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为何会失败 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出现哪些失误
非我族类 2017-07-25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外交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经济领域却不仅始终没有成效，形式却更加恶化，甚至比勃列日涅夫时期还要恶劣。那么，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本文笔者认为，其原因众多，但主要是由改革过程中的失误造成的。
在五年多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全力以赴地推行改革政策，力图通过改革来振兴苏联，摆脱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形成的社会经济停滞局面。这些年来，在政治和对外政策领域，都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在经济方面，却事与愿违，经济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改革的结果使经济形势越来越恶化，处于危机状态。最为突出的问题有:经济增长速度日益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1990年头四个月，国民收入负增长率为1.7%，据估计，全年的负增长率可能达到4%。不少重要产品减产，石油产量1989年比上年减产1900万吨，煤炭产量同期减产3200万吨，市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调，特别是消费品市场供应缺口越来越大。目前苏联未能满足的货币购买力为1650亿卢布，这相当于一年商品零售总额的1/4;财政赤字的增长速度和幅度几乎已到了失控状态，并由此导致滥发票子。1989年财政赤字达到920亿卢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0%，占财政支出的1/5。国家内债达4000亿卢布。1989年发行货币180多亿卢布，在价格体制基本上还未改革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苏联已多次出现抢购风，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1989年，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7%，有4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从而影响广大劳动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和社会的安定，这又加深经济的困难。
五年来的经济改革，使苏联经济每况愈下，比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还糟，经济困难成为当前苏联最大的难题，这是什么原因:，问题究竟出在哪里？7月13日结束的苏共二十八大，对这个问题，从各个角度作了一些分析，共同点是，都肯定走改革道路是正确的，是唯一的选择。但涉及到五年多来的经济改革，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问题时，看法就不尽相同了。我们认为，造成当前苏联经济形势严峻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一些难以避免的客观因素，但主要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失误造成的。
一、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同时，没有及时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而是实行加速战略，这是走错的第一步。
长期来，由于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从而形成了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严重失调，是一种畸形的经济。80年代中期从社会总产值的部门结构来看，农轻重三者的比例关系大致为2:2:6(中国为3.3.3)。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落后的状况，成了影响经济正常发展，改善市场供应，提高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分明显，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在推行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时，必须同时下大决心和采取重大战略性措施来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既在改变旧的经济体制模式同时应及时改变经济发展战略，使后者与前者相适应，并为前者创造有利的条件。
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后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上，在分析如何克服经济困难时，就提出了加速战略的思想。198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并通过加速战略的方针。当时戈尔巴乔夫虽然强调，加速战略不是粗放的、纯数量的和速度上的加速，速度上的加速是要在集约化的基础上来实现。但从实质上来看，加速战略的重点仍是速度。苏联计划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从“十一五”计划(1981-1985年)的3.1%提高到本世纪末的5%。在1986-2000年的15年中，年均增长速度要达到4.7%。战略的主要目标
是在今后15年内使国民收入翻一番。怎么来实现这一战略任务，戈尔巴乔夫的设想是:在进行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推行加速科技进步的政策。具体做法是，通过加速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如规定，“十二·五”计划民用机器制造部的投资要比上个五年计划增加80-100%)，大量生产现代技术设备，到2000年，原有技术设备加以全部更新。因此，从1986年开始，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快于轻工业，以1985年为100的话，1988年重工业为115，而轻工业为107。
1985年轻工业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为14.6%，到1988年下降为13.8%，而同期重工业的比重则由69%提高到70.5%。
五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看，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的主要失误和消极后果有:
第一，加速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增强苏联的综合国力，而并不是调整经济结构，缓解紧张的市场，满足人氏的需要。正如苏联一些经济学家说的:苏联经济的发展政策仍是背离“一切为了人的福不扩这个口号的，变形的国民经济结构“是背向人的”。
第二，从这几年的苏联经济发展来看，加速战略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政策存在着尖锐的矛质。由于加速的重点仍放在重工业，结果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失调，经济更加不合理，从而使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
第三，加速战略的直接后果是，使消费品市场更加紧张。据对200个城市的1200类主要商品的调查，在3-4年前，1100类商品基本上不脱销，但现在只有50类商品不脱销，现在苏联市场上出现的是全面短缺。在全面短缺，加上价格上涨，卢布贬值的情况下，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就引起抢购风潮。这种经济状况使广大群众感觉不到经济改革带来的实惠，从而对改革持消极态度，逐步失去信心，这又成为推进改革的一大困难。苏联一些学者在总结五年多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普遍认为，没有把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与经济改革两者有机地衔接起来，而实行加速战略，这是一大失误，并认为，在结构政策方面苏联已输掉了第一个回合。现苏联正在纠正上述失误，从1990年开始，决心大力调整经济结构，主要措施有:加速乙类工业的发展，1990年规定，乙类工业的增长速度要超过12.4倍;增加对农业、轻工业、生活服务部门投资，部分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等等。
二、经济体制改革未从农业开始，农业改革滞后，是苏联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难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东欧各国和中国的改革历史来看，一般说来，经济体制改革应从农业开始，这有其客观必要性。这对苏联来说，这种必要性更为明显。
第一，由于政策上的失误，苏联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例如，1979-1985年，出现过创历史纪录的连续7年歉收。有些年份与上年相比，粮食产量下降的幅度很大.如1979年比1978年减产25%。1981-1985年，计划规定的粮食年均产量为2.4亿吨。而实际产量为1.8亿吨。苏联每年要进口3000-4000万吨粮食和其他大量食品与食品原料。这方面所花的钱等于每年外贸出口总额的20%。另外，苏联对农业的投资，仅次于工业，占投资总额的27%左右，这在世界大国中居首位。但如此大的农业投资，并没有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为了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个稳定的局面，保持社会的安定，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首先要通过农业改革，把农业搞上去。
第二，由于苏联在农业中长期实行的是剥夺农民的政策，农业集体化搞得太急太快，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干的要求。因此，农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急需通过改革加以调整，以便使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相适应，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苏联在农业管理方面，一直忽视集体所有制的特点，象国营企业一样，下达大量指令性指标，从而不能使农业因地制宜地发展。这种管理体制，对农业生产所起的消极作用要比工业部门大得多，因此，改变农业管理体制显得更为迫切。再说，农业改革相对于工业来说，其难度要小些，商品货币关系较容易起作用。一般说来，比工业部门的改革见效要快些。
第四，市场供应紧张是苏联长期存在的一个尖锐问题。市场问题中，主要是消费品供应问题，而消费品中最为突出的是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问题。这几年来，居民对食品的;苛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日趋严重，据估计，未能得到满足的食品要求近500亿卢布，这相当于全苏食品产量的1/3。现苏联通过国营和合作社商业销售的食品有1/6是进口的。对拥有近3亿人口的苏联这样的大国来说，解决市场供应问题，使市场充足起来，特别是解决食品问题，
绝不能依赖于国外进口，而必须先在农业方而进行改革，使农业得到稳定而又较快的发展。
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有关通过加强农业来解决食品问题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戈尔巴乔夫说，当前的关键任务是解决食品问题，要把这个问题摆在首位，消除它的尖锐性，也就会使社会的尖锐状况消除70—80%，以及解决向可调节的市场过渡，缓和住房紧张问题。
第五，还应指出，苏联要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加速轻工业的发展，尽快地增加消费品的供应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农业的状况。当前，苏联轻工业原料的2/3和食品工业原料的80%来自农业。
经济体制改革，先从农业开始这一必要性，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只是在1989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才作出了农业改革的决定。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巴尔金认为，农业改革晚了4年。农业改革的滞后，给苏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明显的。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粮食产量一直在2亿吨左右徘徊，1984-1986年，农产品年均增长速度为2.6%，而1987--1989年下降为1.5%。1986-1989年4年进口粮食1.37亿
吨，年均进口量为3430万吨，另外，肉、糖、黄油、土豆和水果等进口量日益增加。由于农业改革没有先走一步，五年来，农业没有多大起色，因而市场紧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挫伤了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改革的反对者也利用这一点，来使大家厌烦改革。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农业问题也成为不少代表严厉批评的对象，批评戈尔巴乔夫不重视农业。可见，农业方面存在的尖锐而紧迫的问题，在苏联仍没有丝毫的缓解。
农业改革滞后，是苏联经济改革中的一大失误，现已成为苏联许多人士的共识。至于今后苏联农业改革的方向，目前已较为明确，主要是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最为重要的是实行租赁制，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租给农民，土地的租期可长达50年。另外，要解决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等价交换，大大提高农产品价格。与此同时，要增加对农村的投资，解决农村的迫切问题，最主要的是要为农民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
这里要指出的是，苏联在农业体制改革方面，不可能机械地、简单地搬用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为，中苏两国的国情不同，特别在农业方面有很大区别。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亩，而苏联差不多是1公顷(15亩)，加上每个农户有0.5公顷以内的宅傍园地;中国农业丛本上是手工劳动，而苏联已达到了较高的机械化水平;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制度已搞了50多年，这种农业体制与结构已相当稳固，一下子要改变不像中国那么容易，中国的农业，基本上处于小生产阶段，因此广大农民能独立地完成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但苏联典型的农民已为数不多。上述情况，说明苏联在农业改革方面必须寻觅新的途径。
三、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失误，使得改革难以奏效。
1987年通过的根本改革经济体制方案，确定从企业改革入手，并围绕建立新的企业经营 机制来改革宏观调控机制，这一改革思路，从总体上来说是可取的。但在推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了不少问题。
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不衔接是个突出问题。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总目标是，要使企业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为此，这方面的改革措施主要是解决企业作为真正独立商品生产者应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责任。这主要在企业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自筹资金的基础上来实现。赋予企业根据国家订货和社会需要来制定与批准自己的五年计划与年度计划，并对企业采取一系列的扩权让利的措施，与此同时，要求改变中央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能与方法，改革宏观调控的手段，即由行政指令改为经济方法。但在实际改革过程中，宏观调控机制改革或是滞后，或严重扭曲，或是原封不动。就是说，没有为企业成为真正的独立商品生产创造外部条件，企业无法搞活。例如，计委和各部利用订货权，把企业控制在自己手里，国家订货成了变相的指令性计划，从而在生产活动方面卡住了企业。又如，集中调拨物资的体制和价格形成体制的改革，又未及时跟上。苏联意识到这一问题，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曾提出要提前改革物资分配体制与价格体制，但由于考虑到当时市场供求的失衡等因素，改革一再拖延。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中央经济部门的职能和管理方法不发生根本改革，以及经济机制的主要环节，如价格、财政、物资分配等体制改革的滞后，就必然形成以下的局面。使企业改革往往处于“空转”状态，市场发育过慢，形不成竞争机制，企业不可能搞活，也难以解决企业内在动力问题，窒息了企业的活力。
微观与宏观改革不协调的另一方面的表现是，宏观调控措施不力和不配套，在扩大企业权利的同时，并没有提高企业的经济责任。象新的税收制度、信贷机制等未能及时的形成，加上当前由于苏联市场极度紧张，绝大部分企业和产品处于垄断地位，竞争机制基本上不起作用。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利用扩大了的自主权和利润分配制度的改革，想方设法谋取小集团利益。通常采用的办法是在生产中追逐总产值，改变产品结构，破坏供货合同，增加生产价高利大的产品，而减少或停产人民急需的价低利小的产品，另外，企业利用部分产品价格放开之机，任意提价，对此又没有一套有效的惩罚制度，工资基金主要与产值指标的增长挂钩，这样就出现了工资基金的失控。如1990年头4个月，在国民收入负增长的情况下，居民货币收入增长了13.4%。这几年来，工资增长速度一直是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再拿基建投资来说，为了提高投资效益，由国家集中的投资日益减少，把相当一部分投资资金转给了企业。
如1990年基建投资额规定为1740亿卢布，国家投资仅为840亿卢布，占投资总额的50%还不到。这本来是扩大企业投资权的一项重要措施，但由于没有同时建立起硬的预算约束机制而没有保证资金的有效利用。1986-1989年4年，未完工程额增加了600亿卢布，现已达到1810)布，占年度投资的94%，而1985年为78%。这样把大量本来可投入市场的物资冻结在未完工程上，加剧了市场的紧张。
从苏联这五年多来的情况来看，在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刺激生产的机制作用十分弱，另一方面刺激分配的机制的作用却十分强。结果是生产发展缺乏动力，不能增加有效供给，而同时居民持有的无法兑现的货币收入却急剧增加，需求膨胀。这已是当前苏联经济运转失常的一个最为突出的原因，也为苏联集团利己主义膨胀提供了条件。
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忽视了所有制的改革，而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扩权让利方面，即没有为改革产权关系采取实际措施。对国有制比重极高的苏联来说，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产权关系不明确，国有制的垄断化，所有制形式的单一化，是阻碍苏联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竞争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一个主要原因，苏联在1989年底到1990年初，才逐步提出所有制的改革问题。
经济改革是在原来的五年计划框框内进行的。这必然使经济改革受原五年计划的约束，并不断发生矛盾与磨擦。例如，各部要求各所属企业按五年计划规定完成各项任务，利用订货卡住企业。这样，改革方案中规定自行决定生产计划成了空话，制约了企业的自主性。
四、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两者之间失调，起不到互相促进的作用。
苏联的改革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戈尔巴乔夫执政后，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于1987年6月正式通过一系列有关全面推行经济改革的重要文件，准备用三年的时间完成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轨。但苏联从1985年开始准备和1987年正式推行改革这一段时间里，对政治体制没有触及，一切仍由官僚机关由上而下地掌握着。结果发现，原有的政治体制难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经济体制改革方针和措施在实行过程中往往被扭曲，从而严重影响经济改革的进程，不少部门与企业改革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在经济改革推行一年之后的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会议明确政治体制改革是整个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不可逆转的重要保证。
苏联1988年以后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搞得过激，一下子铺得太宽。结果是，一方面冲破了多年来苏联社会死水一潭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亦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新的又未运转起来。这样，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说的:苏联这艘船成了无锚之舟。它漂落摇曳，大家也随着摇幌。政治体制改革过激产生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在推行民主化、公开性等措施的同时，并没有及时地加强法制建设，使民主化、公开性纳入法制轨道。另外，在加强纪律，社会秩序的综合管理方面，也未及时地相应地建立起必要的制度。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中央控制不了地方，法律约束不了行动，劳动纪律松驰，在推行各项政策时，往往出现令不行禁不止的局面。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第二，在实行党政分开、权力重心由党转向苏维埃过程中，由于行动过快，缺乏周密安排，形成了权力真空。长期来，苏联一直由党执掌全权。在实行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针后，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任何国家问题、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必须经过苏维埃来加以解决。但苏维埃从原来的橡皮图章变成为真正行使权力的机关，把过去属于党的权力接过来，需要有个过程，需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机构。所以，在短时期内苏维埃很难取代党来掌管全权。另外，与此同时，苏联还大大精简政府行政机关和裁减人员。苏联政府原有51个部，现只剩28个部，撤部减员的工作还在继续。这样一来，政府的权力大大剥弱了，政府十分软弱。上述情况，最后使经济、经济改革等重大问题，处于三不管的局面:党无权管，最高苏维埃无力管，政府无法管。
第三，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在推行改革政策时，适当地调整干部是必要的，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干部调整过多，过于频繁。仅1986年一年，被撤换的各级领导干部达1300多人，其中部长级的60多人，共和国、州委一级的达30-40 % 。苏联部长会议成员几乎全部撤换。( 2 ) 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集中讨论了干部问题，目的是消除来自干部方面对改革的阻力。但在讨论中要把干部的责任提得过分尖锐，使一部分千部精神很紧张，使他们不能以积极态度来对待各项改革决议.(3)在党的威信下降，党的权力削弱的情况下，有相当多的党的干部，无心工作，更多地考虑自已未来的前途。另外，他们看到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后党的干部受到冲击，面临失业威胁，因而对自己的前途也增加了优虑。这些因素，都严重地影响着苏联经济改革的顺利发展。
第四，1988年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政治形势的发展在相当程度土处于失控状态，被牵着弃子走，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花在处理不断出现的社会政治问题上。1988年一年，就开了8次中央全会，两次人民代表大会，两次最高苏维埃会议。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集中精力来抓经济和经济改革问题。另外，在批判旧的政治体制时，又过多地纠缠历史旧帐，强调不留历史“空白点”，引发出一场又一场的大争论，在争论中，又缺乏正确的引导，从而出现了对历史否定过头、人们思想混乱、党的威信急剧下降等消极作用。对
出现的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尖锐性又估计不足。这些情况，使党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大大降低。
从这两年的情况来看，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犹如打开了闸门，但有否能力控制洪水泛滥，会不会被洪水淹没，会不会被他解放出来的力量推翻?苏共二十八大结束了，担任总统职务的戈尔巴乔夫虽然又一次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但人们存在的上述疑虑并没有消除。
五、戈尔巴乔夫把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是导致经济改革踏步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五年多来的情况看，他的政治策略是一种妥协策略，这是十分明显的，他利用一个极端来削弱另一个极端。不久前结束的苏共二十八大，又充分采用了妥协策略，苏共纲领也好，还是他的政治报告也好，一方面尽量吸取激进派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吸收传统派的观点。从而保证以他为代表的主流派的纲领和主张得以通过，坚持改革的大方向。戈尔巴乔夫还善子使自己的今天与自己的昨天、明天妥协，即善于不断变化。他在政治领城中采用的妥协策略，在苏联存在各种政治势力、各种思潮和流派的情况下，在社会严重
动荡的情况下，对稳住他的领导地位，保持苏联最低限度的稳定，都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这种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就会带来十分有害的作用。
第一，要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正确的改革方针、方案和措施，一旦以决议的方式确定下来之后，就必须坚决地执行，不能因受到各种阻力而摇摇摆摆，这样会使改革缺乏连贯性与系统性，往往使改革半途而废。妥协策略的一个重要弱点是政策多变，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这类事例甚多。如1987年通过的企业法规定，劳动集体是企业的全权主人，为此，企业要实行自治，企业领导人要选举产生，但因执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不久就取消了自治制度和选举制度。又如，为了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
者，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规定要尽快改革价格制度。但由于遇到阻力而一拖再拖。最近提出要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时，才深感价格改革滞后带来的影响。为此，雷日科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工作汇报中指出:“不管选择价格形成的哪种方案，不进行价格改革就无法形成市场的道路。要是像1988年那样，表现出不坚决，再次把这样异常复杂但却是客观上必要的任务推迟到‘以后’去完成，这将是最大的错误。”妥协策略的软弱性还在改革方法上体现出来。按苏联原来的计划，1988年提出零售价格改革若干方案，1989年第一季度进行全民讨论。这次进行零售价格改革时，甚至有人主张全民表决。在苏联七十多年传统体制下生活的人，他们大多数人的心态是:“多挣钱、少干活、不涨价”。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全民表决来决定改革零售价格问题，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妥协策略的结果，使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内容本身包含着很多矛盾，很难在实际中推行。就拿最近通过的《苏联所有制法》和《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土地立法原则》来讲，就是各种政治力量妥协的产物。因此，很多问题含糊不清，自相矛盾。以是否存在私有制为例，激进派认为，这两个法没有给私有制留下一席之地，改革难以进行，传统派则坚决反对出现私有制概念。为了调和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在所有制法中用了含有私有制含义的个人所有制和农户所有制等概念。但两个法律通过不久，就遭到很多人的异义，在苏共二十八大纲领声明中，不得不明确地使用劳动私有制的概念。
第三，伴随妥协策略而出现的政策多变，必然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变得模糊不清，使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拥护者，弄不清改革的方向。这样，改革的拥护者日益减少，对改革领导人信任程度降低，甚至连一些有名的为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也感到摸不清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底牌是什么，究竟朝什么方向发展。
第四，改革的反对者，利用妥协来争取时间，集聚反改革的力量，一有时机，就向改革派进攻，打乱改革派的阵脚，或者是钻妥协政策的空子，扭曲改革方针，使其变形，达到阻碍改革的目的。
第五，妥协策略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各种消极影响，最终都能使经济改革速度放慢，贻误时机。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上述五大失误，使苏联经济的发展失去了宝贵的五年时间，要使苏联经济转入健康轨道，少者也得再用三年时间。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一个大国丧失8年的时间，这意味着什么!因此，我们认为，认真地总结一下戈尔巴乔夫执政五年来在经济体制改革方而提供的教训，是件十分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事。
来源：《苏联东欧问题》1990年第5期 作者：陆南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