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斯大林化”何以成为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
非我族类 2017-08-24
赫鲁晓夫
斯大林1953年逝世后，苏联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苏联)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亚·尼·雅科夫列夫也写道：“赫鲁晓夫继承了一份可怕的遗产。1953年初，专制制度的狂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千百万人还关在劳改营和监狱里。”“农村过着赤贫生活，战后完全荒芜。”“儿童们拎着粗布袋在收割过麦子的布满麦茬的地里捡掉下来的麦穗。”“每个农户在整个春天和夏天向收货站交牛奶，而秋天交牲畜和家禽，这是在交实物税。”“斯大林爱好历史，熟知农奴制的一套规章制度，他原封不动地通过强硬手段把它们运用于我国农村。”“20世纪中叶，俄罗斯的农村成了国家农奴制农村，而且国家从农民那里夺去了除空气以外的所有东西。”[(俄罗斯)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当然，以上的一些论述是十分概括和简要的。当时苏联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赫鲁晓夫面临很多难题。怎么解决？只能通过更新政策与根本性的改革才能找到出路。为此，赫鲁晓夫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他采取的措施有：清除贝利亚，为政治领域进行整顿清理创造条件；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与健全司法制度。而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绕不过的一步。“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应该说，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非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1953年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除了揭露和处理贝利亚外，还包括批判个人崇拜和讨论经济问题。但到1953年底，并没有以苏共或其他组织名义公开点名批判斯大林，对斯大林的批评仅在党内上层内部进行。需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本人对斯大林公开点名批评也不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才开始的。1954年赫鲁晓夫在滨海边疆区对包括渔船船长在内的当地积极分子的一次讲话中，“他对斯大林时代讲了一段很尖锐的话……当时他说：党当前面临着一项任务，这就是‘要把在斯大林年代被糟蹋掉的、被轻率地消耗掉的人民信任的善意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1955年，赫鲁晓夫在一次农业问题的会议上也公开地批评了斯大林。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呼声日益强烈。这是因为：第一，1954年到1955年间，在苏联全国范围内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过程中，调查出来的大量材料证明，在苏联搞大清洗和恐怖的核心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因此，再要把一切罪责推给贝利亚已难以自圆其说了。第二，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是公开进行的，全国各地很多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与前政治犯参加了，这对推动反对个人崇拜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由于平反工作进展缓慢，集中营里还有大量的政治犯，当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医生谋杀案”和“列宁格勒案件”被平反的消息传到集中营时，大量政治犯强烈要求尽快平反，有些集中营甚至发生暴动。第四，对苏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苏南关系，苏共把责任推给贝利亚，引起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因为，主要责任在斯大林。苏共领导亦感到不批判斯大林，就难以与其他兄弟党关系正常化。
在上述情况下，赫鲁晓夫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使我良心不安，一种为无辜蒙冤者恢复名誉的崇高责任感和正义感，使我在苏共二十大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的开头指出：“斯大林逝世后，党中央奉行的政策是要详细地、彻底地阐明：决不允许把一个人吹捧到具有神仙般那样超自然性格的超人地步。我们还指出：这种做法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这种做法就是认为这样的人物什么都懂得，什么都了解，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他什么都能做，他的行动绝对没有错误。”“长期以来，在我们中间培育着某个个人，具体地谈也就是对斯大林的这种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