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入朝何以成为历史悬案 学术界如何看待箕子入朝的真实性
非我族类 2017-08-02
箕子入朝
一、否定观。有学者认为有关箕子其人其事的古籍记载不可靠，可能是后人附会或捏造的，因而不存在“箕子入朝”之事。齐思和在其主编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中指出：“《史记》中有殷末周初箕子率族人去朝鲜的记载。朝鲜后来也有关于箕子的传说，当然未必完全可靠。”周一良在《亚洲各国古代史》中认为：周武王灭商以后封箕子于朝鲜，是为朝鲜“开国”之始的说法，在《史记·宋世家》中有所记载，而在《史记·朝鲜列传》中则未有记载。这种说法是以后在中国史书里发展起来的，如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更具体地说箕子在朝鲜订了“八条”原则治理人民等等。司马迁的记载有无根据很难肯定，“但箕子开国的说法，可能是后人的牵强附会”，“以后在朝鲜出现的箕子墓和平壤的箕子井田等都是后人的附会。”延边大学朴真爽等编著的《朝鲜史讲义》也认为：“箕子朝鲜的传说不可靠，叙述上存在的严重矛盾，缺乏科学根据，不便轻信。”
韩国学者李丙焘教授认为：《尚书大传》记载“释箕子之囚”是武王十三年，东走朝鲜的箕子又“于十三祀来朝（周）”，箕子在同一年内往返朝鲜和镐京两地，在交通工具极不发达的古代是不可能的。日本学者今西龙在《箕子朝鲜考》中认为：乐浪郡朝氏为炫耀其门阀，冒称自己是箕子的后裔。其后，占据古朝鲜故地的高句丽，又拜箕子为神。后来到李朝时期，朱子学政治、文化上居统治地位，朝鲜人便假托箕子为其先祖。这些观点和看法都否定了“箕子朝鲜”的存在。
二、怀疑论或不定论。有学者认为对“箕子入朝”之事既不能完全肯定，也不应轻易否定，唯有付之存疑待决。我国学者冯家升认为：“从考古学上虽然不能证明箕子开辟朝鲜的传说，但从考古学上也没有证明其乌有。”黄炎培认为：《朝鲜史略》“谓箕子走朝鲜，率五千人以来，此说殊少根据。”封箕子于朝鲜之事，除文字记载外，此时尚未有古迹可以证明，因此，日本白鸟博士谓朝鲜人以箕子为历史有名的贤哲，为提高自家门阀，借箕子以装饰其系谱。此论似失之刻，怀疑史书记载，自可博求反对的证据，但在未得此证据前，最大限度，唯有付之存疑，否则，武断或盲从，其失惟均。
杨通方认为：“箕子入朝”迄今考古方面尚未得到直接的印证，目前只能视为传说。但约公元前10世纪，古朝鲜已进入青铜时代，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与中国辽宁所发现的形制是一致的；战国时代的燕明刀钱，在朝鲜北部各地也大量地被发现，这说明中国和古朝鲜在文化上确实存在着联系。渤海、黄海沿岸古为东夷区，商朝灭亡后，箕子作为东夷人，“走之”朝鲜，不是不可能的。
王辑五在《亚洲各国史纲要》中认为：“关于箕子有无问题，虽有种种说法，但是在没有发现有力证据以前，我们实难加以否定。”他说，在朝鲜南部和西北部曾发掘了许多石棚遗迹，这同我国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发掘的石棚同属一个系统，若把《史记》、《汉书》和朝鲜史籍中“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记事“和古棚遗迹对照起来看，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其次，古籍记载“殷人尚白（《礼记·檀弓》上），即崇尚白色衣物；而朝鲜人民自古以来便好穿白色衣服，这个习惯至今尚未完全改变。第三，中朝开国始祖的传说相同。中国商朝的始祖有“卵生”的神话，即商契母简狄因吞食玄鸟蛋而生契；而朝鲜开国的始祖也常有一种卵生的神话，如高句丽的建国始祖朱蒙，据说其母为日光所照而孕，生一大卵，朱蒙从大卵中破壳而出。“就这些事实和神话来看，也可以推知箕子于商朝亡后率遗民到朝鲜去，并不是无因的。”因此，“箕子入朝”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能轻易否定。
三、肯定论。有学者认为古籍中关于箕子其人其事的记载是可信的，“箕子入朝”实有其事。张政在《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中，通过对“箕子与箕母”的考据分析，对“箕子朝鲜”作了肯定的结论。他认为朝鲜平壤附近的“箕田”古迹，因是箕子传来的商代田制，即仿照商代田制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故称“箕田”。朝鲜古代学者韩百谦著的《箕田考》一书记道：“箕田在平壤城南，含毯门和正阳门之间，保存得最好，阡陌皆存，区划最为分明。其制皆为田字形，每田有四区。每区皆七十亩。大路之内横计之有四田八区，竖计之亦有四田八区，八八六十四，井井方方的。”张认为，“箕母井井方方的和商代甲骨文田字相合，而一区七十亩则和孟子所说‘殷人七十而助’相合，这种划分的方法则是箕子从商朝传来的了。”他还坚信箕子王朝在平壤传了四十多代，约计八九百年，比周朝还要长些，直到朝鲜王箕准时才灭亡。
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中，通过中、朝史籍的研究，对“箕子入朝”给出了更为明确的结论。他认为“箕子之东封朝鲜”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公元前2世纪初的《尚书大传》：“武王胜殷，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此后，我国史籍均有记载。如《史记·宋世家》的记载：“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箕子对鸿范，于是武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乐、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三国志·东夷传》的记载：“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根据上述记述，他结论道：“箕子之名，始见于《易》（明夷卦），亦一见于《左传》（僖十六年），再证以尚书大传、史、汉、国志之记载，则知箕子之东封朝鲜，盖已身履其地，为确有其事。”金先生还认为，不仅中国古籍中有关于箕子的记载，朝鲜古籍中也有记载。如《朝鲜史略》中“周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国人五千入朝鲜”的记载；《海东绎史·引三才图会》中“箕子率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药卜筮，皆从而往，教以诗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的记载；《朝鲜鲜于氏奇氏谱牒》中“武王克殷，箕子耻臣周，走之朝鲜，殷民从之者五千人，诗书礼乐及百工之具皆备”的记载等等，都可证实“箕子入朝”实有其事。
邱世绪在《古朝鲜探索》中，根据周初实行大分封的史实，对“箕子被封入朝”的古籍记载也作了肯定的结论。他认为，周武王初定天下后，为了扩大和巩固统治区，曾大规模地实行诸侯分封制，当时的所谓“封邦建国”、“以藩屏周”，就是对贵族实行分封的结果。受封最多的是姬姓贵族，相传在周初所置的七十余国中，武王兄弟就有十五人被封为诸侯王。受封的异姓诸侯以姜姓为多，尚父（吕尚）就被封为齐侯。同时受封的还有一些殷商的传统贵族，箕子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周初分封的目的，是为了将分散林立的小邦合并建立起诸侯国，作为周朝统治中心的屏障。在这个过程中，其周边各族如所谓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纳入了周朝的势力范围。朝鲜在地理上属于“东夷”，因此我国史籍记载的“箕子被封入朝”的事，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如果视这些记载是后人的伪造，则很难令人想象两千多年前的学者如此伪造是为了什么。
吉林社科院副研究员刘永智在《“箕子朝鲜”不应任意否定》一文中，以考古史料为据，指出1973～1974年在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青铜方鼎上有箕侯铭文，证明殷末周初，箕族的支裔确实生活在为燕控制的辽宁地区，箕子被释后，回到故地，但该地已为燕召公所据，于是东走朝鲜，故《淮南子·道德训》载：“柴，箕子之门”，其注释为“纣死，箕子亡之朝鲜，旧居空，故柴护之”。这说明箕子确实去了朝鲜。他还指出，指责汉朝史家捏造了“箕子朝鲜”是无根据的，朝鲜考古学家宥浩博士虽然对“箕子入朝”持否定见解，但承认“在卫氏朝鲜之前，有过箕子朝鲜是事实”。朝鲜既然有箕始之族，他们不是箕子的后代，也必定是箕子的近族支裔。这也证明箕子获释后，经过今日河北、辽宁的箕族地区移居朝鲜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学者王国维、李季、吴泽、李乃杨，日本学者林泰辅等，对“箕子入朝”均持肯定见解。然而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千年史苑中的这桩疑案尚待学者们研究、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