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侵略中国太愚蠢 没说过中国是沉睡的狮子？
山南慕北 2016-03-30
拿破仑
拿破仑：侵略中国太愚蠢
拿破仑当皇帝时，第一部《法汉词典》出版。而拿破仑在当皇帝的时候，大量阅读传教士的记载、使节的报告以及有关中国的游记等。在他的要求下，第一部《法汉词典》出版，还下令在法兰西公学院设立中国学科，这是中国学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大学科目。
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急欲打开中国的贸易门户，但遭到乾隆帝的拒绝。1816年2月8日，英国再次派阿美士德率使团来华，当阿美士德一行抵达天津口外，因为不愿对嘉庆帝行跪拜礼，声称“正副使臣身体欠佳”，拒不入宫，被中国政府赶出国门。回国途中经过圣赫勒拿岛，见到了拿破仑。
拿破仑对阿美士德不给中国皇帝下跪提出批评，说：“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不敬。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提出，中国国君答应如派使节去英国也要他叩头！中国人拒绝得对。一位中国的使节到伦敦，应该向国王施英国大臣或嘉德骑士勋章得主一样的礼。你们使节的要求完全是荒谬的。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们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地位平等的人。被派到土耳其的勋爵在受苏丹召见时难道可以不穿要求的皮里长袍吗？……一切有理智的英国人应该把拒绝叩头看成是不可原谅的事。觐见中国皇帝却要遵行英国的习俗，这是没有道理的。”拿破仑嘲讽说：“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
阿美士德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来敲开中国的大门，拿破仑以轻蔑的口气评论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把你们打败。”阿美士德反驳说：“中国在表面强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软弱。”拿破仑却认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这句话迅速传遍了欧洲，又传遍了世界，产生了极强的轰动效应，一直到今天。
拿破仑临终叹气说：“我那些不幸的中国人啊！”
1935年9月27日，上海《字林西报》刊登了《拿破仑与中国人》一文，说到看守拿破仑的英国军官吕严士的信件中，提及广州工人在岛上为拿破仑干活的事实。1820年4月4日函云：“昨夜，有一段围墙倒了。全体仆人，马厩的工人，与中国人，自今晨六时起，都努力工作，而由拿破仑将军与白侯爵(Count Bertrant)亲自监导之。”又一函云：“拿破仑将军昨日在屋内监工至下午二时，卒把围墙修好。那四个受雇于园内做工的中国人怨恨拿破仑将军，因为将军对在屋内做工的中国人———即修理倒墙者———各赐酒一瓶而不赐给园丁之故，是以他们悻悻然不肯服从将军命他们所做之事。将军大怒，即将他们逐去。”
在后一信之末，编者加以注脚云：“中国人要是有现钱给与，什么事都肯干。”拿破仑临死之前，在床上叹气说：“我那些不幸的中国人啊！不当忘记他们；给他们十余或廿余个金币，而且为我向他们诀别！”那尔士最后说，拿破仑花园中有一大帮中国工人替他做工。自拿破仑死后，1821年5月间办理结束事宜，10个广州人还欠下白侯爵之管事人800余元。
拿破仑没说过“中国睡狮论”
“睡狮论”源起于西方基督教话语中常见的“唤醒东方论”，先是被清末外交家借用来阐释中国的外交姿态，继而被梁启超化用，并创作了一则关于“唤醒睡狮”的寓言。清末革命宣传家将“醒狮”立为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将之应用到各种民族主义宣传之中。在各种宣传包装之下，“睡狮论”逐渐融入到民众的口头传播当中
梁启超1899年的《动物谈》讲了一则寓言，第一次将睡狮与中国进行了勾联。虽然曾纪泽从未将中国比作睡狮，可是，梁启超却多次谈到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指“睡狮论”出自曾纪泽。梁启超是清末最著名的意见领袖，文风淋漓大气，笔锋常带情感，在清末知识分子当中极具影响力。而曾纪泽论文的文言版虽曾在报纸刊载，但并没有收入《曾惠敏公遗集》，事实上很少有人能读到原文。
梁启超写作《动物谈》时，正流亡日本，因而“睡狮论”最早是流行于日本留学生当中的。1900年之后的几年，待唤醒或被唤醒的睡狮形象已经被赋予了唤醒国民、振奋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反复出现于各种新兴的报章杂志，尤其是具有革命倾向的留学生杂志。
庚子事变之后，新兴知识分子萌生强烈的启蒙欲望。唤醒睡狮，以醒狮作为未来国旗、国歌的形象，逐渐成为清末革命家的共同理念。
20世纪最初几年，东京留学生明显掌握了民族主义革命的启蒙话语权。邹容和陈天华两位烈士的宣言式遗著，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睡（醒）狮”以象征亟待崛起的中华民族。这是清末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两本必读书，影响非常大。
拿破仑与睡狮寓言相结合的具体时间很难锁定。留学美国的胡适曾在1915年写过这样一段话：“拿破仑大帝尝以睡狮譬中国，谓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百年以来，世人争道斯语，至今未衰。”可知当时的美国留学生已经将“睡狮论”归入到拿破仑名下了。不过，这一说法在国内似乎不大流行，朱执信1919年的《睡的人醒了》仍将“睡狮论”归在德国政治家名下。
粗略统计，至1920年，“睡狮论”的代言人已经有了特指的拿破仑说、俾斯麦说，以及泛指的英人说、西人说、外国人说等，此外还保留着梁启超所提到的曾纪泽说、乌理西（吴士礼）说等。不同的代言人之间，无疑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
随着时间推移，世界形势不断变化，俾斯麦和威廉这些二流政治明星已经很难激起新生代的传播兴趣。1930年代，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存亡之际，“睡狮论”再次获得广泛传播，这一次，拿破仑终于脱颖而出，成为“睡狮论”的惟一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