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的竞赛与英雄 争斗的欲望和兴趣得到认同
非我族类 2017-03-06
荷马
每个民族都有竞技活动，但只有希腊人，这个天性热爱竞技的民族，把竞技变成了生活本身。希腊人聚处必有竞技，且不说众所周知的四大泛希腊赛会，名目繁多的地方性赛会亦不胜数。不唯体育，希腊人的诗歌、音乐、手艺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竞技精神笼罩，我们如今看到的古希腊悲剧和喜剧，都是雅典节庆上的竞赛作品。
对于古希腊竞技的起源，人类学学者常归因于远古时代的宗教祭仪，但这也是推测之语，难以确证。在古希腊传世经典中，最先刻画竞技并展现竞技精神的作品是荷马史诗。竞技在荷马笔下无处不在。竞技是战争间歇时的消遣，譬如阿基琉斯罢战以后，他的士兵在海岸边上“抛掷铁饼、投掷长矛、拉弓射箭”（《伊利亚特》2.773-774；以下征引《伊利亚特》《奥德赛》均写作《伊》《奥》）。竞技是和平时的日常娱乐，譬如众求婚人盘踞奥德修斯家中，除了大吃大喝，他们和阿基琉斯的士兵一样，“抛掷圆饼、投掷长矛”（《奥》4.625-627）。在荷马对竞技比赛最详尽的描写中（《伊》23.262-897），竞技是帕特罗克洛斯葬礼后的盛大活动，既纪念死者的优异德性，也愉悦生者，使生者从悲戚中得到释放。这场竞技涉及赛车、拳击、摔跤、赛跑、持械搏斗、掷铁饼、射箭、投标枪等八个项目，与后世泛希腊赛会的竞赛项目几乎一致。因而，令人疑惑荷马究竟是在书写公元前七世纪的奥林匹克赛会，还是在书写公元前一千多年前英雄时代的竞技？
当然，荷马更看重的不是比赛速度和力量的竞技活动，而是竞技背后的精神品质。在英雄的世界里，神与神、神与人、人与人乃至马与马都在相互争竞，竞技活动不过是这种竞赛精神最表面的外显。诸神和凡人都妒意深重，争强好胜，为此他们展开竞赛，不惜带来毁灭或死亡。特洛伊战争便起源于三位女神对于“谁最美”的竞赛（《伊》24.25-30），战争的进展也伴随着诸神之间的竞争。诸神甚至嫉妒凡人的卓越：诗人夸口唱歌胜过缪斯，惹起了缪斯的愤怒，于是缪斯弄瞎诗人的双眼，夺去诗人的歌声，并使诗人无法弹琴，如此严酷的惩罚让诗人生不如死（《伊》2.594-600）！无独有偶，伟大的弓箭手因为要与阿波罗比赛箭术，结果被愤怒的阿波罗射死（《奥》8.226-228）。特洛伊的战场就是一个大竞赛场，每个人都充满竞争和获胜的欲望，力图成为第一。
对这种竞赛精神最凝练的表达，是《伊利亚特》中两次重复的格言：“永远做最好的，超越别人”。这句格言被认为确立了希腊人生活的基本原则——活着就是与人竞赛，争当第一，日后尼采将之视为希腊民族的“权力意志”（《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一千零一个目标”）。在荷马的语境中，这句话分别是格劳克斯和阿基琉斯出征特洛伊前父辈对他们的训诫。格劳克斯和阿基琉斯来自不同的城邦，分别为特洛伊人和阿开奥斯人而战，因此，可以将这句话视作泛希腊的古传伦理。荷马所言“最好”，并不是道德的完善，而是等于战争中的勇敢和技艺（罗念生、王焕生译本分别译作“要永远成为世上最勇敢最杰出的人”、“作战永远勇敢，超越其他将士”）。古典学者阿德金斯（A. W. H. Adkins）通过爬梳荷马的道德语汇发现，荷马史诗中的社会是个竞争性的社会，其主导性的价值是勇敢善战这种竞争性的卓越，而谨慎、智慧、明智、正义等合作性的卓越位居其次，甚至无关紧要，因为荷马的社会首先要求一个人保护自己和家庭的利益，以便在纷争的世界自我保存——由此“好”被等同于“勇敢”。在这个竞争性的社会中，荷马的英雄们更关心财富、战利品和名声所代表的荣誉，而不是道德责任。从后荷马的视角看，荷马的英雄们简直太自私，太不道德，荷马的道德劝谕如此之少，以至于让人感到正义将要从荷马笔下消隐了。阿伽门农作为“最好的阿开奥斯人”，明知侮辱阿波罗的祭司会遭来神罚，却为了满足私欲而拒绝释放祭司的女儿，全体阿开奥斯人为此遭到神罚。等阿伽门农不得不交出女俘，他又向阿开奥斯人索要一份价值相等的奖赏作为补偿，因为他不想成为唯一没有奖赏的人。由于阿基琉斯触怒了他，他便从阿基琉斯的营帐中抢走了阿基琉斯的女俘。荣誉受损的阿基琉斯忿怒难消，退出战斗，并要母亲请求宙斯帮助特洛伊人屠戮阿开奥斯人，以便惩罚阿伽门农。两位“最好的阿开奥斯人”互不相让，竭力捍卫自己的荣誉，不顾惜无辜的阿开奥斯人蒙受的灾难。阿基琉斯“爱吵架、战争和格斗”（《伊》1.177），其他英雄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种紧张的竞赛精神既激励英雄们获取更高的荣誉，又使英雄们陷入难以和解的争斗。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开篇宣称大地上有两种不和女神（Eris），一个该遭谴责，一个应受赞美，一个滋生可怕的战争和争端，一个则有益凡人，催人劳作，“陶工妒陶工，木匠妒木匠，乞丐忌乞丐，歌人忌歌人”。赫西俄德洞晓竞赛精神的根源和危险，他有意把竞赛内容从战争中的荣誉转移到财富，把英雄伦理降解成更世俗的生活伦理。英雄时代结束之后，希腊人进入了赛会时代，“希腊人所有的高级生活，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拥有了赛会的特征”，“在宴饮上宾客们的交流和轮流唱歌中，在哲学探讨和法律程序，直到公鸡和鹧鸪打斗……都可以看见它［赛会］的身影”（布克哈特，《希腊人与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荷马是希腊人的教师，希腊赛会不过是继承了荷马史诗中的竞赛精神，把竞赛场所从战场移到了赛场。28岁时的尼采曾在其短文《荷马的竞赛》中说，现代人认为希腊人冷酷残忍，是因为没有以希腊的方式理解希腊人，希腊成之为希腊，是由荷马所赐。前荷马的世界“充溢着一种由仇恨与毁灭欲所主宰的残暴野蛮”，而荷马的世界变得光亮而温暖，因为荷马承认了争斗和获胜的乐趣，这赋予希腊人个体化的倾向。希腊人崇尚竞赛，也赞美竞赛背后的不和（Eris）与忌妒，希腊的世界由此别异于我们的世界。尼采援引了赫西俄德关于两位不和女神的说法，以说明希腊人并不觉得好妒是缺陷，“每一个伟大的希腊人都在传递着竞赛的火炬；而每一种伟大德性都会将一种新的伟大引燃”，“每一种天赋都必须要通过斗争来展现它自己”。希腊的衰落也正缘于竞赛精神的衰落，“要是没有了忌妒、醋意和竞赛的好胜心，希腊城邦就会如同希腊人一般衰败堕落”，跌回前荷马的世界。
奥林匹亚的回声在现代世界奏响，希腊人尘封的遗产重获新生。尼采似在不经意间暗示，荷马所代表的希腊的方式不同于印度甚至整个东方，那个尚和而不尚争的东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