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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城邦战争的研究观点 城邦战争的一般程序是怎样的

非我族类 2017-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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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历史中战争是非常重要的标志,基本上古希腊历史就是以几场战争作为分界线的。由于年代久远,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古希腊城邦的战争究竟是怎样的,史学界的研究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资料。关于希腊城邦战争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除了战争在古希腊城邦中的地位问题,城邦战争的一般程序也有了大致的描画。
  古希腊战争情况
  古希腊军事,传统上包括了大量使用步兵作战。希腊最典形的步兵为希腊重装步兵组成的民兵,以轻盾兵、弓箭手和骑兵为辅助。方阵步兵通常会以锥形或长方形的方阵前进,而抛矛兵会在两侧骚扰敌人。一般的方阵是由方阵步兵紧靠着,盾牌放在前方而组成的人墙,在于防卫可以拥有很大的优势,不过缺乏机动性。希腊重装步兵的名字来自于他们使用的圆盾。由于所有士兵的装备全部都由自己购买,所以士兵缺乏制服,战场误伤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古希腊城邦战争的研究观点
  学术界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战争是古希腊人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处于他们日常生活的中心,古希腊人把战争看作是如同生命诞生与死亡一样自然的事情,而城邦的思想家们,相对于造成战争的原因,他们宁可更加关注政体的变化。人们认为希腊人是如此热衷于战争,以致他们几乎终年处于战争之中。而无论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还是色诺芬,波力比乌斯,他们给我们展现得无一不是一幅幅战争的画卷,一首首阿瑞斯的赞歌。
  而实际上,有学者在研究了雅典人在公元前7世纪末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历史后发现,虽然这段时间内充斥着志愿者的远征、劫掠、雇佣军战争、城邦间的竞争与冲突,但让人吃惊得是,竟然没有一次城邦正规的动员与作战。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的适合服兵役的雅典公民,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避免参加任何战斗而平静的渡过一生。不过进入下个世纪后,由于雅典追求霸权的野心,这种平静的生活已经不可能了。
  不过,不得不承认,希腊人往往把战争看作一种解决纷争矛盾的手段,且战争往往与城邦公民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各种政治形态、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往往通过战争作为一种解决。而这些冲突,却常常披上了宗教、对友邦的义务等荣誉外衣。
  古希腊城邦战争的一般程序
  宗教

  希腊人的战争与宗教无论精神上还是形式上都紧密关联,因此宗教活动总是与其相始终。
  作为城邦公民,除了参加城邦的政治生活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作为公民兵为自己的城邦而战。
  在爆发战争之前,希腊人往往会征求神谕。神谕往往通过祭司之口转达。有记载认为祭司通过特殊的训练,在药物及香薰得作用下达到出神的状态,并在神智不清时口述神谕。至于神谕本身的含义,祭司们并不解答。在泛希腊的神殿中,戴尔斐(Delphi)神庙算是最出名的一个了,甚至在罗马将希腊划入其行省后,戴尔斐神庙及其公社都得到了特殊待遇。从神庙得到的神谕往往是含糊不清的,而希腊人有时也会走访几个不同的神庙同时听取神谕。神庙的祭司们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斯巴达人来山德为了推翻斯巴达王权,多次试图贿赂神庙但未得逞。又如雅典的珀西特拉图斯(Peisistratus)僭主执政时期,适逢戴尔斐神庙于前548年被焚毁。与珀西特拉图斯斗争失利而被逐出雅典的海岸派阿尔克迈翁尼家族,奉献给神殿大量资产,并满足了女祭司的心愿重修了神庙。于是每当有斯巴达人来请求神谕的时候女祭司总是谕令他们解放雅典,直到斯巴达人出兵推翻了珀西特拉图斯之子希皮阿斯(Hipas)在雅典的僭主统治。
  在请回了这些模糊不清的神谕之后,城邦内就会召开公民大会来讨论这些神谕。与其说他们是请回神谕来做自己的行动指导,倒不如说城邦内的政治集团利用这些神谕来大做文章,强化自己观点的说服力。地米斯托克利把“木制的墙”解释成船说服雅典人民放弃城市而走上他们的舰船;斯巴达王阿格劳西斯二世在来山德的帮助下,将“颇足的国王”解释为“私生子”从而登上了王位。在战前的公民大会上是政治家展示其口才和影响力,打击其政治对手的地方,神谕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其附属。一旦决定开战后,他们就会派出传令官向敌人宣战,而战争期间两个城邦所有的交往都要求有传令官的出席。
  备战
  在战争之前,还有两个必要的步骤。一个是向神祭献,或是向城邦的守护神,也有部分城邦向埃罗斯(Eros 爱神)或者贞女祭献。二就是确定出征的公民名单。雅典的十将军会将名单公布于每个部落传说中的命名人的纪念碑上,凡是榜上有名的公民,就会去准备这次出征的装备和食物。
  重装步兵由城邦公民组成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他们财产的审核。一套完整的重装步兵装备大约要消耗34千克以上的木材和金属。包括重约9千克的盾牌,13-18千克的胸甲,4-10千克的头盔、胫甲、剑和矛。一个普通公民将会把他几个月的收入付给熟练的技师们来换取这样一套装备。
  而骑士(雅典第二等级,也被译为马户)阶层也并非有什么特殊待遇。平时他们负责照顾城邦的马匹。如果养护不周,或者马匹无法保持在行列中的位置不听指挥的,马户会被处以罚金。由于希腊的地理环境因素,早期的战争骑兵并不受重视;而在马蹬发明之前,骑兵甚少能在重装步兵的铁壁面前起什么作用。如雅典的骑士阶层往往会充当步兵出战,其名册也会由议事会成员来决定。他们或许会骑马赶赴战场,但如同在马拉松会战时一样,他们宁可让马匹留在后方吃草,而自身徒步加入方阵。在希罗多德的记载中,甚少会发现希腊城邦联盟中骑兵的身影。而在众多希腊城邦中,拥有十倍于雅典领土面积的帖撒利亚Thessaly是个特殊的例子。他拥有希腊最大的领土和最广阔的平原,以其贵族骑兵而闻名,后来在波斯远征军和亚历山大军中都是一支活跃的力量。有趣的是,公元前6世纪时,当雅典人求助于帖撒利亚的骑兵时,还特地清理了阿提卡地区以方便其活动。
  至于轻装步兵、弓箭手、投石手这些“无地的穷鬼”们,往往是由奴隶、外邦人充任。他们并不受重视,而且往往甚至没有什么用武之地。波力比阿就记载过:战争的“双方有约:不用暗器或投弹武器。”
  同时食物等其他补给也都是自备的。因为当时的城邦战争几乎没有“后勤”的概念,甚少有城邦会为那一个下午几个小时的战斗准备一只后勤纵队,一般城邦战争往返并完成战斗只需要花费三天时间,直到公元前5世纪后勤工作才被注意。与雇佣军的情况类似,战士们除了自备的补给之外,还会在途中通过专门的市场购买补给。
  出征
  在一切准备停当后,所等待的就是一个合适的日期出发了。希腊人会虔诚的等待吉利的征兆。或许是天空中飞过的猫头鹰(雅典人),或者是秃鹫(斯巴达人),或者是城邦神殿中的一条蛇,每个城邦都有些独特的吉利兆头。同时日期本身也很重要,有些城邦会等待弦月之后出发;马拉松战役时斯巴达人就以一个月的第九天月亮没有圆不能出征而拒绝雅典人的求助。
  当合适的日子出现了,在宣誓和告别后,一只大军就出发了。后来的罗马时代的行军有时也会有些类似,即在军队之外,还会有商人、杂耍艺人、歌手、妓女等等试图从这场战斗中得利的各色人等组成一支熙熙攘攘的队伍。
  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行军中希腊人会高举着自己城邦的守护神。对于希腊人来说,城邦间的战争不单是人的战争,同样也是神与神之间的战争。他们认为在战场中是以神的名义作战,自己城邦的守护神不但会保佑、祝福自己,同样神也会亲自加入战斗,以对抗敌对城邦的守护神。人之间的宣战同时也代表着神之间的宣战,人在战斗神之间同样也在战斗。因此如果人定下盟约,神也在同时定约。为了表示这一点,盟约的双方会允许对方公民参加自己神祭典,同时也会有一座两神手牵手的雕像或者圆像来纪念这一神的盟约。
  同时出现在军队中的还有预言家、祭台、圣火等等连接人与神的桥梁。
  战斗
  如同许多作家所记载的,希腊人会在战斗前约定好作战的地点。这通常会是被攻击城邦外围的一块良好平原。排好阵列之后,希腊人依然不会忘记那不可缺少的牺牲。斯巴达人在普拉塔亚战役中,甚至在自己的战士不断被波斯人射倒时,依然岿然不动,直到牺牲显出吉兆。也就是说只有有了吉兆之后,他们才会展开军事行动。
  在发表了一番简短的演讲之后,统帅就会站入方阵的行列中——当然,是属于精兵所在的第一列。不需要战术,不需要策略,不需要计谋,一场堂堂正正的希腊城邦间的公民战争中,统帅没有任何理由站在远离第一线的位置。统帅身边的位置也是一种荣誉。斯巴达人的步兵行列中,国王身边紧紧跟随着一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曾经有人问一位斯巴达人,问他从奥林匹克竞技中获得了什么好处,他微笑着回答:“当我杀敌之时,将站在国王之前。”
  一切就绪后,进攻的号角吹响了。双方的士兵徐步或是跑步进入战线。同时伴着战呼(battle-cry),希腊文专成拉丁字母的写法是alalai或者alalalai,是一个表现这种令人胆寒的叫声的拟声词。斯巴达人则会头戴花环,伴着吹笛手演奏的颂曲,唱着凯歌进入战斗。他们怀着勇气和自信,安详的投入战争,因为他们是进行着如此崇高的一项事业,上界的神灵与他们同在!
  重装步兵方阵间的战斗是残酷而激烈的。这一场比拼意志的战斗,双方的目的都是想把对方赶出战场。同样使用密集方阵的双方形成了绵长的战线。密集的队列限制了个体活动的空间,个人英雄主义让位于集体行动,个体的较量延伸为群体的对抗。一个站立士兵的铜头盔和胸甲对于那个时代的武器来说几乎是不可刺穿的,于是更多的伤害集中在身体裸露的部分----手臂、腿、盔甲间的空隙。大出血、彼此践踏造成的伤害、伤口感染,这些往往是致命的。保护更周密的头盔往往是以丧失个人的视野和听力为代价的,加上战场上的恐怖气氛,出现混乱就不足为奇。公元前424年当雅典人在德利姆被包围时,他们彼此错认而互相残杀;在西西里岛中,远征军同样陷入了这种混乱,互相攻击。
  但战斗总会分出胜负。战线上往往会出现一个转折点(希腊文称之为trope)。在这个点上,一方的意志崩溃而溃散,如同堤坝决口,一个小小的漏洞导致整条战线的全面失败。胜方会乘胜追击,骑兵、轻装步兵们将制造出更多的死亡与恐怖,直到将敌人赶出战场。但这种追击是有节制的,并不会深入太远,统率们也不会下令全军继续追击。众所周知,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在相持的战斗中伤亡率并不高,大量的死伤出现在胜利者追杀溃逃敌军的时候。因此,这种战争通常胜方的伤亡率约为5%,败方为15%,并非太高。
  战斗结束后
  胜利者的注意力现在会集中在战场上。希腊人战斗的通行游戏规则是占领并控制战场的一方就是胜利者。而这控制体现在两个方面:胜利纪念碑,安葬死者的权利。
  敌人尸体上的一切物资会被搜掠一空作为战利品,而战胜方的遗体会被一一收集好,辨别身份并做好安葬的准备。(关于辨别身份,斯巴达人会携带刻有自己名字的物品,例如手镯。)士兵们会建立一个胜利纪念碑,这个纪念碑往往会被设立在那个使战斗发生关键性转折的点上(trope)。胜利纪念碑(希腊文trophaion)在词源上于转折点(希腊文trope)也有莫大的联系。胜利纪念碑往往会是宙斯的形象——胜利之神。而缴获的盔甲和武器则被悬挂在树桩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那场发生在公元前545年的冠军之战。作为进攻方的斯巴达人和阿哥斯人进行了一场典型的仪式化的战斗;双方约定各自派出300名战士,在约定的地点进行战斗。最终只剩下2名阿哥斯人和1名斯巴达人。阿哥斯人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胜利于是就离开了战场,而剩下的那名斯巴达人则依照传统的规则留在了战场上,并用传统的仪式宣布了他的胜利。这场战斗可以看作是希腊式城邦战争模式的一个的典型。
  希腊人相信死灵是神圣的,而死者的灵魂生活于地下,与其遗体一同安存于地底。且必须得到有一定仪式的安葬。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死无葬身之地”更加恶毒的诅咒了。失败方放弃了战场也就等于放弃了他们公民的遗体,没有一个城邦会容忍他们的人民曝尸旷野而灵魂不得安宁。因此,在失败后与胜利者签订的和约中,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请求胜利者允许他们从战场收回他们人民的遗体。没有哪个希腊城邦的统率会拒绝这个请求,否则将会是一个违犯希腊世界道德准则的行为。曾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阿努吉斯(Arginusea)海战里,雅典海军在胜利后乘胜追击,并留下一艘舰只打捞遗体。但这艘船却遇到了风暴而被迫放弃。因此,虽然得胜而归,但这参加海战的十位将军却因为没有使雅典公民得到安葬一致被定罪而遭诛戮。
  俘虏们则一般会由亲友们赎回。在实行奴隶制的古希腊社会,并不鼓励在这样一场堂堂正正的重装步兵战斗中变卖俘虏到的敌方公民为奴隶。至少在伯罗奔尼撒地区赎金是有一个通行的标准的:每个被俘战士2米纳。
  战利品的数额是大量的,一般会在几百塔伦甚至上千塔伦之间。首先会有1/10被奉献给神,这往往是奉献给戴尔斐神庙或者其他泛希腊圣地的,希罗多德就记载了很多圣地中精美的奉献物。剩下的青铜装备以及其他的战利品会被带回城邦进行分配。当然,战士们会将许多小件的物品归为己有。
  剩下的就是战士们的凯旋,城邦的庆典,战士们在战斗中的表现会被公开的评论,同时也少不了对神的隆重感恩。
  这里只是说得是一种最常见的城邦战争。可以理解为一种双方试图通过战争解决矛盾的“仪式”,这种仪式充满“神性”与人性的节制。而类似雅典人屠灭米地兰(Mitylene)这种以消灭对方城邦为目的战斗在此并未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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