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中国人是一袋马铃薯” 《资本论》提到的中国人
山南慕北 2016-03-30
马克思
马克思说“中国人是一袋马铃薯”
近日，看到一篇题为《辛亥百年变局》的文章，有这么一段话：“‘马铃薯式的生活’是马克思所说的，他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像麻袋里的马铃薯，每一个马铃薯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马铃薯都是一个一个的，不会融合在一起。孙中山讲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子，还是不够准确，沙子放在一个麻袋里还可以是沙袋，是一个整体。马克思说中国人是一袋马铃薯很准确。马铃薯式的生活方式是说每个人是孤立的，在公共生活当中都等于零，每个人都等于零。这就是中国人千年相续的公共生活方式。”
马克思根本就没有说过中国人的“公共生活方式”是“马铃薯式”的话，更遑论这种“生活方式”还是“千年相续”的。上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就有了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该书后来有多个版本，其最新版本是由中共中央编译局译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的，根据该版《说明》，它“收入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中国的全部文章和重要论述”，但我们从中看不到马克思这样论述中国人的任何文字。
是的，马克思的确说过“一袋马铃薯”的话，不过，他指的是19世纪中叶的法国农民，语出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66~567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说的“一袋马铃薯”，指的是法国人;再准确一点，他说的也不是所有法国人，而是19世纪中叶的法国农民(当时农民占了全法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因此，这段话中的“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指的就是法国的农民，从此段论述的上下文关系完全可以看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不朽名著中，一共提到了680多个世界各国的人物，其中只有一个是中国人，他的名字叫做王茂荫。
这个名叫王茂荫的牛人是何许人?王茂荫(1798—1865年)，字椿年，号子怀，安徽歙县人。中国清代著名经济学家、货币理论家、财政学家。他于1832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历任户部主事、御史、户部右侍郎、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务。王茂荫在京历任三朝，居官30年，不携眷属随任，一直独居宣武门外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而闻名。1864年，因为母亲去世离职返乡，1865年在家乡病逝。 著有《王侍郎奏议》11卷及《皖省褒忠录》。《清史稿》有王茂荫传。王茂荫毕生致力于我国经济史尤其是货币史的研究和实践，他的货币观点及钞币发行方案最为引人注目，被学术界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
王茂荫是一位非常有见解的财政专家，他曾在户部任职多年，并主管过钱法堂事务，因而对币制改革一直非常关注，能够针对不同的社会财政状况，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缓解财政危机的方法。咸丰元年(1851年)，王茂荫上呈《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由银号出资替政府负兑现责任的丝织钞币，以解决财政困难，被朝廷否决。1853年至1854年，他又两上条疏请改币制，均遭驳回。他提出的兑现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的主张，反对铸造当百、当五百、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对保持社会稳定、遏制通货澎胀有一定的作用。针对当时朝廷权臣肃顺等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建议，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对物价规律和货币投放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但是，王茂荫的这些建议，遭到急于填充国库的咸丰皇帝的严斥，指责他“为商人指使，不关心国事”，并将他调离户部岗位。
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方案，被俄国传教士巴拉第(1849—1858年在华)写进《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并被收入了巴拉第主编的一部多卷本资料汇编。当这部资料汇编被翻译成德文，并于1858年在柏林出版时，书名已是《帝俄北京公使馆中国著述集》了。《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通过这个德文译本受到了博学的马克思的注意。马克思在1864年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在谈到货币或商品流通、论述“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时，以第八十三条大段注释的方式专门提到了中国理财官王茂荫及其“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点，从而使他成为《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