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与中国的关系 近代中国与晚期奥斯曼帝国
山南慕北 2016-03-29
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与中国的关系
宋元之交，突厥塞尔柱王朝崛起，将今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的范围纳入版图。1221年，蒙古帝国摧毁了花刺子模的莫夫城，势力威胁到小亚细亚，罗姆苏丹国迫于压力，开始向蒙古称臣。1243年，蒙古征服了罗姆苏丹国，将其收为藩属。作为臣服国和藩属地的罗姆苏丹国，与元帝国保持着常年的朝贡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直到1 308年被旭烈兀所建立的伊儿汗国所灭。
明代前期，由于地跨中西南亚的帖木儿帝国横空出世，丝路两端，明朝和奥斯曼帝国的交往受到阻碍。直到16世纪帖木儿帝国灭亡之后，奥斯曼帝国才开始了正式的向明朝遣使朝贡。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被明朝人称为鲁迷，据《明史》记载，嘉靖三年(1 524年)、嘉靖五年(1 526年)、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鲁迷曾五次遣使。“61人数最多时达九十多人。这些使团来访，都是在奥斯曼帝国吞并埃及、攻战大不里士和巴格达之后，在一代雄主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执政期间所进行的。伊斯坦布尔宫廷中所珍藏的成千上万件名贵瓷器，有可能即是历次友好交流的结果，是中土两国友谊的见证。
近代中国与晚期奥斯曼帝国
一、
近代的中国与土耳其之被世界舆论普遍地相提并论,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扣上与土耳其的“近东病夫”相搭档的“远东病夫”的绰号之后。从那时起,对这两个“病夫”的比较,便成了日本及西方观察家们的一个热点话题。受此影响,国内的许多时论家也以“当事人”的角度对此问题加以了研究和讨论。翻开那个时代的中外报刊,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比比可见。这些比较虽然有不少的真知灼见,但总的来说,由于论者观察问题的立脚点各异,尤其是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其中的不当、偏见甚至错误之处也是非常之多的。今天,当中国和土耳其都早已把“病夫”的帽子抛到了九霄云外,并在现代化道路上全速前进的时候,我们再来对这一问题加以审视,也就能够看得更加清晰些了吧。
当西方诸国经过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等跳跃式的变迁而成为了现代文明的中心地带的时候,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还有着两个依然昏昏鼾睡着的老大国家———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依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这两个国家依然还保有着它们那庞大的躯体———二者的面积大约都是一千多万平方公里,都有着数千万乃至数亿的人口,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庞大的国家;它们在各自的地缘文化圈内都处于中心地位———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文化圈中的“老大哥”,中国则是儒家文化圈中的“老大哥”;在政治体制上,二者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帝国,拥有一个庞大而且高度专门化了的官僚行政体系。苏丹或皇帝是唯一的正统权威,国家权利的分配与行使都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性流动,但社会和政治体系却都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两个国家都是以农业为立国之本。中国自不必说,至于奥斯曼帝国,凯末尔有一句名言就说的十分清楚:“犁就是著述土耳其历史的笔”。因此当西方已进入了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之时,这两个国家都还停留在中古时代自然经济的水平之上。
步入近代后的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其自身所表现出来的千疮百孔、危机四伏的险恶状况却也是十分明显的———它们的内部正经历着严重的衰败化:中央统治机构的权威正在衰落,皇帝或苏丹的大权已旁落到大臣甚至后宫的手中,地方上的总督、巡抚或帕夏们的自主甚至割据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冗员充斥的政府机构的效率越来越低下,吏治在腐败下去,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庞大的薪给群体也已使国家的财政不堪重负;显赫一时的军事力量更是一落千丈。“一度成为欧洲的恐怖的奥斯曼军队,除了对于他们自己的君主和国内的平民外,已经不再能够吓唬任何人。”大清帝国的八旗和绿营也已沉迷于游手好闲与鸦片烟灯之中不能自拔,连拿着镰刀斧头的农民的队伍也已经渐渐抵抗不了,最后还要靠非正规的地方团练出来代它们摆平;两国的技术水平已处于整体落后的状态。它们“不仅没有任何发明,甚至对于别人的发明也无动于衷”。当西方人把他们足以自豪的“现代文明的结晶品”摆在这两个国家面前时,则或被不屑一顾地藐为“奇技淫巧”,或被火冒三丈地斥为“亵渎真主”。而其结果,也就使它们的生产力走向了停滞和衰落,现代化的工业更是一点儿也没有……总而言之,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就是以这样一副“破落户”的面貌进入到以现代化竞争为运行主轴的现代世界的。
然而现代的西方世界是容不得这样衰败的老大帝国傲然地鼾睡其旁的。于是,半边缘化(也可称为半殖民地化)便是这两个国家在困厄于自身严重衰败化的同时所陷入的另一个生存困境。胡汉民在论述近代中国的这种危机时曾说道:“我们的民族不是‘弱小’,而是‘弱大’,……既然弱,而又大,有多量的肉可以供人食,有很大的便宜可以给人讨,我们被食被骗的危机,也就比别人更多了。”若把这段话移到晚期的奥斯曼帝国身上,其情形也是一点不差的。而且奥斯曼帝国因其所处的东西要冲的地理位置,就使得它遭遇西方现代性的挑战与中国比较起来还要早,所陷的危机还要严重。这样,当19、20世纪之中,“所谓哄动一时的世界问题,总不外近东与远东两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远东的中心,而土耳其则为他们在近东剥削的目的地。”正是在西方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扩张与渗透下,这两个国家原有的进程被打断,被逐步纳入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世界新体系之中,沦为了依附性的半边缘化地区,主权遭到了沦丧与变形。
面对内外双重的生存危机,摆在这两个“病夫”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使自己现代化,要么便是灭亡。理所当然地,它们选择了前者。进入19世纪,两国都先后启动了以现代化为标的的自上而下的王朝改革运动。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从改革的驱动因素、改革内容的特点、还是改革的结果来看,这两国的改革运动都表现出了极为惊人的相似。首先,就改革的驱动因素来说,这两国的每一次重大改革运动几乎都是在遭遇到了巨大的军事失败之后。正如罗荣渠所说的:“外国的侵略与挑战,以及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常常成为引发大变革的动因或催化剂。”奥斯曼帝国第一次王朝改革———麦哈茂德二世改革的启动,是源于19世纪10、20年代对俄战争的失败,以及埃及和希腊的崛起与反叛。30年代对埃及战争的惨败,更引发了长达40年名为“坦齐马特”的改革运动。同样地,“鸦片战争点燃了中国改革的第一道微光。1895年日本对中国的胜利导致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而义和团起义之后,西方列强的干涉甚至使西太后也转而信奉改革”。其次,就改革的内容来看,两国的改革都经历了一个由器物而到制度的逐步深入的过程。改革之初,两国的改革者“乐于向欧洲学习的,主要是战争的艺术”。但是随着他们对西方认识的不断深化,吸引他们的就不再仅仅是船坚炮利了,西方的社会政治组织、生产和生活方式、以至种种的思想和学说,都被当作救时的良药,纷纷地引入了进来。改革便逐步触及到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层面。到后来奥斯曼帝国一度有了一部宪法,清王朝也搞起了“预备立宪”。最后,两国的这一系列改革所得到的结果也是十分相象的。改革并没有使它们摘掉“病夫”的帽子,也没有挽救推行改革的这两个王朝的最后覆灭。但是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的大量引入,却也加快了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为它们日后的新生打下了基础。
当看到这类自上而下的王朝改革并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后,更激进的救亡方式———自下而上的革命便登上了历史舞台。1908—1909年奥斯曼帝国爆发了剥夺帝权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1911年中国爆发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对这两个革命,罗荣渠曾评论道:“东亚大帝国的解体与西亚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先后大致同时,真是无独有偶。”辛亥革命迎来的是权威失落、军阀混战、列强凌辱有增无减的内外困境,青年土耳其党执政的“成果”则是“阴谋与反阴谋、镇压与暴乱,专制、丧权辱国、以及战败等等的恶性循环。而这种糟糕的状况也都是到了20年代两国先后爆发更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中国是国民革命,土耳其是凯末尔革命———分别完成国家的独立或统一之后才基本结束。土耳其则更是由此而实现了民族的全面复兴。
二、
如果我们再来改换一下角度,撇开这两个国家由盛而衰,再到由衰而兴的变革历程中的种种相同之处,那么我们同样也会发现,这一历程中它们间的相异之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而清帝国则是一个世俗的皇权国家。这种政权性质的不同就必然导致了它们日后在政治现代化路程上的差异———土耳其需要一个政教分离的过程,凯末尔革命就曾实行了把废除苏丹制与废除哈里发制分开来进行的费边主义策略,而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目标则要单纯得多。其次,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单纯靠军事力量维系起来的由众多民族组成的松散的大集合,军事力量一旦衰退,再加上外部因素的作用,这诸多民族的独立斗争便蜂涌而起,帝国的分崩也就成了必然。中国虽也是由诸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而且民族矛盾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着,但这诸多民族都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内,而且这个家庭的凝聚力也早已变得十分强固,因此清王朝的覆亡并没有造成国家的分崩离析(当然,外蒙古的日后分离只是一个小的特例)。再次,除了民族矛盾外,奥斯曼帝国内的宗教矛盾亦是十分严重,两种矛盾纠葛在一起,便屡屡成了列强干涉的重要诱因。中国则没有这种弊病。近代列强的干涉往往是源于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或是人民对外来扩张势力的反抗。最后,土耳其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尚武传统,使得它即便是在自己的军事技术已远远不如欧洲人的近代世界里,依然能够屡败屡战地与列强进行殊死对抗,并最后打败了西方入侵者,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摘下了“近东病夫”的帽子。相比之下,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在西方列强疯狂入侵的近代世界里,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举国一战的魄力,直到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才跚跚来迟地暴发出来,于是“近东病夫”这一帽子的摘下,也就比土耳其迟了20多年。
自然,近代的中国和土耳其所具有的相异之点远不只这些。上面之所以只指出了这几条,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它们确是这两个“病夫”在回应现代性的挑战,逐步走向复兴的历程中“同中有异”的最大几个异点;另一方面,它们也是近代中国人自己在观察和比较中所得出来的几个最重要的结论。此外,笔者以为,物之于物,之所以有可比性,主要即在于它们的相同(或说相近)之处。而且这种可比性的强弱是与它们的相同(或说相近)之处的多寡成正比例的。若在指出了它们根本的几个主要异点之后,还要再去将它们的其他异点加以一一的罗列,那么除了只能得出“此物非彼物”这样的一个已知的结论外,便没有什么意义了(当然,主观上的工具意图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