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城邦文明为何注定衰落：兴于独立 亡于独立
非我族类 2017-09-13
一、城邦——自然地理和历史机缘的促合
城邦就是“一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没有辽阔的疆域领土，每一个城邦就是一个拥有自己公民和独立主权的城市，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自治的城市国家。
古希腊城邦的形成，其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机遇的促合是一个重要因素。“古代希腊是一个地理和文化概念，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以爱琴海区域为中心，包括黑海沿岸、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等希腊移民区。爱琴海地区是古希腊文明的发源地和中心，希腊城邦或点缀于地中海中，或分布于地为海沿岸和与地中海沿岸相通的黑海沿岸。地中海是希腊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么一个沟通欧、亚、非三大洲的海上交通和航行的咽喉要道，这种独特而宝贵的地理优势以及会相应带来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必然会令周边后来发达强盛的异族人所觊觎，同时，各城邦间也必然会为争夺海上霸权相互争战。因此，希腊城邦在几乎大小不断的争战中相互消耗、损伤，以致后来遭到外族入侵并毁灭，其所处的海上交通之地理优势，可以说是希腊人无可选择的宿命之一。
古希腊多元格局、各自分散独立的城邦政治，与它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有关系。“古希腊的地理版图十分破碎，如一块由各色大小不同的破布拼成的褥垫一般。“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统一的政治中心和中央集权的国家不易形成”。这首先在自然条件上构成了希腊城邦分散自治的客观前提，加上历史机遇的促合，城邦自然而然形成。
希腊城邦前期的迈锡尼文明经特洛伊战争衰败后，北方一支希腊人多利安人南下入侵，大大推进了海外殖民，冲垮了希腊各部落比较脆弱的统一联系的纽带，使希腊世界粉碎为许多七零八落的碎片，分布在广大区域内，各自筑城而居，形成界限分明的、分散的、自由而且独立的、自治的城邦。每一个筑城而居的殖民地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各自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也正是希腊人海外迁移和殖民所期望的结果。“富有冒险精神而又感到在故乡没有他的地位的希腊王侯们已经在靠近加里亚和吕底亚的罗陀斯和其他岛屿上定居了下来”“，殖民不是由于在希腊发生了一般意义的人口过剩，而是由于贵族和王候家族中发生了人口过剩”。“希腊人这种自立户的强烈愿望，其实不仅决定民殖民城邦遵循‘分裂繁殖’的扩张路线，也决定了这些殖民城邦老是相互竞争，相互敌对，不能团结起来对付全民族的共同敌人。”
希腊“分裂繁殖”的子邦与母邦之间也是相互独立自治的，而非依附与服从的关系。因此“‘分裂繁殖’式扩张的重大后果之一，是无法为数日趋众多的殖民城邦中形成一支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国家”。“新殖民地最初是多方面依赖母邦的，一旦它具有足够的居民，建成一个自给的独立社会，它就组成为一个独立于母邦之外的国家了”，“新殖民城市很快就成为无助于母邦的政治军事威力的独立国家”，而且会同其母邦发生战争，如科西拉同其母邦科林斯之间的战争，后由于雅典的干涉，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自然地理条件与历史机缘就如此恰到好处地聚合在一起造就了古希腊众城邦的独立自治，每一个城邦都成为一个政治实体，拥有绝对的对外独立、对内自主的权力和权利。这也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传承他们的公民文化和灿烂文明，似乎他们的文化和文明只属于自由独立的城邦。
二、城邦的独立、排外——神和血缘崇拜所铸就
古希腊人刻骨铭心的城邦崇拜，从深层来说源于他们对神的尊奉和血缘关系的珍视。早在远古时期，希腊人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宗教，“它崇奉的是家族的神、部落的神，绝对排外的神”。神坛、圣火，被家族后人小心守护和延续着，不许家族以外的人染指，神餐等其他宗教仪式不准外人参加，甚至被外人窥见都被视为不祥。神坛也不许外人跨入一步。几乎每个希腊城邦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如斯巴达的阿波罗神，雅典的雅典娜神，尤其著名的帕台农神庙和拉裴尔神庙建筑更是希腊人深深崇奉神的标志，每当城邦战事或做重大决定时都要去问神，求得神的启示和恩准。当然神的崇拜是与家族血统关系紧密相联的，在《荷马史诗》中，城邦是一种血缘集团，部落成员间的血缘纽带被视为神圣的，血缘部落与外人之间的界限是非常严格的。同一血缘集团的人自视为一个“自然”的整体。
希腊人这种深入骨髓的神崇拜和血统珍视铸就了他们独立、排外的性格，“部落的宗教是极端封闭和排外的，它在部落成员和外邦人之间设立了坚深的界限，也使部落成员有一种一体化的感觉。”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城邦与城邦之间不可能有融合或统一，相反更多的是争战与竞赛。这种神和血统的崇拜和珍视，也直接和城邦的公民权利相联系，伯朗士指出：“成为公民”的希腊文含义为“始分神物”。公民的其他权利都由参与部落宗教活动的权利而来。因此，影响城邦分裂与争战，决定城邦的兴衰命运最重要的因素，是由希腊人公民权利而致的城邦信仰，由公民自治而形成的城邦本位主义。
三、城邦争战而衰——公民深刻的城邦宗教情结之宿命
希腊的公民与城邦息息相关，不是因为外在的利益或统治，而是公民内在于心的虔诚的城邦信仰。从词源上来说，在希腊文里，“公民”(polite)由“城邦”(polis)一词衍化而来，意为属于“城邦的人”。他们属于城邦，城邦也属于他们。“区别城邦的标准，不是看它的国土、城垣、人口，而是看它是否由公民组成。‘城’与‘邦’可以分离，‘城’毁而‘邦’却依然可以存在，只要有一个公民团体，有他们的神和组织，就有城邦。”
希腊的“公民”权利不同于现代国家的公民权利概念，城邦的公民切切实实享有城邦的政治权利，“他们把城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自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财产、家庭、利益、价值、荣誉、希望，他整个的生活，肉体的生命与精神的生命，甚至死后的魂灵都属于城邦，系之于城邦。在城邦中，有他的一切，失去城邦，便失去一切……沦为奴隶或外邦人，往往还遭到屠杀。城邦繁盛，首先得益的也是他们。他们最珍爱的自由是唯有在自己的城邦里才能得到的。”158所以，在希腊历史上因外族入侵的契机而实现过几次联合或同盟，但是政治上领土、主权的完全统一仍然遥不可及，他们满足于狭小城邦内的自给自治，充分完全的自由与独立。毕竟，“城邦领土的扩张，便意味着公民集团的扩大、公民与国家关系的疏远以及公共生活的松懈以至完全丧失”，意味着公民的权利越小，公民与国家的距离越远。公民之间的紧密的接触及对公民权的珍视，对于雅典帝国的统一起了不可克服的阻碍作用。贝尔克尔说：“五世纪中，雅典曾经企图搞城邦的统一”，但“它的政策失败了；它的失败是因为它和它的同盟者同等地受到了‘自治、自给的城邦神圣不可侵犯’这种思潮的妨碍，所以不能上升到一个巨大的、非城邦的、联合在一种共同公民权中的国家的概念。在雅典这方面，它不能把它的公民权扩大到盟邦去，因为它的公民权意味着——而且也只能意味着——出生于雅典，完全地参与当地的生活、心性和气质之中；在盟邦这方面，即使雅典的公民权，它们也不能接受，因为这些城邦的公民权，对它们来讲所意味的是恰好同样的东西。”“共同的公民权会使有关系的一切人发生‘一种无法忍受的一神主义’的宗教感情，因为对城邦的崇拜，事实上是一种宗教。政治上的多神主义是希腊的信条；这种信条倾覆了雅典帝国……城邦的宗教瓦解了雅典帝国。”
深深植入每一个希腊公民的城邦情结，注定他们无法统一在一个强大主权国家里，注定他们的辉煌文明无法长久的持存并发展下去，相反是从里到外地走向灭亡。公民自治的城邦本位主义他们一方面能在外敌入侵的关键时刻紧密团结起来，发挥城邦制度特有的民主独立和英勇善战的民族精神，共同对付外敌。如在希波战争中，“希腊人联合起来，英勇地击退了波斯的侵略军队”，但另一方面，外族入侵平息之后，他们又进入了大伤元气的内战之中。“希腊人——那些在战争中共同作战的和那些后来背叛波斯而来的——分裂为两大集团：一个集团以雅典为领袖，一个集团以斯巴达为领袖。雅典和斯巴达显然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各有同盟者，彼此间发生了战争，而其余那些自己有纠纷的希腊国家，时而参加这一边，时而参加那一边。所以自从波斯战争终结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中间虽有些和平的时期，但是就整个情况说来，这两个强国不是彼此发生战争，就是镇压它们同盟者的暴动。”希腊最强大的波斯帝国和雅典帝国，并没有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完成希腊的民族统一，反而是它们长时期断断续续的内战导向了衰落。
如修昔底德所说：“过去最伟大的战争是波斯战争，但是那次战争在两次海军战役和两次陆军战役中就迅速地决定了胜负。而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持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公元前431-404年)；并且在整个过程中，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痛苦。过去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被破坏，有些是外族军队做的，有些是希腊国家自己做的；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流亡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生命丧失——有些在实际的战斗中，有些是在国内革命中。”雅典和斯巴达之间这场持久的破坏性战争，即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历史的转折点，希腊社会开始由繁荣走向衰落。“在这次战争中，希腊奴隶社会所固有的一切矛盾———奴隶与奴隶主之间，自由民各阶层(民主党与贵族党)间，两个同盟集团间，盟主国与同盟国间的一切矛盾———都暴露出来了。”所以，修昔底德叹息说“这些革命的结果，在整个希腊世界中，品性普遍地堕落了，观察事物的淳朴态度，原是高尚的标志，那时候反而被看作是一种可笑的品质，不久就消失了。互相敌对的情绪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每一方面都以猜疑的态度对待对方面。”
这次战争，不仅造成整个希腊城邦大伤元气，尤其是维系城邦生命的公民文化遭到重创。战争造成了经济破坏、公民人数的减少和奴隶的逃亡。到战争结束时，大多数城邦已经疲敝不堪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开始了普遍的土地、手工业和商业的集中过程。它造成了公民内部的剧烈分化，小生产者大批破产。在一些城邦中，贫富分化造成公民人数锐减；在另一些城邦中，由于公民身份与土地分离，改变了公民的成份和素质，作为城邦政治支柱的公民集团开始垮掉了。
后来，希腊再经过马其顿帝国和罗马人的扩张吞并，其城邦公民人数消减得几乎寥寥无几了，由此希腊城邦政治的基础彻底漰塌了，传承其民族文化和文明的主体丧失了，这就意味着古希腊城邦公民文化的最终衰亡。
不过，也正是城邦自治自给的根本精神，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成为创造性的希腊城邦文明的根源，这种自由独立空气下的创造性是希腊城邦独特的优点，它的学术文化和艺术文化，我们今天也望尘莫及，叹为观止，如建筑雕刻艺术，著名的雅典娜神庙、忒修斯大庙以及豪华富丽的、饰以巨大柱廊的雅典卫城正门，以及各式各样的精美雕刻、壁画、壁像装饰等；还有至今仍然光照世界的著名的自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戏剧家、历史学家、诗人等等。
希腊城邦文明的创始和繁荣兴起于林立小邦的自由、自治和独立的氛围。然而，希腊公民深刻的城邦情结，那种“分裂繁殖”、“自立门户”、“自给自治”的公民文化，却招致了城邦难以招架的悲剧性灭亡，尤其在强敌面前。这也许就是古希腊城邦文明衰亡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