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批判反对的是斯大林而非斯大林主义
非我族类 2017-08-24
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却没有从体制、制度层面去认识问题。熟知苏联政治内幕的阿尔巴托夫指出：“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对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的错误认识，“赫鲁晓夫主张，绝不能为在‘公审’时被‘公开定罪’的斯大林的激烈反对者，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布哈林等人平反，就像不能为让人不得安宁的魔鬼列夫·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一样。他认为，斯大林在这些案子中消除了对尚处于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国家进行破坏的‘极左’和‘极右’分子是正确的。而且在他看来，对农民残酷地搞集体化，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镇压，也都是必要和正当的。”[(苏联)罗伊·A·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国际上一些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控在三个重大方面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这种指控集中在斯大林‘对党的干部’以及其他政界精英‘实行大恐怖’问题上……只字不提在斯大林统治下无辜屈死的数百万老百姓。其次，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罪恶暴行说成是从1934年开始的，这等于为斯大林于1929—1933年间推行的、给农民带来极大痛苦的集体化运动辩护，把它说成是令人钦佩的必要措施;同时，这也等于宣布不准讨论关于1929年以前党内反对派对斯大林主义的选择这一禁令继续生效。最后，赫鲁晓夫把滥用权力说成仅仅是斯大林以及‘一小撮’帮凶(这些帮凶已被揭露并受到惩办)的罪过，从而回避了广泛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惩罚的问题。他硬说(至少是公开表示过)，幸存下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是无罪的。”[(美国)斯蒂芬·F·科恩著，陈玮译：《苏联经验重探》，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应该说，苏共二十大后，当时不少东欧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认识比赫鲁晓夫深刻得多。南共联盟领导人铁托指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根源就在这里。”(《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认为：“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是一种曾经流行于苏联的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个人崇拜的制度的实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和层层的崇拜阶梯。”[转引自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三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也明确指出，要解决个人崇拜问题，必须改革“极端的中央集权形式”。(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陶里亚蒂言论》第2卷)由于中央集权的体制未解决，后来，把很大精力花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赫鲁晓夫，自己也搞起个人崇拜来了。这说明在党内没有民主又缺乏监督机制的体制下，斯大林的不良品质很容易又在赫鲁晓夫身上得到反映。正像有人说的“人是脆弱的，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腐败。”
邓小平作出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战略决策时，总结了中国与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强调了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他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观点，是在1963年9月13日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提出的。这正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的时期。有关中苏大论战问题，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论战双方尽管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实际上并没有弄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大论战是一场“空对空”、“‘左’对‘左’”的论战，后来发展到中国的“极左”。总体上说，赫鲁晓夫不是右，而是“左”，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的“极左”对赫鲁晓夫的“左”。后来，又给赫鲁晓夫扣上“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的帽子。邓小平曾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到国际共运大论战：“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的观点，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这样的背景下，对赫鲁晓夫进行浅层次的、不触及斯大林模式要害的改革横加批判，《九评》连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物质刺激、利润原则、改变官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等，都说成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
历史告诉我们，不论从哪方面说，有关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论点都是站不住的。那末，为何至今仍有人坚持这个论点呢？坚持这一论点的人，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苏联剧变归罪于赫鲁晓夫，因为在这些人看来，否定斯大林模式，批判其弊端，就是“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刘书林等：《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把因果关系全颠倒了。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为了突破斯大林模式，不走苏联的老路，才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苏联特色，如果还搞斯大林那一套，中国必然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有些人至今不懂得苏东剧变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还有人断言，《九评》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最科学的，同时不顾俄罗斯人为了重振大国地位的需要为斯大林强国主义歌功颂德的现实，片面地认为俄罗斯已经在“还斯大林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面目。”(《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如此颂扬斯大林及其创建的苏联模式，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都将误导国人，在客观上只能起到阻碍我国深化改革、干扰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