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猪队友”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友谊”
山南慕北 2016-03-30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猪队友”
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意大利人已完全控制了中国空军，并垄断了大部分中国航空市场。
意大利人的对华援助实在是笔“好生意”，其间的各种开销全部来自当年的“庚子赔款”，可谓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购买意大利飞机，中国反倒还要拿出几百万美元，这对颇有些捉襟见肘的意大利航空工业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还有一点不能不说：墨索里尼是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他在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没有放弃未来的盟友日本。
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尽管意大利人搞了不少花架子，中国空军的实力并未得到实际增强。有件事情很说明问题--意大利人开办了一家军事航校，实行“宽进宽出”的政策。也就是说，不管能力如何，学员只要耗完必须的学时就可以毕业。
据说，蒋介石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很满意”。众所周知，中国飞行员主要来自上流社会，美国航校出于各种原因将不合格人选扫地出门时，经常会受到多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也会被搅得寝食不安。较之美国人的严肃认真，意大利式的殷勤显然更符合中国人的胃口。他们的办学方式迎合了中国人一团和气的固有心态，却毁了中国空军。
意大利人在南昌援建的飞机组装厂也纯粹是骗局，他们提供的飞机很多是陈旧过时的，有的根本就是废品，这些破烂竟然被航空委员会堂而皇之地登记在册。也就是说，在意大利人的“帮助”下，中国建立的其实只是一支徒有其表的“纸上空军”。
最可气的是，某些人还利用航空捐款牟利。他们筹款时往往会许诺说，使用从当地获得的款项购买的飞机将会以当地的名字命名。拿到钱之后，他们还真派架飞机过来转上一圈，搞个焰火庆典，机身上醒目地喷涂着地名。但实际上，这些人对很多地方做出了同样的承诺，用来进行展示的飞机却只有一架，只不过每次机身上喷涂的名字不同而已。至于筹集来的款项，则早已不知去向，最后，中国空军只是在所谓官方统计表上又“购买”了一架新飞机。
全中国的战争狂热愈演愈烈之时，蒋介石来到鄱阳湖西岸的夏季别墅避暑。当时的蒋内心很纠结，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实话说，中国军队的情况非常不乐观--
中日战争爆发时的中国海军拥有全世界军衔最高的海军将领，在国际海军会议上比任何人都优先。讽刺的是，蒋介石那少得可怜的炮艇除了被强大的日本舰队歼灭，无法期待任何事情。陆军情况略好，在德国顾问支持下，一支8万人左右的新式部队初具规模，时刻听从国民政府调遣。但我不得不指出，这支队伍虽然足以让心怀异志的地方军阀闻风丧胆，面对装备精良的百万日军仍然显得底气不足。至于成立不到5年的空军，知晓内情者更是不抱什么希望。
在南昌待了一段时间后，由于工作需要，我和中方的空军负责人毛邦初一起前往庐山晋见蒋介石和宋美龄。
寒暄过后，蒋介石便开始用严厉的语气质问毛邦初，要求后者对中国空军目前的状况做出解释。善解人意的宋美龄靠过来，为我翻译他们的对话。
“空军到底有多少飞机可以参战?”蒋提高了嗓门。
“91架，委座。”
蒋的脸色突然变得通红，快步走下别墅的台阶，把大批随从远远甩在身后。
“委员长已经发狠话说要把他枪毙了。”宋美龄悄悄告诉我，“航空委员会的账面上显示，总共有500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
这之后8年里，我再没见过蒋介石如此失态。最后，他终于压抑住怒火，来到我面前用中文问道：“你的调查有什么结论?”
“毛将军的数据是准确的。”
“继续，”宋美龄鼓励我，“把所有真相都说出来。”
我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全部说了出来，宋美龄耐心地在旁翻译。来回踱步的蒋介石渐渐放慢了脚步，过了大概20分钟，他才离开门廊，回到了屋里。
经过这番谈话，毛邦初保住了自己的脑袋，宋美龄获得了监督、掌管航空委员会的权力，我则落了个直言不讳的好名声。此次在庐山的会面，为我日后和蒋介石相处奠定了基调。他开始信赖我，我也赢得了他的信任，只要我做的事情有利于战争的最后胜利，他都会毫无保留地支持。“有利于战争的胜利”--这便是他和我相处的底线。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友谊”
希特勒肯定不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人。在爱情上他几乎是一个不婚主义者，自杀前才慷慨地许给了情妇爱娃一场婚礼;在友情上他最习惯的就是背信弃义，一起打天下的好兄弟罗姆、最器重的下属隆美尔最后都被他干掉。
然而，作为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同时也是希特勒身上罕有的“人性之美”，希特勒终其一生对墨索里尼却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忠诚与友谊，无论顺境逆境都不离不弃，唱出了一曲忠诚的赞歌。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甚至认为，希特勒对“滑稽可笑的意大利伙伴”的忠诚，是二战当中不可解的谜之一。
当我们谈及二战时的巨头大佬时，墨索里尼可能是大国领袖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希特勒、东条英机相比完全不在一个层级，就是在轴心国内部，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恐怕也最多是希特勒的一个二流配角。
但如果回到这段友谊故事的最初，你会发现，当墨索里尼达到个人政治生涯巅峰之际，希特勒充其量是一个崇拜者罢了。
可以这么说，比希特勒痴长六岁的墨索里尼才是“法西斯主义”的缔造者，希特勒只是那个将“法西斯主义德国化”的模仿者，用港片中的流行桥段打个比方，墨索里尼就好比一位德高望重的黑帮老大，随着时势的发展，风头和声势逐渐被当年的小弟希特勒后来居上，尽管权势的消长阶段摩擦不断，但小弟一辈子都还是对大哥尊崇有加，还经常帮不中用的大哥排危解难。说到这里，我不禁恶俗的想起了黄金荣和杜月笙。
墨索里尼不仅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权威，而且是第一个将其付诸政治实践的。1922年，墨索里尼率领法西斯黑衫党进行了著名的“向罗马进军”，一场“散步”下来就夺得了意大利的政权。这一神话般的夺权经历显然大大触动了此时尚是政治屌丝的希特勒，1923年，希特勒就“致敬性”地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政变，企图复制偶像的成功模式，但结果却是一场荒腔走板的闹剧，直接将自己送到了法庭之上。
等到希特勒最终像墨索里尼一样走上政治舞台之巅时，已经要到10年之后的1933年了，当然，希特勒的夺权模式完全是“修正主义”，墨索里尼靠的是街头革命，他却靠的是民主宪政。
就算在希特勒成为了我们熟悉的那个“元首”之后，墨索里尼一开始对这位昔日崇拜者的态度仍是十分冷漠。如果说此时存在一个由德意组成的“法西斯国际”的话，墨索里尼显然仍处在那个教主与导师的崇高地位，而希特勒则是作为一个暴发户刚刚挤进法西斯界，固然是有功于“法西斯国际”，但却威胁到了教主的地位;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希特勒刚上台时的德国还未从战败国与经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在国力特别是国际影响力方面与看上去很美的意大利尚有差距。
已经执政十年的墨索里尼甚至在给希特勒的书信中用老师的口气倚老卖老，“任何人都不会比我懂得更多，因为我已有40多年的执政经验”。
1934年，偶像与粉丝，导师与弟子终于初次相遇。很难想象的是，这段“伟大的友谊”竟然是在一个充满火药味的情境中开始的。
当年的6月14日，希特勒主动上门到威尼斯首次“拜见”了墨索里尼，目的是来表明德国对意大利的“小弟”奥地利没有非分之想。据丘吉尔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的渲染，希特勒当时“穿着一件褐色的胶布雨衣，头戴汉堡式帽子”，墨索里尼看了希特勒的第一眼后便对副官说，“我不习惯他那个样子”。
墨索里尼对这个法西斯弟子的第一印象是如此的不堪，对希特勒的“话痨”尤为感到莫名其妙，将最后印象归结为这几个字：“喋喋不休的和尚”，这就是传说中的“人生若只如初见”。
仅仅一个月后，墨索里尼用行动表明了他对希特勒的这一恶劣印象——在德国对于奥地利表现出“异动”之后，直接拿出了四个师作出兵状，武力恫吓希特勒不要轻举妄动。
面对导师如此的武力羞辱，以脾气火爆著称的希特勒这次的表现绝对是忍气吞声，不仅迅速收敛了对“祖国”奥地利的野心，并且在此之后端正态度百般讨好墨索里尼，隔三差五的派使者到罗马去交好，大有藩邦出使“上国”的意思。
希特勒对友谊的执着未必感动了墨索里尼，但最终感动了命运之神。1935年10月，意大利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遭到了英法等西方世界的各种敌视，英国甚至还宣称要“制裁”意大利。此时，只有希特勒表示了对墨索里尼的各种理解和大力支持，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让墨索里尼第一次感受到了友谊的温暖。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希特勒又迎来了一次夯实与墨索里尼友谊的绝佳机会。在墨索里尼决定出兵支持佛朗哥后，希特勒也迅速作出了追随出兵“与子同仇”的决定，预演了日后二战他们携手参战的感人景象。
这两次“公关”显然是彻底打动了墨索里尼。1936年10月，意大利和德国在柏林第一次签订了有同盟意义的条约，墨索里尼在这其中又发挥了他法西斯理论权威的长才，首次提出了“轴心”这个日后让全世界人民闻风丧胆的著名词语。撇开国与国的关系不谈，此次签约也可视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柏林结义”或是拜把子，拉开了两人友谊的正式开端。
此时，希特勒这位新入伙的小兄弟也开始让墨索里尼刮目相看，德国的国力和军力正在飞速膨胀中。为了表示自己也同样重视这份友谊，墨索里尼作出了一个让希特勒感动终生的决定。
1938年3月，希特勒决定出兵兼并奥地利，此时他最大的心结是——墨索里尼是否会反对，毕竟，仅仅4年前，墨索里尼差点还为此与希特勒大打出手。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描述到，在决定出兵当天，“希特勒在整个疯狂的下午和晚上都在疯狂的等待着”，“等待着墨索里尼的表示”。当晚，希特勒终于得到了这份友谊的回报，墨索里尼表示“奥地利对他是无关紧要的”。
希特勒此时的狂喜简直是语无伦次的，不断地重复着“永远不会忘记他”。他最感人的一段话是，“我愿意跟他一起共患难，同命运……如果他万一需要什么帮助或者处于什么危险中的话，他可以确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即使整个世界联合起来对付他，我也将坚决和他在一起”。
我也很确信，这是我听过最动人的友情表白，大有“我爱你，就算与世界为敌”的意思。最重要的是，在未来7年中，希特勒不断的忠诚履行着这句美丽的诺言，直到自杀身亡。
值此感天动地之时，可是，我不得不煞风景的说一句，墨索里尼从未对这份友谊给予如希特勒这般重视与付出。准确的说，在墨索里尼的心目中，他那趾高气扬但却外强中干的“自尊”是最为重要的;其次是他奇特却又强烈的爱国主义，既希望利用战争为意大利开疆拓土，临战时却又待价而沽;而与希特勒的友谊，最高最高也只能排在第三位了。
1939年8月底，二战爆发前几天，就在希特勒热切盼望墨索里尼履行盟约参战之时，以好战著称的墨索里尼突然耍赖了。他给希特勒开出了一份狮子大开口的“出兵清单”，从石油钢铁木材到高射炮，几乎要了个遍，用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也是墨索里尼的女婿)的话来说就是“清单足能气得死一头牛，如果牛认得字的话”。
墨索里尼的临阵退缩让希特勒大失所望，差点也准备放弃战争。最终，希特勒决定单干，在9月1日出兵波兰，二战由此正式爆发。不过，希特勒甚至没有对于背信的墨索里尼表示出一点的不快，仅仅要求前偶像用战争以外的方式对其进行精神支持：报纸广播上的积极宣传;虚张声势牵制英法兵力;劳务输出到德国。
足以显示所谓这段友谊内涵“丰富性”的是，墨索里尼甚至在暗地里希望希特勒战败，还主动派人向英法一方泄露情报。据女婿齐亚诺在1939年11月日记中的爆料：“墨索里尼一想到希特勒在进行战争，尤其他当他想到希特勒取得胜利的时候，就感到简直无法忍受”。
1940年1月，新年刚过，墨索里尼甚至直接写信给希特勒，声称即使有了意大利的帮助，德国也不可能战胜英法，最“忠言逆耳”的是，信中质问希特勒“是否有必要孤注一掷的去冒险，连本国的政权也不顾，并且把德国几代人的精华都牺牲掉”。
“反战英雄”墨索里尼的预言日后被证明是无比准确，但很可惜，不仅希特勒没有听进去，就算是他自己，当看到希特勒数月之后令人炫目的军事胜利之后，也迅速摇身一变为主战派。
1940年3月，墨索里尼声称决定参战，但条件竟然是“当英法遭到德国进攻，已经无法支持，只要再打一拳让他们投降时，他决不拖延”，“如果德国的进展迟缓，他就要等一等再说了”。
面对如此露骨且厚颜无耻的参战条件，希特勒竟然还是没有生气。据说，此时除了希特勒一个人尚属热情之外，德国军队没有任何人对于意大利的参战与否有兴趣。
平心而论，墨索里尼这次是说话算数的。6月11日，当他发现法国已基本战败，参战条件已完全具备之时，意大利果然急不可耐地参战了。不过，热闹的打了一周之后，意大利的32个师竟然没有让法军的6个师在阿尔卑斯山防线上后退一步，然后，法国就向德国投降了，希特勒顺带也厚道的捎上了墨索里尼。
希特勒的军事神话让墨索里尼第一次感觉到了被边缘化的危险，作为法西斯江湖的老大，墨索里尼自然是不愿拱手相让。几乎在出兵法国的同时，做着罗马帝国梦的墨索里尼也开始在非洲入侵英国人的埃及，尽管账面上是意军的50万对英军的5万，意大利竟然遭到了彻底的惨败，连自己的老本东非殖民地也差点丢掉;1940年10月，墨索里尼又不顾希特勒的反对执意出兵希腊，结果又遭到惨败，意军首次攻击便被击退，被人数少一倍的希腊军队压着打，甚至还出现了意军27个师被希军16个师包围数月的“军事奇迹”。
面对墨索里尼留下的这两个烂摊子，又是希特勒默默的跟着后面擦屁股，原本不想打的希腊最后也打了下来，原本想集中全力进攻苏联也还是派了隆美尔到非洲处理残局，没想到还打成了战神。
不过，作为代价，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此时的关系已然逆转，在这份经过实力重组的友谊构成中，墨索里尼从昔日的导师和偶像成为了希特勒的跟班与小伙伴。当然，与发迹后的杜月笙一样，希特勒在明面上仍然对墨索里尼给够面子，不过，对于墨索里尼背后的意大利，希特勒可能只有鄙夷二字了。显而易见的是，希特勒此时对墨索里尼的友谊已经无法从人脉等功利的角度来解释，意大利与其说是德国的好帮手，还不如说是损友，德国军官团甚至认为，意大利不参战德国的胜面反而更大。
1943年7月，在盟军登陆西西里之后两周，众叛亲离的墨索里尼在军事政变中下台，随即被软禁。可悲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徒“宁无一个是男儿”，没有一人放一枪来拯救这位党的创始人，甚至没有一人站出来替他辩护，用威廉·夏伊勒的话说就是“似乎没有一个人把他屈辱的下台放在心上”。
除了希特勒，他说过，“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即使整个世界联合起来对付他，我也将坚决和他在一起”。
在接下去的几周中，希特勒每天都在军事会议中花费大量时间讨论如何“营救”墨索里尼，绝大多数高级将领，甚至包括戈培尔都对墨索里尼是否值得营救深表怀疑，除了希特勒。
仅仅一个多月后，希特勒派手下最得力的特种兵指挥官斯科尔兹内奇袭软禁墨索里尼的高山别墅，只用了四分钟，甚至连一枪都没放，就救出了墨索里尼。据说获救后的墨索里尼紧抱着斯科尔兹内说：“我知道我的老朋友希特勒不会抛弃我。”
在此之后，墨索里尼彻底沦为了历史的末角，在意大利北部意气颓唐的经营着新成立的傀儡政权，这还多亏了希特勒念旧的份上。戈培尔在日记中对此时软弱的墨索里尼大为不满，“他不像元首和斯大林那样是一个革命家。他总是以意大利本国人民为念，这就缺乏做一个世界革命家和起义者的宽广胸襟”。在法西斯革命家和爱国者两种评价之间，我想，此时的墨索里尼的选择应该是后者。
对于墨索里尼这最后一段的政治生活，看一部帕索里尼的禁片就足够了——《索多玛的120天》。
1945年4月28日，墨索里尼在逃亡途中被游击队捕获处决，留下了一张和情妇一起尸体被倒挂的著名历史照片。仅仅两天之后，希特勒在柏林地下室自杀身亡，兑现了他对墨索里尼“共患难，同命运”的承诺。
墨索里尼的死讯，是希特勒在自杀前听到的最后一批外界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