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为什么怒骂列宁妻子？列宁的遗嘱
山南慕北 2016-05-16
斯大林为什么怒骂列宁妻子
1922年10月，中央全会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一项削弱外贸垄断的决议。列宁获悉后非常不安，要求暂缓执行决定，待下次全会再议。在此之前，列宁一方面做各中央委员的工作，另一方面，请观点一致的托洛茨基在全会上捍卫共同的立场，于12月13、15日连续写信给托洛茨基谈维护外贸垄断问题。到12月18日召开中央全会的时候，列宁的主张已经得到多数的赞同。为此列宁经医生许可于1922年12月21日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短信，说“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3页)信是克鲁普斯卡娅笔录的，她还写了一个附言：“列夫·达维多维奇：费尔斯特教授今天允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信件，因此他向我口授了下面这封信给您。”
此事被当时主张放松外贸垄断的斯大林知道了，于是给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大骂了克鲁普斯卡娅一顿，并威胁她要以违反中央关于列宁医疗制度的罪名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据列宁妹妹玛丽亚说，斯大林的语言相当粗暴，致使克鲁普斯卡娅倒地痛哭。克鲁普斯卡娅那时候不敢向列宁倾诉，只好向列宁的亲密战友，时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求助。12月23日，她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
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现在我向您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引注)提出请求，因为你们是弗·伊·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无端辱骂和威胁。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列宁是什么时候获悉此事的，不得而知。很可能是1923年2-3月，这就导致下面这封“绝交信”。这是3月5日口授的给斯大林一封绝密信，同时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信中写道：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列宁
1923年3月5日
3月5日列宁写了两封信，一封是请求托洛茨基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一封是要同斯大林“绝交”。态度截然不同!
由于问题严重，给斯大林的信被克鲁普斯卡娅压了一天，没有立即发出。3月7日才送达斯大林，斯大林当即写了回信，信中反驳了列宁的指责，说曾经对克鲁普斯卡娅说过如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把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斯大林接着写道：“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和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我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交换过意见，已证实在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提的误会外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斯大林在信的末尾最后写道：
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收回，而不去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样。
列宁遗嘱
1922年12月，列宁在病中冲破“封锁”，口授了一批给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信，这些信被笼统叫做“列宁遗嘱”，不过被特指为“遗嘱”的是12月23、24日口授的信和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先后担任多项职务：党内是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党外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由于在党中央身兼三要职，因此他拥有列宁所说的“无限权力”。
1917年俄国革命前，斯大林同列宁的关系并不密切。1915年11月，列宁曾给维·阿·卡尔宾斯基写信：
“恳请打听一下(向斯捷普科或米哈等人)‘柯巴’的姓氏(约瑟夫·朱……？我们忘了)。”“柯巴”即斯大林。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看出两人关系相当生疏。
革命胜利后斯大林被分配担任了两个当时并不起眼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1年3月17日列宁在一封信中说。斯大林“在三年半来实际上从未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也没有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这是事实”。1923年初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批评长期由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他写道：
“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民族人民委员在成立苏联的过程中才发挥作用，但他的“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和否定。
列宁“遗嘱”中谈了6位领导人的优缺点，但提出组织处理建议的只涉及一人，即斯大林，明确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理由很简单，即此人“太粗暴”。列宁对粗暴是采取有区别的分析的态度的，认为这在共产党人的交往中是可以容忍的，但作为拥有无限权力的总书记来说，则是不可容忍的。这就是说，像粗暴之类的个人性格特点作为一般党员来说关系不大，但是作为领导人来说，则不可掉以轻心，因为这种性格特点是会影响全局的，所以列宁在结尾中特意强调，“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小事”。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远见的论点，斯大林后来的所作所为完全证实了列宁所说的这是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种“小事”导致了千百万人头落地。
斯大林是最早看到“列宁遗嘱”的人，部分政治局委员也先后看到过，所以在严格意义上，对他们来说并非“遗嘱”，并且列宁本人也没有把这些信件当做“遗嘱”。而是准备送交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的，并且他本人还指望能够出席此次代表大会。1923年3月中旬，列宁最后病倒失语，对这些信件没有能够提出具体处理意见，仅其中部分文件送达大会。1924年1月列宁逝世，5月18日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病中口授的全部文件“正式”移交中央。这时面J临的已经是党的第13次代表大会，照理这些信件应当按照列宁的意愿原原本本地向大会传达，但事实不然。
1924年5月21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决定，不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列宁的信，而是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文件不得复制，不得记录。这样规定是因为代表团人数较少，可以防止有人偷偷记录，并且宣读者可以对“遗嘱”做自由解释。
例如，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他们三人这时已经组成掌握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解释说，列宁只说了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的可能性，而不是调开的办法。宣读后，没有进行讨论，就草草结束。刘著说，列宁的信件是“仅供中央委员们参阅的”，“但并不包括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给代表大会的信，不是给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看的！不能不说是奇谈怪论。
对这么一个重要文件仅仅听一遍是非常不够的，应当让与会者手头拥有文本，进行认真的阅读和思考，领会列宁的意图，然后进行充分的自由讨论，做出决定。而由“三驾马车”一手操纵的传达办法，目的就是要让与会者在没有领会列宁本意的情况下，以轻信的态度让斯大林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三驾马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斯大林在13大后继续担任总书记。此后，“列宁遗嘱”就处于保密状态。一般党员、党的中低级干部，甚至后来当选的中央委员们或者对此一无所知，或者只能通过小道消息知道点情况。
由于“遗嘱”对斯大林明显不利，有把他撤职的内容，所以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反对派一直要求公布“遗嘱”，而斯大林一方则千方百计地为“遗嘱”保密。私自拥有“遗嘱”就构成犯罪，“遗嘱”经常是对反对派抄家搜查的重要内容。虽然联共第15次代表大会曾一致决定“公布被称之为‘遗嘱’的那封信”。但决议并未付诸实施，“遗嘱”仅在代表大会公报第30号上发表，并没有按规定在会后出版的联共第15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中和《列宁文集》中公布。在斯大林时期出版的《列宁全集》第2、3、4版中都没有提到《列宁遗嘱》一事。直到1956年召开苏共20大，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才正式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