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模式发展简史：苏联为什么不能从根本上废除斯大林模式
非我族类 2017-05-17
苏联解体
在斯大林模式下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过积极作用，如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通过三个五年计划使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战胜了法西斯德国。但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例作些分析。对苏联经济建设综合地，从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本质要求与目的的视角考察，可得出结论，苏联并没有把经济建设搞好。这主要表现在:第一，随着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功效日益衰退，苏联经济增长率出现了递减并发展到危机。到苏联剧变前的1990年，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分别下降2%、4%和3%，到1991年GDP下降13%。第二，落后的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基本上一直是粗放型经济，浪费大、效率低一直是苏联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第三，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苏联长期集中力量发展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牺牲农业，把农民挖得很苦，使农业长期落后。七十多年来，苏联经济一直是不协调地，不按比例地发展着。第四，受斯大林“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的影响，苏联经济一直是半封闭的， 60%左右的对外经贸合作是与经互会成员国进行的。这种经贸关系实际上是苏联国内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延伸，市场机制不起作用，因此，其经济缺乏竞争力。第五，不少经济发展政策往往脱离人民的切身利益。在经济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为了争霸、扩张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必然制约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长期以来，苏联市场紧张，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
产生上述问题虽有多方面原因，但最主要的是不能及时地对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斯大林体制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革。从七十多年苏联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看，在改革问题上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根本不进行改革；二是对传统体制只进行修补，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战后，苏联人民渴望改革，期待着通过改革解决在战争期间被掩盖的种种问题，不希望简单地回到战前状态。
从改革的客观条件看，作为战胜国的苏联，其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时期产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斯大林个人的威信因战争的胜利空前提高。如果斯大林能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战争胜利为契机进行改革，那么，苏联就会出现崭新的局面。
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而且继续强化战前的体制。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在斯大林看来，高度集中体制模式是十分有效的，因此也是不能改变的。
第二，战争的胜利，不仅掩盖了斯大林的所有错误，不论是战前的还是战争时期的，并且使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比战前大大发展了，把斯大林神化了，把斯大林模式也神化了。个人迷信的基础是高度集权，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又促进了个人迷信的发展。完全可以说，个人迷信已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战后，斯大林不可能考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更多考虑的是进一步强化高度集中的体制，这也是强化他所需要的统治制度，从而使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成为个人的工具，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他的个人专政。
第三，从斯大林思想深处来看，战后他并没有离开战备的政策。战后斯大林继续推行经济军事化的政策。在二战尚未结束前的1945年4月，铁托率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其别墅宴请代表团中的共产党人时讲，“战争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
第四，进一步统制农业与加强对农民的榨取。自斯大林推行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后，农业、农民与农村一直是处境极端艰难，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饥荒日益严重。而斯大林不仅没有采取措施来缓解饥荒，反而以更为严厉的手段惩处因不堪饥饿而“越轨”的农民乃至小孩。
谁都清楚，农村中出现的严重困难，主要是集体农庄制度造成的。1946年有75、8%的农庄付给庄员的报酬每天少于1公斤谷物，而7、7%的农庄则无谷物可支付。在俄罗斯联邦， 13、2%的农庄不能向庄员提供粮食；在俄罗斯一些州，不能按庄员的劳动付给谷物的占50%—70%[11]。集体农庄庄员普遍失去了劳动兴趣，不出工或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很普遍。很明显，集体农庄制度面临危机。这个时期，苏联农村传播着解散农庄的很多消息。为什么当时苏联农村如此盛传解散农庄的消息呢，原因也很简单:一是大家都看到集体农庄制度从产生之初就缺乏生命力，成了影响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二是农民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希望寻找新的出路。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战争胜利了，农庄的主要使命(向国家上交大批粮食)已经完成了，现在应该解散农庄了。简言之，解散农庄的传言，是广大农民强烈愿望的一种反映。
遗憾的是，与农民的这种改革愿望相反，斯大林采取措施来进一步控制农业，巩固与发展集体农庄制度，达到统制全国经济的目的。斯大林的具体做法是:
首先，对新并入苏联版图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于1947年5月按上个世纪30年代的模式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到1950年4月完成了集体化。
其次，实行继续压榨农民的政策。战后，资金从农村往城市“流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第三，批判“包产小组”，合并集体农庄。苏联从1947年至1950年，在不少地区曾试行“包产到组”，在乌克兰还得到广泛推广。但这种改革与斯大林的大农业、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先进和对农业的全面统制的思想相抵触，“包产小组”很快遭到批判。说它在经济上、组织上与巩固集体农庄的利益相违背，“会使农业工作误入歧途”[12]。马林科夫在联共(布)十九大上的工作报告中批判说:“在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问题上，某些领导人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在集体农庄内培植独立的小组，取消了生产队；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反对谷物业耕作的机械化，结果引起了集体农庄的削弱。”“包产小组”试验的夭折，主管农业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列耶夫也被撤职。与此同时，在全苏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集体农庄合并运动。
后来，斯大林把他的模式移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斯大林看来，苏联模式是唯一合理的，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适用的。1954年出版的，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把集中体现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内容上升为社会主义各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怎么能改革在战前建立起来的模式呢!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当时赫鲁晓夫接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
赫鲁晓夫上台后，首先要做的事是消除由于斯大林时期严重破坏法制造成的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生活。为此，要在政治领域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与此同时着手改革。而要做这些事，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是绕不过的一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对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起了关键性作用。他在体制改革方面，首先抓了农业改革。苏联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从1913年至1953年没有什么提高，仅为欧洲其他国家平均产量的三分之一。赫鲁晓夫还指出，马林科夫在1952年的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宣布的苏联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到斯大林逝世时，苏联的农业问题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一些苏联学者甚至指出，“再有二、三年时间，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粮食危机和全国性饥荒”。农业改革的迫切性十分明显。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赫鲁晓夫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1957年对工业与建筑业进行大改组，主要内容是把工业与建筑业的部门管理原则改为地区管理原则，即以“块块”替代“条条”，把管理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
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基础上下决心在各个领域进行改革，给苏联历史上留下了谁也不能抹煞的深深印痕。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下面一段话是有道理的，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像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
但赫鲁晓夫的改革未能取得成功，其主要原因是:首先，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要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其次，与上述原因相关，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来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由于赫鲁晓夫的个人经历，他在反斯大林过程中，虽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却又无力自觉地把握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变革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发展的体制模式。第三，赫鲁晓夫的改革，在理论上有一定变化，但并没能摆脱斯大林“左”的教条主义。从经济体制改革来讲，从来没有人提出以市场经济为方向。在所有制上仍然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从政治体制改革来讲，虽然力图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反对个人集权等，但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他自己也搞集权乃至个人迷信。人们可能会问，赫鲁晓夫用那么大的精力去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缘何后来自己亦搞起个人迷信来了。简单地说，是因赫鲁晓夫并没有破除斯大林高度集权的体制。在缺乏民主与监督机制的条件下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就难避免个人迷信的再现。人是脆弱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这里又一次说明，根本问题是制度。
赫鲁晓夫之后是勃列日涅夫执政，他执政18年，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从经济体制改革来说，这18年的改革主要是在增加几个与减少几个指令性指标之间来回摇摆。至于政治体制方面，与赫鲁晓夫时期相比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改革的停滞，导致苏联社会经济的停滞。正如苏联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参与者，有相当影响力的阿尔巴托夫指出的:“如果用很高的政治和经济标准来评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从赫鲁晓夫下台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整个年代是停滞时期。在这些年内(这毕竟是18年)，我国没有出现过沿着使我们的社会得到总的改善的道路前进的任何不可忘却的历史性里程碑。”停滞的严重后果是，在这18年不断集聚危机因素并使苏联走近衰亡。阿尔巴托夫还特别指出，由于政治体制的倒退，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我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斯大林化，最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体制的继续僵化和“成熟化”。另外，我们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决不意味着勃列日涅夫时期与斯大林时期一模一样。而基本含义是指“要保持和重建斯大林时期的 秩序和机制”。就是说，要保持斯大林模式。
勃列日涅夫之后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执政14个月)与契尔年科(执政13个月)时期。他俩的共同点是:执政时间短和年老体弱。尽管主观上力图通过改革来缓和与改善苏联社会经济状况，但由于受条件限制，在改革方面难有作为。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苏联都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作为当时苏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利加乔夫说:“国家已处在通往社会经济绝境的轨道上。应该真正地干一番事业，把国家拉到正道上去。”契尔年科逝世后，苏联人民期待着新的领导人带领他们摆脱困境，振兴苏联。在这种背景下，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执政近7年。在这7年中，一直在探索和坚持改革。戈尔巴乔夫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当时的苏共与政府高层领导，四分之三的时间与精力用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种种阻力，改革难以取得成效，于是在1988年6月召开了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改革政治体制，我们所有的创举，所有业已开创的大规模的事业将会停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目的也是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可逆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几位前任一样，以失败告终。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从客观因素看，到戈尔巴乔夫时期，阻碍机制对改革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已是实实在在的阻力；二是发生一系列政策的失误，如一开始搞加速战略；不首先抓经济结构调整，农业改革先走一步；改革过程未解决发展与改革相结合，人民的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相结合，微观与宏观改革相结合，最后导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三是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失方向，使苏共失去了领导地位。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只是到了1990年7月的苏共第二十八大，经过激烈争论才肯定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总方向。但在制订向市场经济过 渡纲领的过程中，亦是政治斗争白热化时期，一直到1991年底苏联剧变前，经济改革实际上已处于停顿状态。至于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在苏共二十八大才作为党的正式文件提出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但在各派政治势力忙于争权夺利的情况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没有明确的具体政策，就是有的话也来不及去实施它。
我们从改革斯大林模式这一角度，简要地阐述了战后苏联各历史时期体制模式变化情况，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苏联在剧变前基本上保持的仍是已经失去动力机制的斯大林模式。正是这种模式在整体上已成为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成为最后导致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所以，很多学者指出， 20世纪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这决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失败了，没有前途了。正如中国社科院前院长胡绳讲的:“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
关键词: 斯大林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