接参与皇位的更迭，本来对国家稳定、统治阶级政权稳定起重要作用的军队，此时却成为社会动荡、混乱的主要根源。整个三世纪危机期间，罗马帝国充满了军队参与的各种内战和武装冲突“，在接连不断的内战期间……罗马陷入无政府状态。”而“无序是三世纪标志”。
西方学者在谈论三世纪危机的原因时指出，这场危机的发生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罗马帝国陷入了军事上的无政府状态”“；军队堕落是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军权至上”和“军事上的无政府状态”，从不同的层面说明了军队性质的改变。如同罗马帝国本质上有别于罗马共和国一样，帝国时代的军队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虽然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也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三世纪危机之前的“罗马和平”时期，军队尚能保持较强的战斗力，一些军队或多或少地还保有对帝国的忠诚。然而，三世纪里，罗马士兵也有“忠诚”，这种“忠诚”针对的是利益和金钱，而不是国家、民族。已经缺失了原有忠诚军队，热中于用手中的武器蹂躏罗马公民，拥废皇帝。从235至285年间，与军团之间厮杀相伴随，军队哗变和内战此起彼伏，皇帝接二连三死于非命。“一旦忠于某个人的军队已把自己捍卫疆界的职责放弃一边，帝国内部生活便会陷入混乱。”在235-284年的短短50年间，共有26位皇帝被军队拥上王位，平均不到两年便发生一次“非自然”的皇位更替，而在这26名皇帝中，仅有一人没有成为军队的刀下冤魂，属于“自然死亡”。其实，军队尤其是近卫军弑杀君主已不希奇，早在所谓的“罗马和平”时期，就有若干帝王死在军队、死在自己身边的近卫军手里。比较典型的是，68～69年的内战中，竟然更换了4位皇帝。至于三世纪，弑杀君主、由拥立皇帝引发的内战，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史不绝书。
192年，康莫都斯被杀。为了争夺皇位，罗马发生“一场长时间的、可怕的内战”。“参战”的罗马军团分成了三个军事集团：一支部队(来自西方)由派西森尼乌斯·尼格(Pescennius Niger，从前的近卫军长官，曾经在康莫都斯时代权倾朝野)率领，一支以不列颠行省为主力的部队由克劳狄乌斯·阿尔比努斯(Clodius Albinus)指挥，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Septimius Severus)则带领多瑙军团参战。三雄争权的局面以塞维鲁斯的最后胜利而告结束。塞维鲁斯通过军事手段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罗马帝国历史上的塞维鲁斯王朝。在三世纪，应当说塞维鲁斯王朝统治期间罗马社会和政局相对稳定，但当235年，塞维鲁斯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斯及其塞维鲁斯家族最后一位成员被反叛的军队杀死后，罗马帝国境内再燃战火，出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和外族入侵的局面。
罗马帝国历史上，235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不仅由此拉开了长达半个世纪内战、内乱和外族大举入侵的序幕，而且军队的祸患、“军队的无政府状态”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谄媚军人在235年之后变成了可怕的现实……在接下来的50年时间里，外族入侵和血腥内战交替折磨着帝国。”
二
无论是军队“质”变化，还是军队堕落原因与结果，涉及三世纪危机必须涉及罗马军队本身。我们这里所说的堕落，既包括了军队无恶不作的历史事实，更主要者还在于军队成员品质的变化。军队中来自行省的成分比重增加，这些来自行省的军队自然没有早年罗马公民那种爱国、为国打仗的精神，“他们所支持的是那些许诺给他们最多战利品的人”当皇帝。每当争夺皇位的战争爆发，军队一定是急先锋，而且“士兵就像入侵者一样，劫掠城镇”。罗马人自己的军队成为抢劫自己人的劫匪。忙于内战，忙于内部厮杀超过了保卫边疆。在许多情况下，拥兵坐大的军团司令官都有可能成为皇帝的“候选人”。士兵不是罗马公民兵性质的士兵，军官也不再是带领罗马军队拓疆辟土的将领了。“将军们杀戮皇帝没有第二种想法，只是为了杀一儆百，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傀儡拥上王位。”当军队的性质发生根本的改变时，皇帝的出身、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将军取代哲学家而跃登帝位，贵族的统治也变成了武力的统治。”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傀儡，即使不是傀儡，也深知自己是怎样登上王位的，对军队只有放纵，而不会有丝毫约束或制约。军队对于自己选择的皇帝，以获得战利品和军饷的多寡为尺度，有幸被选中者，等于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军队，甚至连拒绝的权力也没有。235年被军队拥上王位的马克西米努斯，曾有过不想当皇帝的打算，但由于惧怕穷凶极恶的军队，不得不接受现实。军队的堕落程度，由类似的史实可窥一斑。
“惟利是图的军队主要成员是那些来自文明程度很低的行省的居民，甚至是日耳曼人。各级军官对皇帝的忠诚超过了对帝国的忠诚。这些军官变成了一个外来的、提供高级官吏甚至是皇帝的世袭的特权阶层。实际上，罗马人雇佣的是仅仅法律意义上的罗马军队来保护他们。”罗马国家的贵族是公民的主体成分之一，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上，许多贵族家族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为国捐躯。而帝国时代的一些地方贵族连起码的公民的爱国之心也丧失得一干二净。因此，公民热中于享乐，满足于“面包加竞技场”的奢靡生活，也造成罗马军队成分变化由来已久的事实。罗马统治者选用“外人”服兵役既是一种必然，也属迫不得已，正是这种饮鸩止渴的作法，酿就了三世纪罗马帝国社会的动荡不安。
关于军队性质的变化，西方学者一直认为与军队成分的行省化有直接关系。认为，行省军队总是带有种族的特征或性质，总是对其他军队产生嫉妒之心，因此不断兴风作浪。其实，仅仅征召所谓的“外邦人”充军，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和关键，更主要的问题是，在罗马人征召军队困难时，什么人能够应征入伍已经已不过多考虑。帝国时代，由于社会腐化堕落日甚一日，罗马公民的传统爱国主义道德观念彻底缺失，自共和国末年以来公民人数锐减，在公民中征召军队面临着重重困难，某些富有等级的公民不愿意到军队服役，其他能够到军队服役的公民逃之夭夭，不得不采取一些强硬的手段绑架奴隶到军中服役。这样一支几乎属于乌合之众的军队，非但不会有保卫国家的责任感、义务感，只能给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在罗马帝国军队中，不仅有意大利半岛以外的“罗马化公民”，也有帝国不得已征召的境外蛮族士兵。“他们好战，为帝国打仗多于与帝国作对。但除了支付帝国境外的意想不到的蛮族军队的财政上困难外，当时皇帝面前总有进退两难的窘迫：一支小股部队意味着某个地方为侵略者打开城门，一支大规模的部队或几支部队则意味着叛乱的发生，一位行省将领继一个又一个将领之后被拥上王位，经历了短暂的不宁岁月后，便在一场新的叛乱中或波斯战争中结束了生命。在3世纪中叶，在迅速的王位更替中，几位很有能力的统治者和士兵同归于尽。4世纪的阿姆尼亚努斯(Am-mnianus)写道‘：我们不能否认，合法王子———正义的战士和保卫者的安全，即为他人寻找安宁的王子应当依靠所有人的热情得到维护。’”
军队的堕落与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相辅相成，可谓相互激荡。从根本上说，军队的堕落是整个罗马帝国堕落必然结果。在世风不古的罗马帝国，让军队不受到“污染”实在是不可想象的。军队所以热中于、积极地参与、干预帝位更替，一方面是由于有利可图，另一方面也由于皇帝的软弱无能。皇帝“胆敢”不听从于军队、不满足军队的种种奢望和要求，性命一定难保。但假如听命军队摆布，稍有“顾此失彼”，必然在劫难逃。因此，所谓的“好皇帝”的标准只是在位期间没有遭到军队的反对“，小心翼翼地满足军队各种要求”，惟有如此，在这样的“好皇帝”统治期间帝国才会不发生骚乱。然而，在三世纪里，这样的“好皇帝”却少而又少。
由于若干名皇帝本身即是军团将领，更由于军队的参与，所以有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军人皇帝时代”。一些悍将勇夫自恃手中的军队，不仅觊觎王位，而且常常在军队的支持下，一再上演“黄袍加身”的闹剧。走马灯般地更换皇帝，实际上说明了军队在帝国政治生活中强大的威慑力和参与皇位更替的历史真相。这一时期，帝国已经成为“不加掩饰的军事集权”帝国，历史学家认为这一过程是从180年开始的。编年史家塔西佗针对罗马帝国军队干预帝位更替的现实，不无感慨地声称“：帝国的秘密已大白于天下，在罗马城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产生皇帝。”同时，由于这些皇帝是依靠军队攫取的王位，不得不受制于军队，因此又被人称为“军营皇帝”。即他们来自军营，与军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也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悉数交付给了军营，自己也没有多少自由。这样的现实决定了他们中间“几乎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昏庸、冷酷和短命”。在皇帝的选择上，军队似乎并不是绝对没有“原则”“，地方军团情愿选择一位不理政事的皇帝。”因为只有这样的皇帝，军队才能为所欲为。
从理论上讲，军队是维系政权、维系统治者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是政权的支柱。但在罗马帝国却与一般规律大相径庭，军队已将自己保卫国家的天职弃置一边，以谁能够给予更多的战利品，谁能够让军队纵情劫掠，谁能够给军队更多的好处，谁就能登上王位，保全性命。于是，在三世纪危机的罗马帝国，许多时候不是皇帝选择军队，而是军队根据自己的好恶选择皇帝。在皇权无法与军权抗衡的年代，皇帝性命有朝不保夕之虞，很少有皇帝不惧怕军队的威慑力，只能听任军队胡作非为。这不仅是一种“主仆”关系的错位，而且说明了帝国政治在军队的扰乱之下，最基本的秩序也荡然无存。不断有皇帝被杀，又不断有皇帝被推上王位，军队成为罗马帝国政治舞台上左右局面的“主角”。军队既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皇帝，就有“权力”和“资格”将皇帝的命运玩弄于掌股之间，不止一位皇帝仰军队鼻息苟且偷生。由于每一次皇位的更替都伴随着内战和流血冲突，因此带给社会的动荡与灾难不言而喻。
在罗马军队中，奥古斯都创建的近卫军是一支特殊的军队。无疑，奥古斯都创建近卫军的初衷是为了皇帝的人身安全，但从公元前1世纪，到君士坦丁大帝遣散近卫军的几百年时间里，近卫军逐步演变成为作恶多端的“特种军队”，几乎每一次社会动荡、皇位更替都与这支军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是直接参与者，或是是非的制造者，许多皇帝死在近卫军刀下。近卫军已经不再是“元首的靠山，却竟成为伤风败俗的主要根源。”和军队成分变化相一致，近卫军也已不再是罗马公民组成的军队，先是在意大利人中间征召，后几经变化，行省军队也成了近卫军。近卫军的特殊地位早已引起了其他军队的嫉妒，因此在一次次的内乱中，近卫军往往成为焦点。一直到君士坦丁遣散近卫军，才算最终剪除了罗马帝国肌体上一个大的毒瘤。
特殊的年代和社会环境，造就了罗马军队的堕落，造成了极不正常的军队和帝王之间关系的事实。如果从帝位更替方面探讨三世纪危机，一定要涉及皇权与军权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换句话说，如果皇权强大到足以遏制军队、把握军队的程度，也许或多或少能够阻止动乱和军队无政府局面的发生，或多或少地阻止态势的扩大。而在罗马帝国几百年的历史上，父子相袭的嫡传君主制始终没有确立，或者说没有长时间地存在(只有为数不多的朝代实现了嫡传继承)。这是罗马帝国君主制一个极其特殊的性质。尤其在三世纪里，王位继承原则再次被打破，许多时候一个接一个的军人在军队的支持下登上王位，与王位传承密切相关的血缘关系被军事冲突、杀戮、暴力所取代。一部三世纪罗马帝国王位传承的历史，绝大部分是军队上演的宫廷政变史。
三世纪危机期间，对罗马帝国皇帝的评价似乎已经没有了正常的标准，即使是那些被军队拥上王位的将领，也很难保证自己不被凶悍、桀骜不驯的军队杀死。由于皇帝也有朝不保夕之虞，整个帝国主人实际上是军队，帝国国家机器的运转由军人操纵。和皇帝相比，军队已经成为无冕之王。于是，皇帝的命运结局如何，关键在于怎样处理和军队的关系。处理得好，皇帝可能会“善始善终”，假如处理不当，必定厄运难逃。同时，被推上王位者大多数深谙军队和自己性命的关系总会把满足军队的各种需要放在首位。假如忽视了军队的利益，则性命难保应在意料之中。在处理同军队的关系方面，193～211年在位的塞维鲁斯皇帝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他采取的手段表面上看是多种多样的，但实际上却可以简单归结为一种，即对军队的“慷慨大方”，军队对他的忠诚是依靠大量的赠予换取的“，他给手下士兵的金钱数目远远超过了从前的皇帝”。塞维鲁斯在三世纪危机的年代能够比较稳固地维持自己的帝位，主要原因在于，塞维鲁斯认识到了政治斗争、社会安宁与否同军队有着直接关系。比如，他改组了军事机构，解散了原有的近卫军，把自己军团的、最精良的士兵安插在近卫军中；军队的处境得到了改善，增加了各种勋章和奖章等等。但最主要的、也是最简单的办法是对军队的赠予和解囊之“慷慨”。与其说塞维鲁斯是在“安抚”军队，倒不如说是在收买军队。塞维鲁斯临死前留给他儿子一句著名的“至理名言”“：让士兵装满腰包，其他人可一概不管。”正是皇帝对军队这种纵容、姑息态度，助长了军队的骄横与跋扈。三世纪比较有作为的塞维鲁斯尚且如此，其他人便可想而知了。
塞维鲁斯后继者没有忘记他的“教诲”，尽情地满足士兵和军队的贪欲，但其他“4位皇帝在皇位更迭中暴毙，其中3位死于军事叛乱。”由此看来，即使对军队采取姑息的策略，也无法换来社会的安宁。三世纪的罗马帝国“，慷慨大度”的皇帝都无法“明哲保身”，而那些在军队眼里“吝啬”和“小气”的皇帝则更厄运难逃了。军队已经成为罗马帝国无人约束、无制度规范的“皇上皇”，地位更加突出，他们想要得到的就是金钱，假如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一定会与皇帝为敌。到了后来，罗马人终于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只要登上王位，就意味着离死神不远了。以致于“整个帝国没有人要这份定期必死的荣耀。”视当皇帝为畏途，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极为罕见，为罗马史所仅见。
不断的反叛、叛乱直接威胁着皇帝的生命安全。皇帝总要面临着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屈从于军队，与军队结盟，要么对其置之不理。在军队地位日益上升并巩固的三世纪里，和军队结盟有时也性命不保，而不结盟者的下场可想而知。皇帝在罗马帝国本应在政治生活扮演平衡多重社会关系的角色，由于军队在政治生活中日益重要，皇帝的角色早已无任何实在意义。
三
有历史学家认为：“帝国危机四伏，假如不是帝国内部的持续衰落，那么反叛将军和边境地区的蛮族也都不是罪魁祸首。强盛的国家衰败的内部原因多于外部因素。”并列举了三世纪一些皇帝痴迷于野兽表演，挥霍浪费，大兴土木等事例进行说明。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也许三世纪危机的发生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罗马军队，但由军队造成的混乱、危却是连锁的，军队的堕落是根源中的根源。当对维护国家稳定起决定性作用的军队处于无政府状态，只有忙于内争的心思时，自然会加剧内部混乱，给外族入侵制造机会。
三世纪，罗马帝国固守疆土已成为难事，更遑论对外征服了。边境危机是三世纪危机的重要表现之一。由于军队热中于内争，寻找自己的代理人——皇帝，边防空虚，从前慑于罗马军队被迫臣服的外族，而现在则不把罗马帝国放在眼里。与军队堕落、败坏相伴随的是边境地区吃紧，乃至不断遭到“蛮族”和异族的进犯。“乘军事上的无政府之机，日耳曼部落越过莱茵—多瑙边界烧杀抢劫。新兴的波斯帝国在萨珊王朝率领下，进攻并一度征服了罗马人在东方的领土。帝国的某些地区企图脱离罗马帝国，在高卢地区最明显；这些行动反映出区域性的爱国主义主张压过了罗马人的一统性。”在奥来里安皇帝统治期间(270-275年)不得不加高加厚罗马等城市的城墙，以抵御蛮族的入侵。强大的罗马已经成为历史。
有历史学家评论说：在“罗马和平”的年代里“，罗马政府做了两件事。其一是防御外患，其二是整理内政。”在这里，我们暂不评论罗马帝国的内政如何，就其防御外患来说，罗马人费尽了心思。对罗马边境构成威胁的外族比较多，其中以日耳曼民族为最。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来里乌斯于167年曾经击败了入侵的日耳曼人，但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日耳曼人入侵的危险并没有真正消除。罗马人对待日耳曼人的策略主要有三：一是武力征服，二是金钱收买，三是让他们在边疆地区居住，成为边境地区的居民。在三世纪危机期间，罗马人所有的策略全部失灵，无论如何也对付不了入侵的日耳曼人。军队的堕落不仅改变了军队性质，抵消了军队抗击外来入侵者的能力，而且也说明罗马帝国的国力日薄西山，成为强弩之末。
正是由于罗马帝国内乱的加剧与频仍，边境地区不仅危机四伏，而且蛮族入侵也日甚一日。缺少了从前那种屏障式保卫的边境，很容易被蛮族突破。除了日耳曼部落、波斯人之外，在三世纪里，法兰克人进入高卢，阿来曼尼人(Allemanni)突入意大利。这些事实“已经说明了罗马人对军队的调动软弱无力”。不断的外族入侵，不断的内战，走马灯般的皇位更迭，造成了三世纪罗马帝国独有的“军权至上”的局面。“造成第三世纪军权至上的局面并非出于偶然。内乱使帝国衰微，这种情形特别显在边境地区……罗马帝国曾以分裂的手段来征服各国，如今蛮族亦同时联合起来攻击罗马帝国，帝国基于防卫的需要，遂造成军人威望及军权大为提高的情势……”
连年不断的军事上的混乱，冲击了政治秩序，扰乱了民生，也极大地干扰了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使经济生活陷入了空前混乱乃至崩溃的状态。“与对健全的帝国致命打击的军事上的无政府状态和外族入侵相伴随的，是延长了的经济衰退。帝国再也无力扩张，经济停滞不前。”“持续不断的内战扰乱了贸易，给人口也相应减少的城市繁荣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中外学者都认为，三世纪危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发生有经济本身的原因导致，但就其外部环境原因来看，仍然与军队制造的种种祸端有着直接的联系。
内乱和军队之间的火并必然使经济生活失去正常的生长环境“，城市遭劫被毁，农田荒芜，贸易瓦解。为了获得军队的军饷和给养，皇帝们聚敛物资，急需掠夺劳动力，降低钱币的成色并引发了通货膨胀……外族入侵、内战、物价上涨、降低货币成色、农业生产凋敝、运输混乱不堪，对国家极度索求造成了危机中经济上的浩劫和饥荒。”西方学者用经济上的困境重重来说明三世纪危机的罗马帝国。由于内战不断，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曾经繁荣的经济走向萧条。“金银流向东方，劳动力奇缺，奴隶制和法律把不擅长从事做买卖的人同贸易联系在一起——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多皇帝是被军队拥上王位的，必定代表军人的利益，经济政策上必然考虑到军队的利益，军队的经济利益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蛮族入侵和军队造成的对罗马帝国经济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为了满足贪得无厌的军队官兵的各种需求，皇帝除了采取前面提到的种种“措施”外，不堪重负的税收和对实物的征收，也是对危机中帝国的致命打击。
军队是罗马文明存在、发展的根本保障之一。但由于军队的堕落，使罗马帝国的大厦在根基上发生了动摇。三世纪危机过后，君士坦丁能够使帝国得以一定程度的恢复，主要原因在于君士坦丁汲取了历史教训，比较好地解决了军队问题。但君士坦丁的做法只是治标，由于帝国危机沉重，军队堕落不可挽回，根本无法达到治本的目的。因此，三世纪危机实际上为帝国的灭亡敲响了丧钟。
关键词: 三世纪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