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从契卡到克格勃再到对外情报局
“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要求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创办一个可以“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机构”。一个半月之后,“全俄肃反委员会”成立,简称“契卡”。捷尔任斯基将其肩负的任务概括为: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和制止反革命和怠工行为,将其积极分子交由法庭处理,同时还进行前期侦查和预审。
当人权被秩序所侵犯时,人们开始指责“契卡”,但列宁不为所动。就像他对“契卡”的评价一样:“能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比什么都重要。”“契卡”诞生于布尔什维克立足未稳的特殊历史时期,直接诞生于列宁对秩序的坚持,这或许已经奠定了克格勃的历史底色。“契卡”沿着列宁划定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了下去,并迎来斯大林、亚戈达和贝利亚,而其创建者捷尔任斯基则被丢到了一边。在“大清洗”中,没有法庭,没有侦查和预审,克格勃完全沦为了个人独裁的工具。
被列宁誉为“全党最喜爱的理论家”的尼古拉·布哈林在接受审判前写下了《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这封信。在信中,他写道:“当革命思想指导着‘契卡’时,它捍卫国家不受反革命分子的危害,对敌严酷是有道理的。而现在它是腐败的官僚机构,迎合着斯大林的狐疑心理。它对内严酷,在毁灭别人的同时也在毁灭着自己。”
1991年8月19日,已于1954年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这个情报帝国第一次站到了政权的对立面,发动政变企图挽救苏联。这是一次不成功便成仁的行动,如果失败,克格勃将万劫不复,末代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十分清楚这一点。也许他到死都在后悔,他们的“阿尔法”部队无法从克格勃接到明确指令,最终失去逮捕叶利钦的机会。如果总部在“阿尔法”的数次询问中哪怕给出一次明确指示,历史都将被改写。
政变失败,克格勃只能愿赌服输。捷尔任斯基塑像被推倒,克格勃被迫取消了其内部的苏共组织,巴卡京开始主持改组克格勃工作。一位老克格勃闯进总部大楼,面对巴卡京喊道:“我是共产党员,到死也是!”巴卡京平静地回答道:“我只关心你的业务水平,你的信仰我不关心。”
到了选择的时候,很多人都被迫做出了改变,这其中就包括普京。政变发生后,普京辞去了在克格勃中的职位。他无奈地看着自己的国家陷于万劫不复之境,无奈地看着自己为之奋斗了6年的情报机构被大卸八块。
第二个“黄金年代”
“一个人抵得上一支军队,所以我萌生了当间谍的念头”。2000年的一天,普京对一位传记作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个人理应是对外而不该执行对内镇压的,是用来捍卫国家利益的——这就是普京眼中的间谍。
1968年,正是在这种对外间谍的感召下,普京萌生了去当间谍的想法,于是他更名斯维多考洛夫。二战期间,他打入德军内部,为苏军立下汗马功劳。1968年,根据他的事迹改编的小说被搬上银幕,电影名叫《盾与剑》。这一年,普京16岁。
1998年,已经在莫斯科重新开始政治生涯的普京被叶利钦选为克格勃主要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局长。7年前,叶利钦同巴卡京一道将昔日的克格勃大卸八块,对外情报给了对外情报总局,安保和监听给了保卫局和信息局,剩下的大部分工作都留给了联邦安全局。而它的总部就是卢比扬卡广场上的克格勃总部大楼。
当普京以安全局局长身份回到这里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回家了!”在一次会议中,普京对情报人员说:“不要为克格勃昔日的历史感到难为情,克格勃有很多英雄,我们要为他们的业绩感到骄傲!”那些英雄是谁?当然是那些“对敌严酷”的英雄,而不是那些“对内严酷”的党棍。
2004年,在普京的命令下,捷尔任斯基雕像被重新竖立,尽管是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小村庄。
随着普京的崛起,俄罗斯情报机构迎来了第二个“黄金年代”。他们的规模不断扩大,经费不断增长。昔日的克格勃也纷纷占据重要位置,他们是:谢钦(普京心腹、俄副总理、“俄罗斯石油”公司负责人)、祖布科夫(俄副总理、“俄气”集团领导人)、弗拉德科夫(前总理、对外情报局局长)、伊万诺夫(副总理),等等。在高峰期,有70%的政坛人物是前克格勃或前武装力量军官,因此人们为他们送上一个绰号:“强力集团”。
2004年,一部名为《生死倒计时》的影片在圣诞节期间登陆莫斯科各大影院。影片以曾经震惊世界的莫斯科剧院绑架案为蓝本,反映了新一代俄罗斯特工智勇双全的“英雄本色”。这位能够上天入地的智勇特工是好莱坞式的英雄人物,也是一位俄罗斯间谍。决定投资这部影片的正是普京,而他麾下的俄安全局则为影片拍摄提供了装甲车、运输机、坦克等等一大批真家伙。
这些都宣告了一点:俄罗斯间谍回来了。他们不是克格勃,而是新一代的俄罗斯间谍。俄罗斯间谍新旧时代的分割点或许就是普京辞去克格勃职务的时刻。当捷尔任斯基的雕像被重新竖立起来时,一切都回到了这位先辈预先设定的轨道里。
新时代的克格勃
现在,掌管俄罗斯间谍的机构是对外情报局(SVR),它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现代版,相当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负责对外情报搜集,而其同为克格勃继任者的联邦安全局则专责反情报及国内安全。由于普京的特殊关照,SVR在后冷战时期的今日极度活跃。
SVR在官网说明任务指出:“本局是一个现代特勤机构,由天赋优异、动机强烈,忠于祖国与军事责任的员工组成,主要目标是及时破获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威胁。”来自美国和德国的报告却称,俄对外情报局和军方情报局在1991年到1993年增加了12%的情报搜集力量。据德国内政部最近提出的一份报告,SVR目前有1万3000名员工,其中许多以外交官、记者等掩护身份派驻德国、英国、美国等地,活动积极、谍报频频。
SVR曾表示,苏联解体后它的任务有根本性的改变,且已停止冷战时期的“全球化”策略——在全球每一个有西方密勤人员的地点派驻特工,目前它只在攸关俄罗斯实质而非想象利益的地区活动,其现任局长弗拉德科夫及其前任普里马科夫都曾出任过俄联邦政府总理一职。
著有五本冷战情报机构著作的列奥尼德介绍说,俄罗斯情报机构在上世纪90年代初陷入了混乱,当时,特工大量流失,海外资产也大批失踪。但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这些人员重新集结,他们建起的网络重新恢复到苏联解体时的规模。
美国逮捕11名俄罗斯间谍事件发生后,全世界都大为震惊,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现代的克格勃——SVR,就连前克格勃将军卡路金也深感震惊:“这是对过去时代的一种回归,但即便是在冷战最糟糕的年份,我认为在美国的探子也不超过10人。”在很多人看来,美国一下子抓到11名俄间谍,要么是因为俄对外情报局早已不如克格勃那么专业化,要么是因为FBI的技术更加老道。
不过,SVR和联邦安全局对此全无兴趣。每个人都发现,俄罗斯政府上下始终对此次间谍事件并不感冒。显然,他们现在的着眼点并不在这些特工身上,除了遍布世界主要各国的、像安娜·查普曼一样的探子之外,他们还打算再次把目光对准国内,重走克格勃成立之初的老路。
2010年4月,一份提案引起轩然大波。提案由普京领导的俄政府提交,内容是扩大俄安全局权限。如果提案得到通过,俄特工今后将可以不通过法庭,直接把被他们怀疑威胁国家安全的人拘留。
当初,捷尔任斯基成立“契卡”并告诫它“将反革命分子交给法庭处理”。但是,斯大林的“契卡”没有遵守这一切,否则就不会有那封《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件。难道历史要重演?
普京上台后面临的局面与当年列宁的处境如此相像,政权的威信亟待建立。通过“强力集团”的建立,垂直执政体系的成型,普京牢牢地抓住了俄罗斯的权柄。在这一过程中,联邦安全局和对外情报局亦功不可没。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逸出戈尔巴乔夫自由化改革所创立的制度框架,安全局和对外情报局亦没有逸出捷尔任斯基创立的那个框架。尽管出现了政权党,但俄罗斯坚持着多党制,坚持着总统和议会的普选,而安全局和对外情报局也一直没有被赋予随意逮捕的权力。
那么这一次,克格勃的继承者——对外情报局和联邦安全局,会逸出这一框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