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没出席斯大林葬礼？斯大林曾向毛泽东承认错误
山南慕北 2016-05-13
毛泽东为何没出席斯大林葬礼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斯大林逝世后，获知噩耗的毛泽东许久没有说出话来，他甚至连饭也不想吃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吸烟。毛泽东的卫士当时还不知道斯大林逝世，他们只是感觉到毛泽东的情绪有些反常，他完全没有了平时的兴致。很快，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开会，随即给苏联发去了唁电。
不过，对斯大林一直保持敬重和尊重的毛泽东此后却未能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而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中，只有他没有赴莫斯科参加葬礼。毛泽东只是先赴苏联大使馆询问斯大林的病情。斯大林去世后，他发出唁电，出席了北京的追悼大会，并在国内安排和组织了罕见的大型吊唁活动。毛泽东还撰写文章，颂扬斯大林的历史功绩。
毛泽东没有出席斯大林的葬礼，主要是身体和日程上的原因。就在斯大林病重和逝世期间，1953年2月，毛泽东为了调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外出视察工作。当时，他乘专列沿京汉线南下，至月底才回到北京，显然，他的身体状况不可能让他马上赴莫斯科。刘少奇此前刚刚出席苏共十九大归来，此时又因患阑尾炎住院，当然也不可能飞赴莫斯科。
1953年3月5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斯大林逝世的问题，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率团参加斯大林的葬礼。翌日，周恩来致电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对斯大林逝世表示吊唁，并随即前往苏联大使馆吊唁。同日，周恩来又起草了《代表团赴苏任务提纲》，确定代表团除参加吊唁之外，还要就中国“一五”计划、朝鲜战争等问题与苏共新领导人商洽。
周恩来在苏联期间，苏共新领导人表示出希望恢复由于在遣返战俘问题上的分歧而导致中断的朝鲜停战谈判。苏联新领导人在周恩来参加斯大林葬礼时向中方表示：朝鲜战争拖下去对苏联和中国都不利，因此，要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虽然这个建议与当时中、朝主张遣返全部战俘和准备长期作战的方针有距离，但经过中、朝双方的反复考虑，最终从大局出发，同意了苏方的建议，从而促成战俘问题的解决和停战协定的签订。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
斯大林曾主动向毛泽东承认错误
1949年，继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华之后，12月16日，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此次出访的主要目的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不过，这次出访给毛泽东留下的并不都是好印象。后来，他曾告诉尤金，说他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所谓“进攻”，是在签订新的条约问题上遇到了对方的消极对待。此外，毛泽东感到苏方对中共有不信任之感，还感到斯大林把他看作“半个铁托”，等等。不过，这次出访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即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在招待宴会上对毛泽东说：“你回国之后，你本人对苏联有什么需要的地方，请尽管提出来。”毛泽东马上说：“我们对苏联的帮助是衷心感谢的，我的需要嘛，今天不谈，再说。”回国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拜会斯大林，谈话时，斯大林提出：中国革命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论文、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为选集，同时出版俄文版。斯大林还特意说：“毛泽东的思想，对苏联同志也是有启发指导意义的嘛。”斯大林感到毛泽东此行之中是有怨气的，对此他采取了补救的措施。出版《毛泽东选集》，并希望得到毛泽东着作的清单，就是其中的补救措施之一。 中共七大已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斯大林提出选编《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马上表示赞成，认为毛泽东的着作应该好好编辑出版。当然，对于斯大林的说法，当时毛泽东的内心是十分复杂的。他明白斯大林曾对中国革命抱有偏见，并曾说过中共是“黄油马克思主义”之类的话，而现在斯大林主动提出这一建议，是默认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用一种含蓄的方式承认错误。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毛泽东心里虽有一些看法，但还是要维护苏联“老大哥”地位的。于是在听了斯大林的建议后，他客气地提出：“苏联共产党在理论总结上有丰富的经验，一直是指导我们实践的指针，整理我的着述，恐怕要以此为指导啊。我们自己总结恐怕总结不好，希望斯大林派一位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水平高的苏联同志来帮助编辑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斯大林欣然同意了毛泽东的要求。他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可以让尤金院士来做这项工作。这个人你们可能还不熟悉，他很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是苏联科学院研究马列主义的院士。你们看合适不合适？”毛泽东当下点头表示接受，他笑着对斯大林说：“这样的人最好。” 1950年，尤金来到中国。由于尤金不懂中文，需先由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和苏方的中文翻译费德林共同将毛泽东的文章翻译成俄文，再送交他审阅，以编辑成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与此同时，中方也提出了翻译出版《斯大林全集》的要求。
在主持编辑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尤金经常将编好的文章打印寄给斯大林。斯大林阅读之后，感到毛泽东的文章中有很深的哲学含义，就嘱咐尤金先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在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 师哲曾回忆说：尤金也有另外一面，即他自视是苏联的理论权威，于是下车伊始，往往摆出教师爷的派头，对师哲和费德林译出的俄文内容说三道四；认为毛泽东的一些文字难登大雅之堂，如“一屁股蹲下来，坐在炕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等。对此，尤金往往大笔一挥，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或删除。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观念，这个外国人是不太懂的。如毛泽东在文章中有“生生死死”的说法，尤金认为不合逻辑，他对师哲说：“这个也要改一改，在俄文中绝对要表达得高雅一些嘛，合乎革命者的文化教养！什么生生死死、鬼鬼神神的东西一律要删除掉！” 于是，师哲向毛泽东汇报：“尤金对主席的文句改动较大。”毛泽东问：“是吗？他怎么改的？”师哲回答：“就好像是中国的文言文，他给完全口语化了，本来富有韵味的意思，被他搞成了白开水，而且他几乎把所有生动的语言都按照他的俄文死板办法处理了，几乎进行了全部的重新刻板叙述！” 对此，毛泽东不置可否。不久，为了翻译上的问题，尤金来找毛泽东。他是来求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语意的，因为在俄文中是没有类似表达的，如果直译，苏联人会疑问：“为什么刚好一百家，不多也不少？”毛泽东则对他说：“就是一百家，多一家不允许，少一家也不行。”当然，这是气话，尤金也能听得出来。他这才体会到毛泽东的文字是不能随便改动的，他的任务只是忠实地传达而已。此后，尤金就尊重中方的意见，以直译的方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通过这一过程，尤金开始逐渐认识和了解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不过，对斯大林建议编辑《毛泽东选集》，以及中方提出的翻译出版《斯大林全集》，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却不无波澜。后来，当与尤金熟悉了之后，他敞开心扉，对这件事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愤懑情绪。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位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到中国看一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