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改革时间 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原因
非我族类 2017-06-01
赫鲁晓夫改革
赫鲁晓夫改革时间
赫鲁晓夫于1956年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发表了“秘密报告”，对前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展开全面批评，震动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引发东欧的一系列骚乱。任期内，他实施去斯大林化政策，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苏联的各领域均为活化，尤其文艺获得解冻。
同时，赫鲁晓夫积极推行农业改革，使苏联的民生经济得到改善。在冷战中，赫鲁晓夫领导苏联与美国和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峙，曾多次访问美国。1962年，他策划的古巴导弹危机一度使苏联和美国站在核战争的边缘，但最终危机得以平息。20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恶化，撤销了对中国的援助计划，但赫鲁晓夫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苏联经济体制的问题，从而使这一经济体制进一步僵死。
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原因
导致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改革未能获得成功，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要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局限性谈起。现在人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已有一个共识，即“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
他想要同斯大林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无法解决。赫鲁晓夫“给了社会一点儿自由，后来他自己又拧紧了龙头。”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的：“苏联领导决定开始解冻时期，并自觉地走去的时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同时对解冻感到担心：‘会不会因解冻而出现冲向我们的洪水，这就将很难处理。’”这些都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在体制改革和重大国内外政策方面出现的摇摆、前后不一贯、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的原因，不能归结为纯属他个人的弱点(如虚荣心)和实用主义(争权)。
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从来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他在改革过程中，往往是一只脚向民主迈进，另一只脚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赫鲁晓夫个人在反斯大林过程中，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地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很明显，他只能是个过渡性人物，而不是能担当推进苏联社会大步前进、改变旧体制的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
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限性，也使得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难以从传统体制中解脱出来。应该说，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问题过程中，力图推进苏联政治民主化进程，他针对斯大林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反对个人集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加强法制、反对个人专横行为、反对干部终身制和提出实行干部任期制等。这些改革措施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头几年(1958年前)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到执政后期，有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被赫鲁晓夫自己破坏，譬如，他自己也开始搞集权乃至个人迷信。
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从改革思路来讲，为了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病，在改革开始阶段，首先应把中心放在改革经济机制和调整经济关系上，即要调整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扩权让利，重视商品货币关系与经济杠杆的作用。而1957年的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把中心放在调整经济管理组织形式上，只是把经济管理的重心由中央转到地方，管理机构从条条搬到块块，只是在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兜圈子。所以，大改组的结果只是从一种行政手段转为另一种行政手段，从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转向地方的行政指令方法。
从改革的步骤来看，1957年大改组未经充分准备，仓促上阵，事先也未经过试验。正如一些苏联学者指出的：“这样全面的工业改革，不言而喻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应该经过几个州若干年试点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报刊上对改革计划的种种分析，不能代替实际的尝试。”赫鲁晓夫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管理体制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体制。
从改革方法来看，赫鲁晓夫往往按照个人的主观愿望，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改革。特别是后期，随着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确定，他越来越专断，唯意志论日益增长。苏联学者布拉尔茨者发表的文章中分析说，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和低效益的。其原因是由于他用传统的行政方法、官僚主义方法搞改革，不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发动劳动人民为改革而斗争。（参见［苏联］《文学报》1988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对农业心血来潮的改革和对农业发展政策的瞎指挥尤为突出，他不顾条件地扩种玉米，取消农民的个人副业，停止采用草田轮作制，通过政治压力在短期内改组了机器拖拉机站……这些都对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从政治角度来看，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涉及大量的人事变动，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对此事先又没有充分考虑，也未作出应有的安排。例如，他要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对于党的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机关(从地方到中央委员会成员)，采取按一定比例经常更换的制度。每次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196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在选举中更换了近70%；他还取消了高级干部(如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报纸主编等)相当可观的月薪“津贴”，对局级干部不再配备司机，不再提供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的专车；在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时，引起大量领导干部的调动。赫鲁晓夫上述种种做法，无疑侵犯了既得利益阶层，在客观上树立了一批“政敌”或“反对派”。
赫鲁晓夫个人的性格尽管对改革的失败不起主要作用，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苏联著名政治家布尔拉茨基写道：“赫鲁晓夫不仅是环境的牺牲者，也是其性格的牺牲者。急性子、过于匆忙、容易激动，这是他无法克服的缺点。”他还引证1956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英国期间，在苏联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上，邱吉尔对赫鲁晓夫说的话：“赫鲁晓夫先生，您在着手大规模改革，这当然好！我只是想劝您不要操之过急。靠跳跃两步跨越鸿沟是相当难的，还可能会坠入沟中。”
不可忽视的国际压力。赫鲁晓夫要推进体制改革，阻力不只来自国内保守势力和传统的意识形态，还来自国际的压力。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西方国家利用斯大林问题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陷入了严重困境；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混乱，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苏两党因在斯大林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和加上其他因素，导致历时十年之久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和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的大论战，中国先后发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和“九评”。这种压力，使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迷信和改革时而出现动摇。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一问题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使得赫鲁晓夫转而放慢而不是加速去克服斯大林主义，放慢而不是加速去进行改革，首先是实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