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高丽与高句丽有无继袭关系：从太祖王建的身世谈起
非我族类 2017-08-28
高丽
一
要缕清王氏高丽与高句丽有无继袭关系，以及王建为何定国号为高丽，有必要先从王建的身世谈起，以究明其是否与高句丽 存在某种渊源。
李氏朝鲜时期的正宪大夫郑麟趾，在其领衔修撰的《高丽史》卷首之《高丽世系》中称:“高丽世系，史阙未详”。接下来 引《太祖实录》称:“即位二年(919)，追王三代祖考，册上始祖尊谥曰元德大王，妣为贞和王后。懿祖为景康大王，妣为元昌王 后。世祖为威武大王，妣为威肃王后。”总计为3行65字，便是所谓的高丽世系。至于其考之名讳、妣之姓氏、藉贯生平，品德 功业等，，概不知，只好用“史阙未详”四字回答世人的疑惑。做为一国之开国之君，其身世如此“史阙未详”实属世所罕见。 更何况此时新罗久已进人封建文明的辉煌时期，非是远古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氏族社会，焉有不知所从来！
郑麟趾为了吊起人们追问的胃口，继续迷惑世人，于3行65字之后，大段引录金宽毅《编年通录》所载王建先人的荒怪传说 ，将其先祖追至第六代。称“有名虎景者，自号圣骨将军，自白头山(今长白山)进历至扶苏山左谷，娶妻家焉”，并“以猎为业 ”。后虎景遭遇猛虎，斗而脱险，又遇山神寡妇，结为夫妻。但“虎景不忘旧妻，夜常如梦来合，生子曰康忠”。康忠成人后， 娶西江富人女具置义为妻，生二子，长曰伊帝建，次曰宝育。宝育出家修道，“尝梦登鹄岺，向南便旋，溺溢三韩山川，变成银 海。明日，以语其兄伊帝建。伊帝建曰:‘汝必生支天之柱’，以其女德周妻之”。又有新罗术士，见宝育所居木庵曰:“居此必 大唐天子来作婿矣”。后德周生二女，长名失载，次曰辰义。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时为太子的唐肃宗，曾隐姓潜邂至松岳 郡，投宿宝育家，自称为大唐贵姓。宝育“認是中华贵人”，令其女辰义“薦枕，留期月，觉有娠”，生作帝建。王建称王后， 尊宝育为国祖元德大王，其女辰义为贞和王后。作帝建遇西海龙王，遂纳龙王长女翥旻义为妻，生四男，长曰龙建，后改曰隆。 后王建追作帝建为懿祖景康大王，龙女翥旻义为元昌王后。隆路遇一女子，貌似梦中所见之美人，“遂与为婚，不知所从来，故 世号梦夫人，或云以其为三韩之母，遂姓韩氏”，生子名曰王建。后王建追尊父隆为世祖武威大王，母韩氏为威肃王后等等。
按上述金宽毅所记，王建之曾祖母为辰义，曾祖父当为“大唐贵姓”者，而王建非姓王，宝育为曾祖父之岳父，不当追尊为 国祖。王建之名，按金宽毅所记，是在其未出生之前，为新罗桐里山祖师道洗所赐，所谓仙人指点的产物。郑麟趾虽然作了上述 引录，自知其说荒诞不经，遂又引录高丽后期名臣李齐贤对金宽毅所记提出的质疑和评论，予以全盘否定。李齐贤称:“金宽毅 云圣骨将军虎景生阿干康忠，康忠生居士宝育，是为国祖元德大王。宝育生女，配唐贵姓而生懿祖，懿祖生世祖，世祖生太祖。 如其所言，唐贵姓者，於懿祖为皇考，而宝育皇考之舅(岳丈)也，而称为国祖，何也？又言太祖追尊三代祖考，及其后妃。考为 世祖武威大王，母为威肃王后。祖为懿祖景康大王，祖母为元昌王后。曾祖母为贞和王后，曾祖母之父宝育为国祖元德大王，略 曾祖而书曾祖母之父，谓之三代祖考，何也？”明确指出未追尊曾祖，而以曾祖之岳父为国祖的荒唐世系。
最后，郑麟趾在卷末《论曰》中称:金宽毅所记唐肃宗等事，“皆无所据，不足信也。况龙女之事，何其荒怪若是之甚邪！ ”又贬斥金宽毅“乃毅宗时微臣，且去太祖260余年，岂可舍当时实录而信后代无稽杂出之书邪！”完全持否定和轻蔑之态度。 这种既引述之，又否定之，不外乎是强调“史阙未详”，徒劳追问。在《高丽史·太祖世家》中，郑麟趾仅称太祖姓王氏，讳建 ，字若天，松岳郡人，其父为松岳郡沙粲，母韩氏。余者一概无从知晓，继续令人如坠云海烟雾之中，百思不得其解。
郑麟趾无从考稽王建先世，而金宽毅所记王建先世的荒怪神话传说，显然是新罗人或王氏高丽人的传说，与久已灭亡的高句 丽人不沾边际。退一步讲，按金宽毅所说，虎景自长白山进历到扶苏山，即由高句丽故地到新罗。但至王建时，已是第七代人， 即虎景—康忠—宝育—辰义—作帝建—隆—王建。王建生于新罗宪康王三年(877)，按通常30年为1代计算，王建生前180年前后 ，为虎景生活年代，相当于新罗圣德王执政时期(702一737)。此时长白山已为渤海国疆域，仍与高句丽无涉。况且按封建社会 以父系为主体的血统观，辰义为王建的曾祖母，而宝育、康忠、虎景3世，皆为王建的外家，或称作外戚，非父系血统，岂有以 外家为祖宗者欤！而“唐之贵姓”，当是其曾祖父，如此这般，王建又非姓王。真是越细追究，越显混乱，越与高句丽不沾边。
王建身世为何如此扑朔迷离，难道真的无人知晓，还是有意避讳，从其定国号为高丽来看，是在尽量摆脱与新罗的统属关系 。此前，虽有的学者根据松岳郡的地望和历史演变过程，推测王建及其先世，很可能是乐浪郡的汉人。但因缺乏相关证据，难成 定论。同时，按金宽毅和郑麟趾所记王建先世，皆不言其姓氏。古有避其名而无讳其姓的通例，为何不言其姓？姑且按金宽毅所 记，其曾祖为唐之贵姓，而其祖则为未婚而孕的私生子，故而不知其父姓。在封建礼教制度下，此为难于启齿之事，故而出现“ 史阙未详”的尴尬局面。但是，这也是一种揣测，不足采信。按金富轼《三国史记》所载，王建生于新罗，长于新罗，称王于新 罗。归根到底，只能将王建及其父辈认定为新罗人，非是高句丽遗民。
二
新罗末期，国弱政衰，雄豪竞起，俱欲取而代之。其中势力较大者，南有甄萱，北有弓裔。每一个举事者，为了取得胜利， 都尽可能地选取与新罗势不两立，而又极具号召力的政治口号，借以振奋精神，鼓舞斗志，去夺取胜利。
甄萱原为新罗裨将，乘乱扯旗造反。为争取民心，声言百济被新罗联合唐军所灭，深仇大恨，不共戴天，“以雪义慈宿愤” 为号召，誓与新罗血战到底。900年，甄萱“遂自称后百济王”。但其自身与昔日的百济历史毫不相干，同新罗亦无仇恨可言， 所谓的“以雪义慈宿愤”，仅是借口造势而已。
弓裔则与甄萱不同，他原为新罗王室子弟，生而被弃，流落民间，备受屈辱，孤苦无依，无奈遁人佛门，祝发为僧，自号“ 善宗”，发愿与新罗政权势不两立，从骨子里仇视新罗，走向反叛之路。又由于受佛门熏染、其思想深处逐渐迷恋上神佛感应的 谶纬之术。891年前后，弓裔认为“乘乱聚众，可以得志”，遂投竹州贼首箕萱，落草为寇。892年，又改投北原梁吉后，其势力 日趋壮大。892年，王建随其父王隆投奔弓裔。898年，弓裔以王建为精骑大监，使之转战四方，席卷州郡，弓裔势力空前壮大。 901年，弓裔称王，并效法甄萱造势策略，声称“往者新罗请兵于唐，以破高句丽，故平壤旧都鞠为茂草，吾必报其仇”。同样 ，此一悠久往事，与弓裔毫不相干，只是借以骗取民心而已。904年，弓裔立国号为摩震，饱含东方佛国之意，同他曾为僧人相 关连。随着势力壮大，野心日益膨胀。911年，弓裔又改国号为泰封，自称弥勒佛，并“以长子为青光菩萨、季子为神光菩萨” 再一次打上佛门印记。918年，王建发动兵变，驱逐弓裔，取而代之，自立为王，国号高丽。
王建为何定国号为高丽，曾有学者认为:以高丽为国号不是始于王建，而是始于弓裔。其根据有二，一是《高丽史·地理志 》称“后高丽王弓裔”，或弓裔“自称后高丽王”。二是《三国遗事·王历》中，有“后高句丽”一栏，并称弓裔“辛酉(901) 称高丽”。再参以弓裔起事时，曾扬言为高句丽报仇，其所都铁圆又为高句丽故地，弓裔确实有称后高句丽王或后高丽王之可能 。但是，记载弓裔史事最详尽而又最权威的《三国史记·弓裔传》和《高丽史·太祖世家》，皆无弓裔称后高句丽王或后高丽王 的记载。因此，对《高丽史·地理志》和《三国遗事》有关弓裔称后高句丽王的记载，须进一步辨析，以明真伪。
第一，《三国史记·弓裔传》称:“天复元年(901)辛酉，善宗自称王”，而无国号。抑或当时尚不具备立国条件，只不过是 绿林首领、山寨王之类的王，非是一国之王。891年落草为寇时，仅是一名不被重视的小喽罗，没什么政治资本，不得不改换门 庭，渐成拥兵自重的战将，终于在901年成为另立山头的山大王。
第二，《弓裔传》称，904年“立国号为摩震，年号为武泰”。显然，901年称王时未有立国号，亦即未称后高句丽王，否则 ，此时不应称立国号，而应称改国号。同样，911年，弓裔“改国号为泰封”，即改摩震为泰封，而不称立国号为泰封。先立而 后改，已立不当再称立，只能称改，此为常理。说明弓裔未曾立国号为后高句丽王，摩震为其始立之国号，后改为泰封。
第三，弓裔所要取代的是新罗政权，故而904年立国时，虽所“设百官依新罗制”。但由于仇恨新罗，其衙署、吏员名称， 皆为其独创，不与新罗同。尽管如此，仍看不到有高句丽官制的影子。
第四，王建取代弓裔，对泰封政权是叛变行为，说得好听一点是革故鼎新，绝不会继续沿用弓裔所称国号，更不会将弓裔早 已弃用的国号再拾回来，只有另立国号才合乎情理。
第五，《三国遗事》和《高丽史》所载弓裔称后高句丽王的纪事，应视为王建称王后，世人对其为何定国号为高丽的一种附 会和解说，并非有何依据，否则金富轼在《弓裔传》、郑麟趾在《太祖世家》中，都不会将此重要史事遗漏，定会据此对王建为 何定国号为高丽，作出明确交待，足以说明弓裔未曾称后高句丽王。
三
王建身世之迷和他为何定国号为高丽，或许皆同当时历史背景及其政治意图有关。877年，王建生于新罗北部的松岳郡，其 父是新罗松岳郡沙粲，为一郡之首。8%年，王建随父以郡投降弓裔，凭着年轻气盛，英勇善战，很快在军中成为弓裔之下，众将 之上的核心人物，逐渐形成了对弓裔取而代之之势。但是，弓裔造反，是因被新罗王室抛弃，自幼怀恨在心，誓不两立，以为高 句丽复仇为号召，决心推翻新罗政权。王建父子为何参加造反，受何驱使，皆无从谈起。其父王隆既然为一郡之长，自然会与新 罗政权有较深之渊源。其参预造反，对新罗而言，是属于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行径。故而极须隐瞒自己的身世，避免在新罗人中 产生不忠不义的恶感，防止丧失民心和号召力。其定国号为高丽，既是利用新罗与高句丽的旧怨，并借助昔日高句丽之威望为号 召，又表明欲占有整个高句丽旧疆的意图，展望自己未来的发展，不仅局限于半岛上。
据《三国史记·弓裔传》所言，后梁贞明四年(918)三月，王建发动兵变之前，来用图录谶纬之类的骗术，为其兵变、立国 大造舆论，蛊惑人心。据说有位名叫王昌瑾的唐朝客商，在铁圆市廛，从一位状貌魁伟，鬓发尽白，着古衣寇的老者手中购得一 面古镜。拿回去后，发现镜面上隐约有细字，读之若古诗。略曰:“上帝降子于辰马，先操鸡后搏鸭。于巳年中二龙见。一则藏 身青木中，一则现形黑金东”。接着，王昌瑾认为此镜非常物，遂告知弓裔。弓裔也感到蹊跷，则“命有司与昌瑾物色求其镜主 ，不见，唯于牧飒寺佛堂有镇星塑像如其人焉”。弓裔叹息良久，只好命文人宋含弘等3人予以解释其意。宋含弘等私相谓曰:“ 上帝降子于辰马者，谓辰韩、马韩也。二龙见，一藏身青木，一显形黑金者，青木，松也，松岳郡人以龙为名者之孙也，今波珍 冶侍中之谓钦？”据金宽毅《编年通录》云:王建之父出生后，取名龙建，后改曰隆。弓裔于其水德万岁三年(913)癸酉，以王建 “为波珍餐侍中”。故宋含弘认为藏身青木者暗喻王建。又称“黑金，铁也，今所都铁圆之谓也。今主上初兴于此，终灭于此之 马念也”。谓指弓裔。“先操鸡后搏鸭者，波珍飡侍中先得鸡林，后收鸭绿之意也”。宋含弘等对镜文的此番私房解释，是对王 建发动政变的预报和长远政治意图的揭示。然而这一切又当出自王建本人的预谋。随后，宋含弘等又相谓曰:“今主上虐乱如此 ，吾辈若以实言，不独吾辈为葅醞，波珍字食亦必遭害。”于是，宋含弘等将真意隐瞒起来，乃饰辞以告弓裔，以使自己和王建 均能躲过劫难。
同年六月，王建部将洪儒等人，夜诣其私宅，请王建“行汤武之事”，除暴安民，发动兵变，取代弓裔。称“今之德望未有 居公之右者。况王昌瑾所得镜文如彼，岂可雌伏，取死独夫之手乎”！由此可见，镜文歌谣经过3个月的散布、流传，早已人为 设计好的天机，被洪儒等人一语道破，起到了舆论先导作用，使兵变的前因后果，皆与镜文相符，制造王权天授的骗局。终于靠 强势，在众将推拥下，王建取代了弓裔，一帆风顺地完成了政权转换，王氏高丽政权在镜文歌谣声中诞生了。
王建为何定国号为高丽，同样在镜文中也有所暗示，所谓的“先操鸡后搏鸭”，就是具体说明，不仅要夺取新罗政权，还要 占有高句丽的旧疆。以何名义为号召去占领高句丽旧疆，最简捷而又最具迷惑力的策略，莫过于定国号为高丽，使其真真假假， 便于浑水摸鱼，鼓动缺乏历史知识的人们为恢复高句丽旧疆而奋斗。甚至高丽第26代忠宣王(1308一1313)，仍念念不忘，“操 鸡搏鸭”的谶语，盛赞王建复高句丽之旧的宏大志愿。称“我太祖即位之后，金傅(新罗敬顺王)未宾，甄萱未虏，而屡幸西都( 平壤)，亲巡北鄙。其意亦以东明旧壤为吾家青氈，必席卷而有之，岂止操鸡搏鸭而已哉？”一语道破王建定国号为高丽的意图 ，而且对王建的“搏鸭”又有进一步发挥，不只限于鸭绿江流域，既然是“以东明旧壤为吾家青氈”，那么，全部高句丽旧壤， 皆在所要恢复之内。众所周知，广阔的辽东之地，也曾为高句丽之旧壤，当是其“必席卷而有之”的终极目标。正由于王建的梦 想与误导，俨然以昔日高句丽王化身、再世，其属下臣僚也极力以王氏高丽冒充昔日高句丽。高丽成宗十二年(993)闰十月，因 “契丹萧逊宁攻破蓬山郡”，“遣徐熙请和，逊宁罢兵”。在徐熙同萧逊宁议和过程中，萧逊宁对徐熙说:“汝国兴新罗地，高 句丽之地，我所有也，而汝国侵蚀之。又与我连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师。若割地以献而修朝聘，可无事矣。”徐熙则反驳 说:“非也，我国即高丽之旧也，故号高丽，都平壤。若论地界，上国之东京(辽阳)，皆在我境，何得谓之侵蚀乎？且鸭绿江内 外，也我境内”。徐熙此番告白，姑且不论其以假乱真，与史实相去甚远，而所表达的意思是明确的，即“我国即高句丽之旧也 ”，“上国之东京，皆在我境”，“鸭绿江内外，亦我境内”。再参以忠宣王所说:“东明旧壤，为我家青氈，必席卷而有之， 岂止操鸡搏鸭而已哉”！两者将王建定国号为高丽的意图，说得明明白白。
王氏高丽冒充高句丽之旧，始作俑者是王建。其属下臣僚亦步亦趋，随声附和，并有进一步发挥，未曾有敢于直言而违逆者 。某些文人墨客，推波助澜，著书立说，将高句丽历史同新罗、百济的历史并列，一并称作王氏高丽的先祖先民的历史，拉近同 高句丽的距离。仁宗时的金富轼奉王命而撰进《三国史记》，虽然金氏在主观上明确认定王氏高丽继新罗而兴，不承认其与高句 丽有承袭关系，但在客观上却将高句丽历史纳入了王氏高丽先世的历史体系中，成为“三国鼎峙”说的创始者，对后世的作用与 影响，丝毫不逊于王建的冒充高句丽，表明其忠于王氏高丽，也有趋炎附势的一面。有关此节，将另撰专文论之。此外，忠烈王 时的学问僧一然也不甘寂寞，又助金富轼三国鼎峙说一臂，著成《三国遗事》。从而该说在半岛上落地生根，后世年复一年传承 繁衍，时有拿高句丽历史说事者，对王建的冒充、忠宣王的称赞、徐熙的直白等，更有全新的发挥，恢复高句丽旧疆的梦想，仍 在困扰着那些不愿正视历史真相的人们，号称高句丽是其国最强盛时期，而不知其可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