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和康熙皇帝殊途难同归：二人的选择如何导致中俄截然不同的历史
非我族类 2017-09-06
人们常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然而历史又有太多的偶然性，最高统治者的一念之差往往也能改变历史的走向，以至深刻地影响到当今的世界格局。
40多年前，中苏之间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笔者当时还不到10岁，但已经深切感受到中国人的高度紧张，就连乡村学校也在挖地道。记得当时的新闻记录片有这样一个画面：中方边防战士在雪地上写下“1689”，向苏联边境巡逻兵宣示对珍宝岛的主权。1689年，正是清朝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的那一年。按照这个条约，不仅珍宝岛，就连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肥沃的土地都是中国的领土，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不过是中国的内河。
《尼布楚条约》首次把两个著名的帝王联系在了一起：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条约签订的1689年时他们都很年轻：康熙大帝35岁，在位已经28年，彼得大帝才17岁，刚刚亲政。14年后，即1703年，这两位相距万里从未谋面的大帝仿佛受到神灵的指引，同时开始做一件相同的事：康熙大帝在承德开始建造避暑山庄，彼得大帝开始兴建圣彼得堡。然而，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执政理念却截然不同，康熙大帝坚持闭关锁国，彼得大帝则热衷于开放以吸收西欧文明。起初，并不能看出两种不同执政理念有何差别，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两大帝国的命运迥然不同。
如今，人们只要一提及彼得大帝，就会津津乐道地谈到他的一个非常之举。1697年，25岁的彼得大帝亲自率领一个由200多人组成的使团，考察学习西欧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及行政管理方法。他刻意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以下士米哈伊洛夫的身份，走访学校、博物馆、工厂和军火库，甚至还参加了英国议会举行的一届会议。彼得大帝还在英国造船厂工作过，甚至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当了一段时期的船长。彼得大帝通过历时一年多的实地考察，亲眼看到经过文艺复兴洗礼、走出中世纪黑暗的西欧正焕发出勃勃生机。而当时的俄国还是个封闭落后的农奴制国家，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宗教在思想文化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就连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竟然也有76%的居民是文盲。民间普遍保留着极其愚昧落后的风俗，迷信妖术盛行。俄国与西欧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想必使彼得大帝的心灵受到了深刻的震撼。回国后，他毅然决定凭借其至高无上的权力，抛弃俄国自大守旧的传统，虚心向发达国家学习，大胆果断地对俄国政体实行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彼得大帝不仅长期坚持这样的执政理念不动摇，他的许多做法还深刻地影响到其继任者。如亚历山大二世有一回亲临施巴列尔大街上的羁押所，并命令把他关在227号单人监室。历山大二世在那间牢房蹲了一个多小时，似乎想亲自体验一下那些被他关押的革命者的心情。
1704年是康熙大帝开始建造避暑山庄的第二年。这时的大清帝国对外抗击了沙俄的侵略，取得了雅克萨战役的胜利，并签定了《尼布楚条约》；对内已经先后撤除了吴三桂等三藩势力、统一了台湾、平定了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所谓“康乾盛世”此时已初步形成。大清帝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康熙大帝已经站在了世界之巅。就在这一年，志满意得的康熙大帝一边继续大兴土木建造避暑山庄，一边发布非常令人扼腕叹息的上谕，认定采矿业对地方管理没有益处，以后有请求开采者，都不准行。清朝从此长期推行禁矿政策，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遭到了进一步的扼杀。其实，康熙之所以违背时代潮流，禁止民间大规模开矿，主要是担心民众大量聚集，容易起事，进而威胁其统治。1717年，康熙大帝再度颁布“禁海令”，规定内地船只不许到“海贼之薮”的南洋进行贸易。当时南洋一带为西方殖民势力所控制，康熙大帝担心江南反清势力得到西方殖民者的支持，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康熙大帝的“禁海”政策，被其后历任皇帝所沿用。乾隆就曾在南巡时说：“浙民习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于是长期限制海外贸易，对外国人严加防范，防止他们支持汉人反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前。长期闭关锁国政策不仅严重阻隔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破坏了国内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还将民众长期置于闭目塞听、孤陋寡闻的愚昧状态，最终导致中国失去了世界大国的地位。
此间，沙皇俄国一贯奉行的开放政策正不断拉近与西方的距离，使其经济文化得到长足进展，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当年，沙俄西部有强大的法国，南部是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地中海是它的内海。年轻的彼得大帝于1695和1696年两次率军队远征位于顿河下游的亚速，迫使奥斯曼帝国于1700年签署《君士坦丁堡和约》，同意将亚速划归俄国。自此以后两个多世纪，俄土之间为争夺高加索、巴尔干、克里米亚、黑海等战略要地，又进行了一系列战争。此后，历代沙皇为实现彼得大帝“自由进入印度洋”的扩张战略，企图控制中亚，先于1804年起与伊朗也进行了多年激战。后来俄国又与英国长期争夺阿富汗（1979年，“新沙皇”终于出兵占领了阿富汗）。可是，所谓“康乾盛世”100多年，清朝对外战争极少，只是在乾隆时期与南方的缅甸、越南、尼泊尔发生过几次有限的边境战争。其中1762--1769的中缅战争，大清王朝军队损失惨重，并未获得战争的真正胜利，战后只是得到缅甸名义上的臣服。
当年，彼得大帝一只眼紧盯着发达的西欧、中东，另一只眼却眺望着尚未开发的远东。彼得大帝及其继任者不断向远东地区派遣学者、探险家和军人，如白令、科兹列夫斯基、伊万·艾弗来诺夫、雅科夫·艾尔琴等，其中白令最著名，白令海峡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不久，这些遥远而荒芜人烟的广袤土地都成了俄国的土地。或许是这些土地来得太容易，1867年，沙俄竟以区区720万美元，就将面积相当于50个台湾的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而当年纽约法院大楼的造价就达1200万美元。如今的阿拉斯加拥有美国最大的油田和世界最大的渔场，其价值已难以用美元来衡量了。然而，沙俄对1860年从中国夺取的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却从不掉以轻心，他们在这儿修建了强大的军事堡垒，使其一个半世纪以来从未受到外国的攻击。沙俄还将附近的海湾命名为彼得大帝湾（2013年7月，中俄海军曾在此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举世瞩目）。
面对这日新月异变化着的世界和日益强大的北方近邻，大清帝国统治者夜郎自大、坐井观天。社会各界也长期处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状态。1793年，英国已经成为头号世界强国。为了和东方文明古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远涉重洋，经过九个月的航行终于抵达中国，并为中国皇帝准备了天体仪、地球仪、座钟、气象仪、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及军舰模型等礼物。大清帝国对外交往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想当然地认为凡是到中国来者，都是通过向中国皇帝朝贡以表达顺从的。于是清廷要求英国使者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却遭到拒绝。马戛尔尼来中国之前，曾认真研读了利玛窦、曾昭德等人关于东方大帝国（明朝）的传记，来到中国，试图“按图索骐”，可是眼前所见与他想象中的繁荣、昌盛、文明进步的帝国相去甚远。马戛尔尼后来在“访清日记”中写道：“事实上，在鞑靼征服150年以来，这个国家发生了惊人的大倒退……甚至正在变成半野蛮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屡屡称大清帝国为鞑靼（女真）统治的“天朝帝国”，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动的东西”，不仅“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而且“习惯于靠无知来保证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称大清帝国的社会制度为“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其人民为“半野蛮人”。
多年以后，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与清廷并无二致。虽然已经是鸦片战争以后，当英国专使麦华佗抵达南京，要求会见太平天国高级官员面谈要事时，太平天国同样以“天朝上国”的姿态拒绝会见。与此同时，曾国藩也非常鄙视外国人，认为他们都是未开化之人。清朝国民也普遍鄙视洋人，称其为“红毛番”、“夷人”。
本来，俄国只是一个地处乌拉尔山以西、伏尔加河流域的落后国家，早期与中国并不接壤。13世纪，蒙古人曾长期占领莫斯科。《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的雅克萨反击战，中国人也是大获全胜的。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大清帝国将这个北方的邻国称为俄罗斯，并沿用至今。雅克萨反击战的历史记忆使大清帝国长期忽视了来自北方的威胁。沙皇俄国具体从何时超越了大清帝国，恐怕难以确定。然而到了19世纪初，两大帝国之间的此消彼长，已经昭然若揭。1812年，拿破仑认定沙俄已经威胁到他在欧洲的霸权，于是倾其全力，亲率50万大军入侵沙皇俄国，结果却遭到惨败。沙俄为什么能一举战胜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恐怕没有引起大清帝国的注意。28年后，英国仅仅以几艘军舰、几千水兵就迫使大清王朝屈服，一举打破了大清帝国的神话。自此以后，洋人进入大清如同进入自家后院，所谓大清帝国只是一具自欺欺人的影子。大清王朝实际上从康熙大帝后期起就丧失了进取精神，帝国的大厦就这样被长期的封闭保守和自大慢慢侵蚀了。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沙俄趁势从清朝夺走150万平方公里，一跃成为世界列强。沙俄并未因此感到满足，1897年，沙俄又借清朝在甲午海战失败之机，占据了旅顺、大连。接下来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爆发激烈的战争。
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法国启蒙运动唤醒了欧洲一样，西方先进文化也是沙皇俄国崛起的重要推手。彼得大帝以后的一百多年间，俄国已经从一个曾经文盲遍地、迷信妖术盛行的国度，变身为与法国并驾齐驱的世界文学高峰。产生了普希金、果戈里、别林斯基、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文学家，以及柴可夫斯基、列宾、门捷列夫、巴甫洛夫等一大批世界顶级文化科技名人。如今，人们在莫斯科国家图书馆前，可以看到一位老人的塑像，貌似托尔斯泰或者列宁，其实那是《罪与罚》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曾经被沙皇判处死刑，临刑时被赦免。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后人誉为“俄罗斯人中的俄罗斯人”，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与心灵的代表。正如托尔斯泰说的那样：“文学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人听到自己愤怒与良知呼喊的讲坛”。拿破仑的入侵尽管给俄罗斯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是，俄罗斯人民并没有因此抵制法国文化的影响。在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主人公经常使用法语交谈，可见这至少在贵族阶级中已经成为时尚。由于俄罗斯知识分子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进而影响了部分民众。1825年12月，俄国爆发十二月党人起义，一部分贵族革命家接受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进而背叛了本阶级的利益，以武力反对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遭到了血腥镇压。与此同时，一批又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冒着流放、苦役和死刑的风险，与俄国反动势力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终于促使沙皇废除了农奴制度。
彼得大帝以后的历代沙皇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虽然也渐趋于保守和反动，但对先进知识分子并未赶尽杀绝，而是留有余地的。这些俄罗斯知识分子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人民。而大清王朝那臭名昭著的“文字狱”，却无情地窒息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与智慧，进而断送了国家的发展机遇。到后来，清王朝面对强敌只有一个本能的反应：割地赔款求和。“地者，国之本也，柰何予之！”这是《史记·匈奴列传》中冒顿单于的一句名言。2000多年前的冒顿单于尚且知道，与土地相比，最心爱的千里马、最宠爱的美女都不值一提。清王朝何尝不知道！面对如此切肤之痛，清王朝直到1898年才不得不决定放下帝国的架子，开始学习西方实行全面的改革，这比彼得大帝整整晚了200年。然而，这场史称戊戌变法的改革仅仅开始103天就夭折了。
仿佛是一种宿命，清王朝与沙俄这两大帝国均在20世纪初的两场“十月革命”后寿终正寝，看上去似乎是殊途同归。不同的是，清王朝留给后人的是破碎的山河和阿Q、祥林嫂那样愚昧的人民，而沙俄留给后人的是广袤的国土资源和丰厚的精神遗产。
不久前，笔者乘坐国航班机前往美国和加拿大，飞机越过黑龙江，沿着东西伯利亚海边飞行6个小时，再越过白令海峡进入阿拉斯加。透过飞机眩窗，可以看到广阔无垠、荒无人烟的大地，那儿有大片处女地、原始森林、湿地和丰富的淡水资源，地下和沿海也蕴藏着丰厚而令人垂涎的石油、天然气等宝藏。电视纪录片《野性俄罗斯》为人们展现了那梦幻般的世界。随着全球资源持续过度开发、气温持续升高，相信过不了太久，如今一些人口稠密、经济过度发展的地区将变得越来越不宜居，而远东这片沉默而纯净的土地就会成为世人最向往的地方，届时或许会出现若干个像温哥华、西雅图这样的大都市。遗憾的是，中国已经与这一切失之交臂。那儿已被一段不幸的历史所固化，成了俄罗斯独有的领土。当前，俄罗斯又在北冰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占尽了先机。
中华民族本来并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民族。我们的祖先早在2000多年前就开辟了丝绸之路，后来又有法显、玄奘、郑和等西行的壮举。可是后来这种勇于探险、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遭到了封建专制统治长期无情的压制打击，导致国力日衰，最终使我们丧失了身边这样一块巨大的宝地。如今，我们却要为几个荒凉的小岛与邻国争得不可开交。
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人的命运一样，早期一个偶然的选择和机缘，往往会对其后来的命运起到深远的影响。这就如同宾馆卫生间的水龙头一样，把它拧向不同的方向，出来的水温就会截然不同。正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康熙大帝的一念之差加上其继任者的固步自封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可见，身处统治地位的政治家必须具备超凡的远见卓识，才能为祖国和民族的未来指引正确的发展方向。
（作者：屠雨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