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安乐死的真实情况如何：澄清几项误解
彼岸花开 2016-04-20
安乐死
安乐死在很多人眼中是一知半解的，因此容易被人误会，澄清有关安乐死的几个误解。
误解1 安乐死即无痛死亡
尽管安乐死的过程是无痛的，但这样的理解并不全面。在荷兰，安乐死被定义为在患者明确要求前提下，有明确目的地通过药物注射结束其生命。
除安乐死外，还有其他医生参与结束患者生命的方式，例如医师协助自杀、过度注射镇痛药及停止人工生命维持等。
误解2
荷兰每年死亡人数中有10%的死因是安乐死
这个论调似乎在美国挺有市场，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桑托勒姆（Santorum）就用这个数据来批评荷兰的安乐死政策。
当然，这显然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政客论调，实际上从一些研究数据来看，荷兰每年选择安乐死的人数约2500人左右，仅约占死亡人数的2%左右。
误解3
安乐死在荷兰是特别简单就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
关于这个误解曾被桑托勒姆夸张演绎到极致，其曾在演讲时说荷兰的老年人都得戴上“谢绝安乐死”的手环，否则就可能会“被”安乐死。当然，所谓的“谢绝安乐死”手环根本不存在，目前荷兰安乐死制度已比较完善，管理也非常严格。
首先，只有患者本人可以申请安乐死，且并非所有人都有条件申请。患者想要申请安乐死必须满足法律所规定的申请条件，包括患者是自愿申请，且经过充分思考的；患者所经历的痛苦必须是难以忍受的，并且病情无好转可能；患者对其病情及预后有着充分地认识等。其次，除患者的主治医师外，还必须有另一位独立医师参与，并为患者提供咨询。荷兰还有一个专家审核委员会，负责对安乐死的实施进行监督。
误解4
荷兰人一直都接受安乐死
实际上安乐死制度在荷兰的建立并非想象那样顺其自然，从饱受争议到被接受经历了一段可谓之艰辛的历程。
尽管现在的荷兰社会非常开放，但几十年前，宗教对人们思维与生活具有显著影响，人们的思想亦相对保守。上世纪60年代仅有一半的荷兰人支持安乐死。上世纪70年代，一名荷兰医生在身患绝症的母亲多次明确要求下，帮助其结束生命，最终法院判定这名医生并未“谋杀”母亲。该事件立即在荷兰、乃至欧洲引起轩然大波。社会对安乐死开展了异常激烈的争论。
直到20世纪末，安乐死在荷兰才逐步建立较为完善的流程，荷兰民众对安乐死的接受程度才明显提高。
误解5
荷兰的安乐死
制度已毫无瑕疵
尽管每个国家都希望其法律与规章能毫无漏洞，但实际上操作起来，各式各样的问题总是接踵而至。荷兰安乐死制度的建立亦是如此，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即如何评价患者所经历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
显然，对于痛苦的感受是一件非常主观的事情，每个人对痛苦的感受程度及忍受力不同，对安乐死的裁决不可能仅凭借患者主观感受，医生如何客观评价患者的痛苦程度常难以拿捏。
当然，在荷兰大部分安乐死患者均处于疾病终末期，疾病常已造成器官功能丧失，并给患者生命维持带来严重威胁。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尽管荷兰现行法律并未对痛苦评价给出明确解释，但对实际操作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显。
关于安乐死的两点思考
自由、透明与法律
在荷兰，安乐死被不少人认为是个人的自由。其实，并不尽然。伦理学家范雷文认为，荷兰人之所以能够接受安乐死，与其崇尚法制、透明度和宽容的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
有数据显示，上世纪90年代，荷兰安乐死的实际汇报率仅20%。随着法律逐步健全，安乐死透明度越来越高，同时，安乐死也逐步被人们接受，成为一件可以公开的事情。到2005年，相关数据显示，在荷兰约80%的安乐死事件进行了详尽汇报。
的确，促成安乐死这一制度，自由、透明与法律是缺一不可的。
实践与争论
与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一样，荷兰的安乐死实际上也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味。安乐死在荷兰并非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稳妥“买卖”，荷兰人的自由与大胆使其在相关法律规范产生之前就开始尝试安乐死。除实践外，直爽的荷兰人似乎并不在乎把安乐死置于公共视野下开展激烈争论。正是实践与争论进一步促使，甚至是迫使相应法律诞生、完善与规范化。
当然，荷兰国土面积仅为北京的2.5倍，人口亦与北京相近，“船小好调头”，所以许多事情在荷兰好管理，但荷兰经验未必可以完全套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
2000年，荷兰率先为安乐死立法，但到目前为止，仅极少数国家或地区步其后尘。不得不承认一套规范的法律体系及荷兰人务实的秉性使政府放心大胆地将选择的自由交于人民，但自由也意味着责任，每个人须对其行为负责，无论是在身体或心理上，甚至是在法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