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
尽管拜占庭帝国民族关系复杂,有希腊人、叙利亚人等多个民族构成,但拜占庭以宗教立国,方方面面都透着宗教色彩。此外,拜占庭帝国的宗教、文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也起着一定作用。
拜占庭帝国宗教
拜占庭人确信基督教是帝国的立国之本。从罗马帝国时代起,帝国东部的基督教神学就受到犹太教神学和古典希腊哲学的影响。325年5月25日至8月25日,在东罗马的尼西亚召开了第一次尼西亚宗教会议,确立了拜占庭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即《尼西亚信经》。381年(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宗教会议)、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451年(查尔西顿宗教会议)、553年(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宗教会议)的四次宗教大会进一步肯定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教区的地位也得到确认,在基督教五大教区中仅次于罗马教区。伊斯兰教兴起后,受其“禁止偶像崇拜”的教义影响,在拜占庭帝国发生了破坏圣像运动。787年在尼西亚召开的第七次宗教会议阐释了圣像崇拜和偶像崇拜的区别,拜占庭基督教会的神学体系至此正式确定下来,此后再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动。这一派宗教后来发展为东正教,即东正教(希腊正教)。除了正统教派外,由于拜占庭帝国包括了希腊、埃及、叙利亚、亚美尼亚等具有不同文化的领土,因此各种异端思想在这些地方兴起,包括阿里乌斯教派(Arians,兴起于帝国东部)、聂斯脱利教派(Nestorians,又称景教,兴起于叙利亚地区)、马其顿尼教派(Macedonius)、一性论教派(Monophysites,兴起于埃及)、一志论教派(Monothelitism)、保罗教派(Paulicians,兴起于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博格米尔派(Bogomili,兴起于保加利亚)等异端教派。
拜占庭帝国的宗教势力和世俗权力关系十分复杂。在帝国的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时,教会和皇帝能够联合,而在发生利益冲突时,教会与皇帝则发生激烈斗争。总的来说,在9世纪以前,由于拜占庭帝国严厉的法律和富于效率的中央集权制行政管理,拜占庭教会被剥夺了参与国事活动的空间,教会事务成为帝国国家事务的一部分,拜占庭皇帝则成为教会的保护人,控制着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最大教区的主教和大教长任免权。从君士坦丁一世到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多位主教被皇帝免去教职,罗马主教(后来成为罗马教皇)在8世纪中叶前也要听命于拜占庭皇帝,同时,任何教职人员都无权开除皇帝的教籍。
9世纪以后,帝国皇帝的权力逐渐削弱,教会的实力则逐渐增强。教会开始插手帝国的管理事务,包括审理世俗法庭经手的任何案件、以及税收和司法方面的特权。但是,与罗马教会不同,拜占庭教会始终没有摆脱皇帝的控制,始终作为国家政权的工具存在。
拜占庭帝国与东正教存在什么问题?
东正教是拜占庭帝国的官方信仰,拜占庭皇帝被人民视为上帝的副手和摄政王。从理论上将,皇帝的言论对所有涉及教会管理、宗教事务和教义的活动都有相当的分量,帝国的军队不仅是为皇帝而战,也是为教会而战,为上帝而战,他的士兵也不是普通军人,而是东方的十字军,为信仰而战的勇士——当然,这只是一种比方。
因为宗教和政治之间过于紧密的关系,拜占庭特别有必要确定一种统一的官方信仰和教义,因为异端在这里比在别处更加容易对皇权和政治稳定造成威胁。事实上,由于东罗马帝国的地狱涵盖了希腊、巴勒斯坦和波斯地区,因而同时受到古典哲学、犹太思想和玛兹达教的影响,也因此,对于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才会产生那么多迥异的说法。也因为这种思想和政治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性论者在拜占庭会遭到迫害,并最终倒向以斯兰教。
虽然拜占庭帝国的文化传统大多继承自古希腊(至少表面上如此),但事实上,古典文化和艺术在传到东罗马皇帝们手中的时候,已经带上了一股强烈的、精神性的神秘主义因素。在罗马帝国晚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神学和宗教之中,艺术家也渐渐对描画自然的人体失去了兴趣,转而描绘神只。在罗马帝国晚期的新基督教艺术里,可以看到身材瘦削、身披圣袍的形象,他们面色严峻、双眼深陷,仿佛可以通过眼睛窥视到他们的灵魂。
古典时代发展起来的透视法和人体解剖学知识,在这种新的艺术思想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有人认为这种风格的转变是艺术的倒退,实则不然,只要联想一下自20世纪以来美术界重新摒弃了传统的透视法,就可以知道一种表现法则的运用与风格的写实与否并不构成评价艺术价值的标准。在拜占庭风格的画像中,艺术家们忽略了所绘形象的真实性,转而用丰富、绚丽的色彩,来表达神圣的光芒和庄严的宗教情绪。换句话说,他们追求的不是视觉的美感,而是心灵的体验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