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朝鲜半岛关于箕子朝鲜的文献资料
非我族类 2017-08-02
箕子朝鲜
一、中国典籍中之“箕子”与“箕氏朝鲜”的文本历史
在追溯古帝先贤的历史记忆时，早期的诸子及诸经等典籍即使有所“语焉”也存在“不详”之憾，不过，在后人的追述中逐渐得到完善并明晰起来。也因此，上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提出“层累地造成说”，质疑传统的根基历史认识。虽然顾颉刚的“古史辨”一度为学界所边缘化，然而，时隔数十载，这场辨驳余音仍袅。在解读箕子以及箕氏朝鲜历史文本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传统的古史系统在建构的过程中，西汉及其稍后的司史者对于材料历史在取舍辩证的过程中无疑完成了即有史料与“时代”认同之间的链接，而“箕子”与“箕氏朝鲜”之间缺失的话语亦在汉代史家解构之后，得到弥合。
（一）先秦典籍中的“箕子”文本
“箕子”以文字的形式被记忆下来，可靠的时间大体是在春秋时期，在《周易》之《明夷卦》中载有：“箕子之明夷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据考，《周易》的成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即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人完成。也就是说，迟至在孔子时代，《周易》已经修成。在成书于春秋战国的诸子著作中，对“箕子”也多有记载，其内容大体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箕子与比干、微子等同列类比，或合被称为殷代三仁。《墨子》载：“箕子、微子为天下之圣人”，《荀子》载：“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同书又云：“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庄子》云：“外物不可必，故龙逢诛，比干戮，箕子狂，恶来死，桀、纣亡。”《论语》则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孟子》曰：“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可知，箕子是殷商朝廷中的重要官员，曾经犯颜直谏，佯狂而为奴；二是箕子忠心事商，忧心天下。《韩非子》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邱，临酒池，纣遂以亡。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故曰：‘见小曰明。’”箕子见微知著，见商纣骄奢而“怖”，表明其为臣守职；三是周代殷商而立之后，武王释箕子之囚，据《逸周书》载，武王在牧野战后，“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关于箕子之被囚，据《竹书纪年》载：“王囚箕子，杀王子比干，微子出奔。”可能的理由是，纣王固执淫肆，不欲听箕子们的“忤逆”之言，是故有箕子之被囚。及武王灭殷，箕子之囚方被解除；四是箕子在被周王所释之后，曾走而复“归”。据《尚书》载：“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这里箕子“归”至之地，明显是周都镐京。然而，自何地而归，抒并未明确，箕子的“归自”地至少是商的京畿之外，在《尚书》中尚有“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其中的“归”自之地“亳”，即是“夏”的畿外之地。
通过检索目前可见的文献，可知，“箕子”事迹在先秦诸“经”以及诸子著作中屡见不鲜。然而，其得以被记载，皆是出于彼时撰“经”修“言”的先哲们有目的的在历史中提炼信息，“为我所用”：或择典型人物事迹强调操守；或粗陈仁者不被理解重用的史事，进而推论政权覆亡的原因。其所关注的并不是逻辑关系理顺、脉落清晰、首尾连贯的人物小传或事件本末。所以，这种记忆历史的方式导致连续性历史的长线失忆。而这种做法，不仅为历史链条的连贯带来相当的困扰和接续的歧议，同时也为后人的历史解读带来纷繁聚讼。然而，综合上述关于箕子的信息，有关于箕子赤诚忠君的气节已经铺叙明朗，其不食周粟的结局在情理之中。
（二）《史记》中的箕子与箕氏朝鲜文本
司马迁（前145—前87年）所著之《史记》没有专门为箕子以及箕氏朝鲜列传，有关史事散见于《殷本纪》、《宋微子世家》以及《自序》之中，进行整理之后发现，箕子与箕氏朝鲜在《史记》中是完整而且成系统的：比如《史记·朝鲜列传》之“朝鲜”，重点是指卫满朝鲜，然而开篇的“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中的“朝鲜”则是指箕子所建之朝鲜。同时，在《宋微子世家》中叙述了箕子的为人、学识、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以及箕子朝周的历史事实，虽未单独为箕子立传，但实际上已经将箕子之“传”或曰“世家”附载于《宋微子世家》之中。为了全面地了解《史记》的文本记载，附见于《宋微子世家》的箕子事迹列述如下：
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
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则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乃直言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乎？”乃遂杀王子比干，刳视其心。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
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
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
武王曰：“于乎！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序。”
箕子对曰：“在昔鲧陻鸿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从鸿范九等，常伦所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
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
通过引文可以得到三方面的信息。
一是，关于箕子的史事，司马迁以春秋战国以来知识阶层的相关记载为文本依据，结合司马迁本人以及其父祖所搜集并掌握的资料进行编辑整理，形成“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而这种文本表述所展现的社会记忆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也使之成为中国甚至东亚范围内祖源历史的一个范本。司马迁的文本结合了先秦诸经与诸子的记载，对箕子在殷商王朝为周武王所灭之后的史事，仍记为：“（武王）封比干墓，释箕子囚。”周武王闻箕子之贤，克殷后遂向他请教治国之策。“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而上引《史记·宋微子世家》中亦载：“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由此可见，武王对箕子非常重视甚至尊重，并且也是有意要重用箕子的。
二是，箕子曾经回到中原“朝周”。据《尚书大传》载，“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洪范。”箕子在初到朝鲜半岛，异乡为客的情形之下，得到周封，权衡之后还是接受了周的册封，并且为了不失于臣礼，曾经远途迢迢，回到周朝礼拜，同时完成《洪范》。
三是，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宋微子世家》对于封箕子之事的逻辑线索是：周克殷→周王访问箕子→箕子应对武王之问并著有“洪范”→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并许其不臣→箕子曾经朝周并著《麦秀之诗》。《史记》并不是文献中第一次记载箕氏朝鲜史事的，在司马迁之前，由伏生（或云“胜”）所传的《尚书大传》中，对于箕氏朝鲜的事情已经有所记载：“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解封之。”很明显，这里箕子与周的关系是：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东走朝鲜→武王封箕子。其与《史记》的最大差异在于箕子“东走”与“受封”孰先孰后。在《史记》对这一古事的释读系统中，很明显，“朝鲜”是在司马迁视野之内的，故而有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并且允许其“不臣”。这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因为自汉高祖（前206至前195年在位）至汉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中期，在卢绾叛乱之后，东走的卫满设计，灭亡箕氏朝鲜，建立卫氏朝鲜（前195－前108年）；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灭亡卫氏朝鲜，在其故置建立乐浪等四郡，恰在这一年，司马迁继承其父亲司马谈的太史公之位。所以，“朝鲜”对于西汉君臣而言是不陌生的。对于箕子史事，以周武王大视野的角度，直写在洪范对策之后，封箕子于朝鲜，而弱化或缺省了箕子走之朝鲜而后武王追封的环节。应该说，司马迁所在时代的“现实”情境——今汉江以北的朝鲜半岛之地，大体上已经成为中原郡县直辖之地——为《史记》宏观“天下”构筑以及微观史实描写皆提供了基本的前提。与这种大时代背景相一致的，是司马迁所表述的箕氏朝鲜文本，是周王封册在先，而后方有箕子赴任，而非箕子出走之后周武王顺水推舟、被动册封。
佐证《尚书》的简单信息，在周克殷之后与武王访问箕子之间，尚有一个重要环节，即箕子走之朝鲜，与箕氏朝鲜受武王之封孰先孰后呢？笔者认为，从性格气节来看，作为忠君爱国的殷商大臣，在周朝建立之后，箕子为逃避中原国破嬗代的现实，采取了“出走”的办法。这和他当年在纣王时代宁可“被发佯狂为奴”亦不忍“彰君之恶”的作法异曲同工，符合人物的性格与思维逻辑。对于箕子而言，尽管周武王有知遇之恩，但是，毕竟亦有亡国之幽怨，故而在自由之后出走到周的辖区之外，这也符合箕子的为人原则与行事品格。所谓“不忍周之释”，恰表明了他不甘心殷朝灭亡的忠商思想，而从周朝出走则表现了“忠臣不事二主”的传统道德理念。分析箕子的处世哲学和道德理念，在二件大事上有比较明确的体现。其一，在对殷王谏而不听的情形之下，比干、微子、箕子三人由于各自的价值观不同，表现各异，比干为谏而死，微子去国离乡，箕子佯狂为奴。其二，对周政权的态度，箕子可同微子、伯夷、叔齐相比。在周灭殷之后，微子称臣于周，当周公平武庚之乱后，乃以微子统率殷族，封于宋，为宋国的始祖。[24]伯夷、叔齐为孤竹君二子，武王灭殷，他们宁可饿死于首阳山，也不愿食周粟。而箕子则选择远走他乡，另寻出路。由此，我们也可看出，箕子之国绝不会如学界曾言是建于辽西，因为辽西是周政权统治势力所及之地，早在“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并非“他乡”。但是，周武王在天下观的支撑下，随即封箕子于朝鲜。在此之前，周武王已经对微子、武庚进行了分封。
（三）《汉书》、《三国志》等史籍中的箕子和箕氏朝鲜文本
对箕氏朝鲜，班固（公元32—92年）主撰的《汉书》有载：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俗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
这段记载表明，箕子对于“朝鲜”文明起了重要的教化作用。实际上，来自于中原地区的殷人必然都或多或少地掌握了中原的文化和技能，他们在到达朝鲜半岛之后，皆尽其所能地将先进的“礼义田蚕”文明，因地制宜地“教”给当地的土著民族。同时，箕子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八条法律法规，并用此八条之教用口头的形式向社会上的人进行传达，进而流传下去。可以说，箕子东来，给朝鲜半岛的土著居民带来了强劲的文明之风。不过，彼时的这种“教”应该是一种口耳教育，因为文字知识的推广和普及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迄今也并没有任何的考古发掘证明殷代的甲骨文和青铜文化已到达了朝鲜半岛。但是，“礼仪田蚕”在半岛的存在，通过考古发掘是可以得到印证的。朝鲜半岛的稻谷以及诸如有段石锛、双孔半月石刀的东传，是与山东半岛上的东夷以及同东夷关系密切的殷人有不可分的关系的。一种新文化的传入，定然是通过教育手段才能实现的。
关于箕氏朝鲜，“魏时京兆鱼豢私撰”之《魏略》中有更为完整的记载，但《魏略》原本失传，在裴松之为《三国志》所做之注中较多地引用了《魏略》原文，故而，该书因《三国志》而得以大部分保存，近人张鹏一辑有《魏略辑本》。除关注魏国与汉末中原群雄逐鹿的历史之外，鱼豢对于周边政权的记载也很详细，所谓“殊方记载，最为翔实”，比如邪马台国、大秦国（罗马帝国）等。关于箕氏朝鲜，其云：
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否死，其子准立。二十余年而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及汉以卢绾为燕王，朝鲜与燕界于溴水。及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为胡服，东渡浿水，诣准降，说准求居西界，故中国亡命为朝鲜藩屏。准信宠之，拜为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边。满诱亡党，众稍多，乃诈遣人告准，言汉兵十道至，求入宿卫，遂还攻准。准与满战，不敌也。其子友亲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准王海中，不与朝鲜相往来。
这段记载将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的嬗代情况记录得比较完整。这段史料主要记载了三件事。其一是燕、朝间的紧张关系；其二是朝鲜大夫礼化解了这种紧张的局面；其三是燕军攻打朝鲜。第一件事围绕燕欲自尊为王而展开。燕欲自尊为王的时间，应当在公元前323年。因为据史书记载，公元前332年,燕文公卒，太子立，即是易王。易王十年，“燕君为王”。此时，燕的领土没有太大的扩充，势力仍然在大凌河以南。及西周末年，由于北方草原民族的崛起，辽西地区诸族的势力强盛起来，进入春秋时期，燕国的疆域向南方退缩并在山戎等族的侵逼下，几乎亡国。《史记·燕召公世家》所云“燕外迫蛮貊，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即是彼时燕国处境的写照。齐桓公曾经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联合其他诸侯国，北伐山戎，并征服了辽西诸族，为燕国的北进开辟了道路。但是，由于居于西剌木伦河和老哈河地区的东胡趁辽西空虚迅速南下，占领了辽西，同化了该地区的各族，形成了统治该地区的强大势力，并成为燕国北方的劲敌。然而，毕竟在山戎被击走之后，燕国已占领了山戎之地，其势力也开始向辽西地区发展。《管子·地数篇》有“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的记载，说明彼时燕国已对辽东地区进行开发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辽东”应指“古辽东”的西部沿海地区，因为彼时燕国的势力尚未到达辽东半岛。而所谓“古辽东”即是燕国东拓之前的辽东。《辽东志》云：“辽，远也，以其在九州之东，故名辽东。”古辽东的西限是今清川江，古高夷和古貊国应包括在古辽东的范围之内。古人又将辽东分为辽东、辽西，其界限即今医巫闾山，在这种情况下，“辽东”应指古辽东之东，而辽西则指古辽东之西，由此可以得知，古代应先有了“辽东”这一地名，然后才有“辽西”之称，所以《辽东志》又云：“（辽东）又兼辽西也。”战国时，辽西己是东胡的占领区，燕“欲东略地”，第一步就是要解决东胡的问题。然而，这一计划内却引起了箕氏朝鲜的警觉和关注，于是马上也“自称为王”，并为“尊周室”而“欲兴兵逆击燕”。从“尊周室”的说法来看，彼时尽管距离箕子被封已经过了七百余年，但“朝鲜侯”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周天子之诸侯国的身份，依然保持着“尊周”的政治意识。
第二件事中出现了箕氏朝鲜“大夫礼”的官职和人名。“大夫”是我国三代时的官职，是由诸侯册封的，此官职虽然并不是天子直接策封的，但是对天子仍然称臣，名曰“陪臣”，意即天子臣子之臣子。战国时，“大夫”只是爵称而不是官称，但箕氏朝鲜依然按照古制，国君之下有“大夫”之职，这是严格按照奴隶制社会天子——诸侯——大夫这种等级制而任命官职的。关于“礼”这个人，应该不是朝鲜半岛本地人，而是来自于燕或齐的文人策士之流。作这种推断原因有二。其一，从礼的名字看，明显具有中原地区的文化内涵；其二，从礼的作为看，他内谏朝鲜王，外说燕易王，左右逢源，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辨才的人物，具有那个时代中原士人的素质；其三，礼十分了解彼时“天下”的形势，尤其是关于燕的情况，按照当时燕、朝的交流情况分析，其是土著朝鲜半岛人的可能不大。在大夫礼的游说周旋下，两国解除了紧张的局势，避免了一场战争。
第三件事，燕国在昭王之世实现了东拓的愿望，不仅击走了东胡，而且占领了辽东貊人居住区，征服了朝鲜与真番，在古辽东之东设置了辽东郡，削弱了箕氏朝鲜对该地区的影响。有学者以“朝鲜遂弱”为依据，认为在燕东拓之前箕氏朝鲜是很强大的，并曾占有辽东的一些领域，笔者认为并非如此。这里的强弱是指朝鲜的影响力，而不是指其地域。实际上，箕氏朝鲜只不过是一个城邦小国，因为其历史悠久，文明程度较高，尤其是进入战国之后同东胡结成了联盟，其影响力增强罢了。燕国设置辽东郡之后，与箕氏朝鲜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其关系非从前可比。一方面，箕氏朝鲜已附属于燕国，失去了以往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在燕国的影响下，接受了燕国带来的中原文明，从而使自己得到发展。前面所提到的“朝鲜遂弱”只是从政治影响而言，但从箕氏朝鲜整体的社会发展来看，还是进步了。
鱼豢的文本恰好衔接了《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关于“箕子”被武王封于朝鲜、《史记·朝鲜列传》中之卫氏朝鲜灭亡箕氏朝鲜自立建国二段史事，弥补了文献史籍对箕子封于朝鲜之后史事的空缺，不仅使箕氏朝鲜的脉落大体清晰，同时也使箕氏、卫氏二朝鲜的嬗替更为明确。而且，如上所述，这些细节的充实与所涉及的时代背景颇为契合。鱼豢的文本极为明显地标识了箕氏朝鲜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并未因联系的稀少而中断甚至淡泊，直到燕易王时代，在各侯国纷纷自尊为王的情形之下，“朝鲜侯”方自称为王，并仍然保有“尊周室”之心。秦末，天下散乱，流亡于箕氏朝鲜的中原及边郡百姓渐多，燕人卫满是其中之一。
二、箕氏朝鲜史事在西汉呈现完整文本的原因
在司马迁的《史记》文本中，对于前史之中或忽略或散佚或隐约提及的箕子为周所释之后的史事，有脉落清晰的表述：箕子出走之后，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可知箕子出走之地是“朝鲜”。对此，秦博士伏生在《尚书大传》中有明确记载：“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顾颉刚曾指出，箕子东走朝鲜是“西汉时代突如其来的传说”，[34]顾氏的质疑已经有众多学者在反质疑，笔者亦认为此事是可以辩证的。据《吕氏春秋·先识》载:
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
引文为我们提供了三方面的信息。一是，在先秦，史官除负责修史之外，还有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掌管文献。对此，他史之中也有记载。《史记》云，老子曾经是“周守藏室之史也”；据《周礼》载，“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又，《左传》载:“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二是，史官对于所司掌的图法——太史所掌管的国家各种文献档案——在乱世之中常常私自携带出投新君；三是，夏、商之末，太史“载”所典图法出走，表明彼时的文献数量并不少。然而，到秦王三十四年，秦始皇在丞相李斯等人的建议下，“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雜燒之。”可知，秦始皇焚书所毁之书主要有三大类。一是秦记之外的全部史书，二是博士所掌握的《诗》、《书》，三是博士所掌握的百家著述。从三类书来看，史书的焚烧是最为彻底的，秦以外的全部史书毁于一旦，而且，“史书”这一部分，都被史官所典于禁中，并未在民间有所流传，大体都是“孤本”，这也是我们迄今难以再见到相关的夏、商、周之“图法”的根源。而《诗》、《书》以及诸子著作虽然也遭到焚毁，但这二部分基本未有“根除”，一方面，有博士所掌之书成为例外；另一方面，自孔子创私学起，“六经”就一直是私塾中基本的教材，代代因循，耳熟能详。秦火之后，至汉兴，有一部分被凭记忆传写下来。同时，亦有一些人将私人所藏的经以及诸子著作用藏于墙壁中等方式保存下来，在这种情形之下，方有“古文经”与“今文经”之别。
在所存留的“经”与诸子著作中，对箕子东走朝鲜一事没有太多线索，其原因有三：首先，所谓“六经皆史”，标明“史”是“经”之余，虽然有《尚书》、《春秋》这类具有“史”学因素的著作，不过，《尚书》是记事起于尧舜，迄于秦穆公的文献汇编，是记载“可以为世法者”的圣哲之言，意在说明“王道”之本，记述重点是夏、商、周统治者的部分谈话、讲演词、命令和宣言，虽也有追述早期历史的内容，但篇幅不大；《春秋》是孔子出于“拨乱世，反诸正”的目的而作，虽然形成“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撰体例，但因其过于简约（《春秋》记载自公元前722至前481年间二百四十二年史事，仅有一万五千字），同时又是以鲁国为记事中心，所以，见于记载的史事颇有局限。而诸子著作更是各有特色，并各有侧重和阐释中心。“人物”或“事件”的完整性在这一时期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同时，彼时政权林立，社会动荡，令典籍撰述者的视域明显没来后来统一王朝时代那样开阔。所以，历史文本与叙述体系皆与汉代以后的范式有很大不同，这也是造成三代历史记载存在较大缺憾的主要原因。其次，彼时的信息没有达到相当畅通的程度。随着箕子离开周王畿渡海东走，其亦从周代士人的视野中消失，虽则在“十三祀来朝”，但其后复归半岛。在从朝鲜半岛由南部往北部的发展过程中，因山水相隔，直到后来其北界与燕相邻，对相关的史事复有所记忆，其他更多时候则与中原消息阻断，因而也就鲜有记载。再次，从《尚书·洪范》对箕子之“归”有含糊记载可知，周人对箕子东走不是无载，而是由于修史者关注角度的问题，没有太多涉及。因为“洪范篇”所强调的就是箕子所做之“洪范”的主要内容，对于修撰的背景不过是一语带过，未做太多铺叙。周人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识，也就是说，无论箕子从自己的视野消失多久，始终都是“王臣”，所以，“走”后复来就只用一个“归”字轻描而过，而未惶细论恰恰表明箕子东走事件本身并未引起时人特别的关注。当时的天下概念，据《孟子·梁惠王上》载：“晋国，天下莫强焉”，可知，“天下”的范围远远超出一国。在先秦典籍中经常出现“来远人”、“柔远人”，“莅中国而抚四夷”、“不忘远”、“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等说法，“远人”、“四海”、“四夷”大体都是虚指，其“天下视野”可能大到虚化的程度。在这种认识体系之下，商周之际，对箕子及其族众的去来皆能坦然面对。
秦汉之世，随着文化的发达与繁荣，尤其是继编年体之后，纪传体的勃兴，以及官修史书体制的完善等因素，都为史学的繁荣创造了先机。这一时期，关于箕子与箕氏朝鲜的史事，也由此前被略为数语的“经”的记载模式，成为脉络清晰、体系完整的“史”的文本历史。
这一时期的史著，以对汉武帝之前的历史进行系统梳理与回顾，并创立中国“史体之正”（即纪传体）的司马迁之《史记》最具有划时代意义。《史记》是司马迁“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之作。其结构由五部分构成，即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本纪”以编年的形式记载古帝王事迹，“世家”记载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的人物事迹，“列传”载典型人物和周边民族的史事，“表”用表格的形式谱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等。《史记》不仅开创了汉文典籍以“人”为中心的撰述先河，同时，亦对以华夏为中心，四夷拱卫的“天下”格局首次进行了较成系统的勾勒。在这个“天下”构图中，箕子的足迹带动并拓展了从周至汉的当权者、司史者以及普通百姓等各阶层关注视线的东移，箕子在为周所释之后，出走至周直辖地之外的朝鲜半岛，并建立“朝鲜”政权的史事更为清晰系统。
鱼豢的箕氏朝鲜记事，笔者认为是写实的，原因有二，一是鱼豢所载的箕氏朝鲜，是略诸前而详诸后，也就是说，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的史实相对充实，而从箕子东走,至最末二代王箕否、箕准之间诸王的历史，皆略而不提，说明鱼豢亦是禀承先秦史家“有疑则阙”的传统；二是鱼豢的文化精神是“旷达宽容”的，在《三国志·东夷传》注引中之《西戎传》中载：“俗以为营廷之鱼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时之气，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与其生之短也。余今泛览外夷大秦诸国，犹尚旷若发蒙矣，况夫邹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测度乎！徒限处牛蹄之涔，又无彭祖之年，无缘托景风以迅游，载騕褭以遐观，但劳眺乎三辰，而飞思乎八荒耳。”可知，鱼豢面对“外夷大秦”体现了平等之意，对异政权的历史意识表现还是非常客观的，因而，从这个角度，如果箕氏朝鲜不存在，或与中原王朝非“侯国”关系，以鱼豢的史识来看，当不会若此处理。
在陈寿(233—297年)的《三国志·濊》中载有一段可以与《魏略》互补的史料：“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其后四十余世，朝鲜侯准僭号称王。”由于鱼豢的生卒年难于稽考，所以不能确知《三国志》与《魏略》的成书孰先孰后，但二者关于箕氏朝鲜的记事使相关史事脉落大体清晰。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随着郡县的设置，中原王朝对朝鲜半岛的了解愈多，记载愈细。这种情况一方面体现了时代视野的开阔，另一方面则表明箕氏朝鲜曾经在史籍中缺失的记载在朝鲜半岛或以口耳相传的模式流传着，或以简略的方式被记载下来，至汉郡设立，相关的史事为中原士人所接受并熟知，进而逐渐见载于司马迁之后的史家载籍之中。
三、朝鲜半岛典籍中之“箕子”与“箕氏朝鲜”的文本历史
朝鲜半岛是汉字文化圈的一个重要组成。由于迟至1444年，在朝鲜王朝世宗颁布《训民正音》之后，朝鲜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字——谚文，并与汉字一起使用。所以，此前的文献典籍多用汉字书写。事实上，彼时东亚虽然同“文”，但“语”却并不同，在交往中，有时靠翻译，比如新罗有专门的“译语”；有时则靠“笔谈”，据日本圆仁(793―864)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日本人到中原王朝之初，语言不通，交流多是“笔言述慰”、“笔言通情”，不过，朝鲜半岛人士在中原的交流大体是畅通的。比如，李朝的崔溥（1454―1504年）在意外漂流到明朝境内之后，双方的汉语交流丝毫没有障碍，而且，崔溥之世，谚文已经形成系统并在社会上推行，可是，崔溥5万言的《漂海录》却是其在辗转回至朝鲜之后用汉语写成的，标明朝鲜的汉化程度之深。而箕子以及箕氏朝鲜相关的记事，在朝鲜半岛的历史文本中也是成系统的。我们试作如下梳理：
（一）《三国史记》中的箕子及箕氏朝鲜记事
《三国史记》由高丽朝大臣金富轼(1075-1151)所撰修，是朝鲜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也是存留至今有关朝鲜半岛古史的最为系统的文献史料。对于箕子与箕氏朝鲜，金富轼有如下几条记载：
记载1：海东有国家久矣。自箕子受封于周室，卫满僭号于汉初，年代绵邈，文字疏略，固莫得而详焉。
这里以“海东”作为地理区间，而海东，即渤海之东，无疑即是朝鲜半岛的所在。事实上，《三国史记》在金富轼的基本定义之中并不是“朝鲜三国”，或“高丽三国”，而是“海东三国”，说明金富轼的“朝鲜半岛观”并不是以已经统和成一体的高丽为参照物而言的，而是以“海东”这样的区域方位而言的。并且，将受封于周室的“箕子”政权与僭号于汉初的“卫氏”政权同列于“海东有国家”的历史之列，说明金富轼对于箕氏朝鲜是持肯定态度的。之所以箕子与卫氏朝鲜史迹不甚清晰，概因“年代绵邈，文字疏略”之故。
记载2：（婴阳王）十八年初，炀帝之幸启民帐也，我使者在启民所，启民不敢隐，与之见帝。黄门侍郎裴矩说帝曰：“高句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亲见启民举国从化，可因其恐惧，胁使入朝。”
这一记载中提到高句丽之地本“本箕子所封之地”等情况，实际上是指大同江流域一带。其史料来源是《资治通鉴》的记载：“帝之幸启民帐也，高丽使者在启民所，启民不敢隐，与之见帝。黄门侍郎说帝曰：‘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其使者亲见启民举国从化，可因其恐惧，胁使入朝。’”这则史料借隋唐二朝大臣裴矩之口表达了隋唐君臣对于箕氏朝鲜与高句丽在地缘关系上的认知。
在《三国史记》之《高句丽本纪》之“论曰”中云：
记载3：玄菟、乐浪，本朝鲜之地，箕子所封。箕子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设禁八条。是以其民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饮食以笾豆，此仁贤之化也。而又天性柔顺，异于三方，故孔子悼道不行，欲浮桴于海以居之，有以也夫？然而《易》之爻“二多誉，四多惧，近也”。
“论曰”是金富轼对于所载历史的主观评论，这里这要是从地沿革上，指出，玄菟、乐浪等郡县是置于“朝鲜”故地之上的，而所谓“朝鲜”则是箕子的封地。接下来回顾了箕子受封之后的历史，即箕子“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将文明引入朝鲜半岛，同时，設八條之教。由于“论曰”是《三国史记》最有标志性的表达金富轼主观认识的，在为高句丽本纪传“论”时，用五分之一的篇幅述写箕氏朝鲜的史事，表明在金富轼的意识之中，其对于箕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的沿革演变还是有明确的认识。
此外，《三国史记》引（新）《唐书》语：“高句丽俗多淫祠，祀零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国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亦对高句丽的箕子之祭持肯定态度。
（二）《三国遗事》中的箕子及箕氏朝鲜记事
高丽忠烈王时代的僧人一然(1206—1289)所修撰的《三国遗事》，是收录新罗、高句丽、百济之遗闻逸事而成。“所纪神异灵妙，专主崇佛弘法。论者谓荒诞不经，不足取信，然流风遗俗，往往散见于其中。关于箕氏朝鲜，有如下记载：
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坛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寿一千九百八岁。唐裴矩传云。高丽本孤竹国（今海州），周以封箕子为朝鲜，汉分置三郡。
此书中首次出现了“坛君”的记载，认为是朝鲜半岛最早的“朝鲜”，但对于箕氏朝鲜却并未否定，只是成为继坛君之后的政权实体，同时指出是“周虎王”所封。另外，同段又据他史记载，将孤竹国→箕氏朝鲜→汉郡→高句丽的地理沿革串连成为系统。
（三）郑道传的箕子叙述
郑道传（1342－1398），字宗之，号三峰，是朝鲜王朝初期的重臣，朝鲜王朝的首任宰相（1392—1398），在朝鲜王朝建国之初，得到朱元璋赐册国号之后，云：
盖以武王之命箕子者命殷下，名既正矣，言即顺矣。箕子陈武王以《洪范》，推衍其义，作八条之教，施之国中，政化盛行，风俗至美。朝鲜之名，闻于天下后世者如此。今既袭朝鲜之美号，则箕子之善政亦在所当讲焉。呜呼！天子之德，无愧于周武；殿下之德，亦岂有愧于箕子哉！将见《洪范》之学、八条之教，复行于今日也！
可知，朝鲜王朝之初，其朝野上下对于箕子认同颇深。郑道传作为开国重臣，朝鲜王朝的开国典制皆参与创制，对于朱元璋赐国号为“朝鲜”，颇以为荣，“天子之德无愧于周武，殿下之德亦岂有愧于箕子载！”即将明太祖与周武王相并列，而朝鲜王朝建立者李成桂被视为箕子，真实体现了朝鲜君臣的箕氏朝鲜认知。
（四）《东史纲目》中的箕子及箕氏朝鲜记事
朝鲜王朝安鼎福（1712—1791年）所撰的《东史纲目》在“图上”部分之“东国历代传授之图”中，箕子被列置于檀君与马韩之间；在“檀君箕子传世之图”中，箕子、箕准亦有列，虽然安鼎福图表部分，对“东史”的谱系，是将箕子置于檀君之后，但在整体认系中，我们可以了解，安鼎福认为箕子是最早在朝鲜半岛建立政权实体的，在《东史纲目》正文之卷一，开篇便是《朝鲜箕子元年》，其云：
箕子元年，殷之太师箕子东来，周天子因以封之。箕子子姓，名胥余，殷纣之亲戚也，封于箕而子爵，故号箕子。仕殷而为太师，纣为淫佚，箕子谏不听，而囚之，乃被发佯狂而为奴，鼓琴以自悲。及周武王伐纣入殷，命名公释箕子囚。问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王。乃问以天道，箕子为陈洪范九畴。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而不臣也。
综合前边的叙述可知，《东史纲目》的史料来源基本是中原汉籍文献，其认知与中原无二。
事实上，朝鲜王朝曾自比为“小中华”，从某种意义上说，箕子认同是小中华意识的根本。世宗曾云：“吾东方文物以社乐侔拟中国，迨今二千余禩，惟箕子之教是赖。”可知，直至朝鲜朝鲜王朝，箕氏朝鲜在半岛的历史认知体系之中，皆处于重要位置，并且，朝鲜半岛人对于箕子的崇敬之情是由衷的。
自朝鲜半岛有由本土史家所叙述的历史以来，从高丽王朝至朝鲜王朝，箕子叙事大体与中原王朝没有差异。虽然从当代民族国家的角度，在对历史认识体系进行区分时，可以区分为二个系统，但箕氏朝鲜认识上的差别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箕氏朝鲜在东亚，存在同途殊归的情形。
关键词: 箕子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