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和俄国贵族阶级的形成与发展

　　18世纪的俄罗斯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而这一时代的引领者就是著名的彼得大帝。随着彼得大帝的改革，俄罗斯近代贵族阶级被卷入时代变革的漩涡中心，他们的形成和发展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
　　国家意识的兴起和官僚阶层的建立
　　早在莫斯科公国时期有两种主要的土地拥有者，世袭大贵族和封建领主。前者可以无条件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将财产留给继承人，后者则以服兵役为条件，由大公赠予部分土地，土地可供终身享用但不能世袭。
　　1701年，彼得大帝一纸诏令改变了这一切，为满足其常年征战穷兵黩武的需求，彼得下令实行义务兵役制，自此人人都得服役，谁都不可以无故拥有土地。1714年，彼得进一步通过《一子继承法》削弱了世袭贵族的特权：全部不动产只能由一个儿子继承；被继承人可以在诸子中自主选择继承人；如果不做选择，则由长子继承。
　　这样一来，世袭贵族剩余没有获得遗产的儿子只能像英国贵族那样，通过为国服役来谋取生存。这一举措消弭了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之间的差异。为了避免贵族逃役，当局进行了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并对所有贵族进行强制性检查，未按要求执行者一律处以罚款，或是面临被没收财产甚至受到刑罚的后果。
　　彼得并没有局限于使用强制性的高压手段，而是发展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意识形态以期得到贵族的支持。正如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所说，彼得与以往的莫斯科公国时期的沙皇们迥然不同，他对专制制度的理解及对统治者和臣民之间关系的界定，并非源自俄国传统。
　　“皇帝”这个称号在彼得时期，拥有了许多不同于“沙皇”的涵义和引申义。举例来说，在改革军队时，他不同意把“沙皇殿下的利益”作为军队效忠的对象，而代之以“国家利益”。实际上，彼得也正是这么做的，他视自己为国家的第一仆人，毕生为使俄国变成强大，鞠躬尽瘁身先士卒。
　　这片土地长久以来在蒙古铁骑、鞑靼人、波兰人的欺凌下饱受苦难，金帐汗国后期更是一分为七，诸侯割据。外有强国窥伺，内有分裂危机，莫斯科公国的生存空间可见有多窘迫。
　　彼时，一个强大的可以抵御外敌的国家显得尤为重要，让臣民上下团结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战的口号下是行之有效的手段,而能使这台国家机器高效运转的方式就是建立起高度集权的官僚体系。
　　1722年，彼得正式颁布官阶表。所有的官职都被明确的分为民事、军事和宫廷三个系统，每个系统内部分为14级官职。晋升的依据不再与门第出身相关，而是不拘一格，论功行赏。
　　通过这种方式，国家向所有服役者打开了向上流动的渠道，每个晋升到文官8级，军衔14级的非贵族出身的官员都可以成为世袭贵族（随后这个标准提升了不少）。
　　传统的波雅尔贵族至此彻底消失，所有想获得晋升的人都必须从士兵或最低一级的小文员开始做起（在伊丽莎白女皇时期该项政策被废除，部分贵族恢复了特权）。
　　奖励体系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实现：一、奖励薪资，不再授予个人土地；二、授予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等荣耀头衔。设立圣安德烈勋章，后者被视为贵族的最高荣誉象征，一直沿用至1917年（叶利钦时期恢复授予）；三、官衔成为社会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标志。除此以外，马匹及仆人的数量，在教会的地位，公众活动所获得的邀请，配偶和女儿的服饰也一同成为身份的象征。
　　彼得时期，识字率在即使是贵族阶层中都非常低，许多贵族根本无法胜任管理和行政岗位。早熟的改革无法在落后的土壤上得到贯彻和落实。彼得意识到唯有通过教育民众、提高智识水平才是实现强国梦想的根基。因此，接受教育成为贵族家庭的子女们不容置疑的责任，同时也成为贵族的特权。
　　当职位成为个人最重要的向上流动方式时，只有通过教育获得知识，贵族阶层才能成为皇权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也才能更好的为其服务。
　　事实上，横亘在贵族阶层和底层平民之间巨大的知识鸿沟和文化鸿沟，从这时起就埋下了隐患。
　　绝对权力下的君臣关系
　　前面已经提到，彼得时期无论是贵族、军队还是执政者，都从属于服务国家利益这个最高目的。“效忠于皇帝”则混杂了一种复杂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1721年，北方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彼得一世被加冕为全俄罗斯的皇帝、国父和大帝。这为皇帝的概念赋予了新的含义：皇帝是为国家的荣誉而战的首领。这种皇权思想在随后的十年内，逐渐在俄罗斯的上层阶级得到了确立，并普泛化为一种意识形态。
　　随后接连出现的四位女皇则给“皇权”赋予了新精神：如果说彼得时期的主流价值观是君主的绝对权力，统治的主要手段是镇压和书面的政治传播，那么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文件中出现更多的词是“天赋人权”和“慈母般的劝诫”。皇权被赋予了女性的优雅和柔性力量。
　　女皇如一国之母，是给子女带来“幸福”和“福祉”的。同时也有教育和训诫臣民的责任，将其臣民驯化为符合秩序、原则、规范和礼仪的理性之人是君主的义务。
　　正如叶卡捷琳娜在《训诫》中写的那样，她相信人类是具有天生尊严和自由的“理性动物”，但他们同时需要受到教育。她相信一个积极社会的必要，甚至鼓励地方的创造力，但同时，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主动和规范行为，以便达到最高利益的目的。
　　这种转变与当时在欧洲占据主流价值观的启蒙思想有关。18世纪初欧洲舞台上的世俗哲学强调的是应由理性、教育和开明的人推动社会的发展以实现普遍利益，提倡开明君主的重要性。
　　在这一点上，伏尔泰、孟德斯鸠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关系尤其紧密，在前者心目中，叶卡捷琳娜符合他们对开明君主的完美想象。正因如此，通过教育和艺术对民众启蒙成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主要任务。1783年她为私人出版社颁发了许可证，使得俄罗斯新闻业迎来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据梁赞诺夫斯基统计，截至1770年，俄罗斯境内共有八种报刊报道和评论俄罗斯和欧洲形势，抨击俄罗斯社会的弊病，女皇本人也是这些争论的积极参与者。她通过让全国讨论和辩论，鼓励更大的主动性和地方参与，通过推进合法与公正这样的新观念，促使俄罗斯快步迎来启蒙时代的巅峰。
　　值得一提的是，1762年彼得三世（叶卡捷琳娜的老公）时期，强制贵族服役的制度被废除。彼得时期规定的人人都要服役，农奴为地主服务，地主为国家服务，按公平原则的社会基本结构被颠覆。
　　贵族从这个结构中被首先释放出来，按自愿原则服役，贵族出入国境不再需要许可证，获得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身份的独立。这是俄国在通往自由之路上的关键一步，变相促进了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
　　俄国贵族的反抗：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
　　60年代，欧洲停滞的空气中吹来了一股不可遏制的浪漫主义之风。后者针对启蒙思想强调的理性、秩序、进步、科学，提出了感性、自由、平等、浪漫等概念。
　　这股飓风骤然席卷入古典的18世纪，带来了歌颂自由的浪漫抒情诗人、音乐、艺术、哲学，还有骑士与激情。
　　起初，在俄罗斯，对精英阶层持续进行西化的启蒙效果十分可观，受到良好教育的人逐渐成长为政府的决策阶层。他们广泛在政府的行政机构，地方管理机构和军事教育体系身居要职，成为皇帝身边的智囊团。
　　但裂纹逐渐开始显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精通法语、德语，掌握几门外语并熟读西欧文化著作的贵族精英意识到：与多数西欧国家不同，在俄罗斯，贵族的利益被消解在“国家利益”之下，贵族只能依靠对皇帝的忠诚才有可能得到晋升。
　　于是，传统意识中忠诚于皇权和忠诚于国家的概念开始有了区分，一些人，特别是最高决策集团中的一些人，开始将服务于国家、公共福祉和为朝廷效力区分开来。
　　最开始他们仅仅局限于口头上的表达，大多是对传统的陈规陋习的不满和抱怨，没有出现直接的对政权和制度本身合法性的质疑和抨击。
　　历史学家们通过对18世纪后半期贵族的私人信件发现，仍有许多贵族与当时社会上言辞激烈的公众舆论谨慎的保持界限。
　　但他们开始逐渐退居到远离宫廷政治的私人空间中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罗斯贵族的庄园文化。他们隐居到郊区幽静的庄园中，吟诗，写文，抚琴，作画，邀请三五好友畅谈各种丰富有趣的话题，开始关注家庭生活，友谊与爱情。
　　随着专制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崩塌，在国家与贵族精英的私人生活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的雏形——共济会，沙龙，剧院，咖啡馆，社团和慈善活动。
　　一方面，文化精英们开始进行个人灵性意义上的探索——既远离宫廷生活，又远离世俗环境，只为寻求片刻的心灵的平静；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共济会的成员中，出现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将全人类团结在充满兄弟之爱的想象。
　　据记载，第一批共济会的俄国分会在伊丽莎白女皇时期就出现了，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则发展到拥有大约100个分会、2500名几乎全是贵族的会员。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共济会成员尼古拉.诺维科夫，他远离当时的首都圣彼得堡，在莫斯科大学租用了一间印刷房，开设了自己的私营出版社。
　　在诺维科夫的黄金十年(1779-1789年)，经他出版的书比所有余下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的刊物总量都要多。但诺维科夫仍是一名温和的改革派，直到亚历山大.拉基舍夫的《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彻底揭穿了文化进步主义和普遍利益的假象，这才标志着俄罗斯激进知识分子的出现。
　　18世纪下半期的俄国贵族大体上依然留存了对伟大帝国的荣耀感，这种荣耀感与崇尚自由、对专制集权的世俗政权的批判纠葛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官僚体系和知识分子阶层相互重叠的现象。
　　具体表现就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贵族精英中出现了一批如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尼基塔·列宾，尼古拉·列普宁，米哈伊尔·穆达维耶夫这样的人物。他们既服务于宫廷，又持有独立的批判专制政权的自由主义思想。
　　在19世纪尚未到来之前，这些力量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平衡：职业官僚阶层还没有形成能与政权相抗衡的集团，贵族精英知识分子也还没有公开走到皇权的对立面。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人类第一次反抗偶像崇拜的运动使整个欧洲产生了天翻地覆的震荡，一切传统的、看似牢不可破的、固有的权威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无需多少年后，我们就会看到，俄罗斯迎来了本土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本文首发于《看历史》2016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