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箕认识与历史观 檀箕认识与世界观
非我族类 2017-08-02
箕子
檀箕认识与历史观
虽然檀君和箕子对建构朝鲜半岛上古史的统绪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二者所扮演的角色又有所不同。檀君作为首出之君，王统的起源，很容易被作为整个族群之始祖。而箕子则因有向周武王陈洪范和在朝鲜行八条之教等传说，被作为教化之始祖。
强调箕子的教化始祖地位，则会加强箕子与檀君的区别。朝鲜太祖元年（1392），礼曹判书赵璞（1356-1408）上书说：“朝鲜檀君，东方始受命之主；箕子，始兴教化之君。”檀君是天生神人，是土著，很容易被尊为族群始祖。箕子虽是圣人，仍为凡人，而且是外来的，作为族群始祖的地位本来就比较脆弱，而教化始祖地位又会掩盖他在这方面的地位。
到朝鲜时期，檀君作为国家和族群始祖越来越受到重视。檀君至少在国家祭礼上取得了与箕子平起平坐的地位。世祖时进一步推尊檀君，“更定朝鲜檀君神主为朝鲜始祖檀君之位，后朝鲜始祖箕子为后朝鲜始祖箕子之位”，已有先后之别。
箕子对于朝鲜王朝有着特殊的意义，不能不尊。朝鲜认为自己所继承的正是箕子之正统。朝鲜初年，郑道传（1342-1398）评价明太祖赐国号“朝鲜”一事时说，“天子之德，无愧于周武；殿下之地，亦岂有愧于箕子哉！”将李成桂作为箕子的继承者。
强调李氏朝鲜远接箕子朝鲜之正统，则等于否定了新罗、高丽的正统地位。朝鲜后期随着小中华意识的增强，人们认为箕子用夏变夷，使东方成为小中华，而到了新罗、高丽时期又沦为夷狄，而李氏朝鲜建立之后恢复为小中华。
但是，这样做也进一步加强了箕子与中华思想，与事大关系的联系，使箕子成为春秋大一统的象征。自朝鲜成宗朝开始，中国敕使路过平壤时也常去拜祭箕子墓。中国人将朝鲜称为箕子之国，并常向朝鲜人打听箕子后裔的情况。
朝鲜王室在尊崇箕子时，也只是在经筵上首讲《洪范》，以明箕子之教，强调箕子的教化始祖地位。箕子越来越等同于孔子，淡化了箕子的族群始祖地位。而且，即使是教化始祖的角色，也不得不部分地让渡给檀君。因为随着檀君地位的上升，人们越来越不能接受首出之君、族群始祖与教化始祖分离的状态，于是有关檀君和檀君朝鲜文明创始的描述也就越来越多，檀君也就成了朝鲜文明的始创者。
如果相信檀君是朝鲜首出之君，也就容易将檀君立国视为东方从鸿荒走向文明之开始。檀君的神话性格被解释为檀君以神道设教，也是教化的一种形式，也同样有教化之功。
李种徽认为檀君在朝鲜半岛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伏羲、神农，其功绩一是教民编发盖首，二是使彭吴治水。虽然檀君命彭吴治国内山川的故事出现得很晚，各家多持否定态度，但是在大韩帝国时期的国史教科书中，则普遍采为信史，以奠定檀君的教化始祖地位。
顺着这种思路发展下去，箕子逐渐被否定，而檀君完全取代箕子教化始祖的地位。再进一步，则发展出崔南善的“不咸文化论”，或李炳宪的“吾族四入中原论”，檀君更成为东亚乃至世界文明之始祖。崔南善的檀君研究就是要将韩国置于东北亚文化圈的中心，将檀君朝鲜设定为一个文化帝国。申采浩也将檀君朝鲜形容成一个实际存在的大帝国，并对于中国处于主导地位，提出了檀君族、扶余族的“支那殖民论”。
檀箕认识与世界观
从传统华夷观出发，强调箕子的教化始祖地位，等于强调以夏变夷的意义，也就将箕子与中华秩序联系起来了，箕子成为春秋大一统的象征。不过，檀君也同样能够与中华秩序发生关系，箕子的春秋大一统象征地位也同样会受到来自檀君的挑战。
檀君与事大关系最直接的联系是传说檀君曾遣子夫娄朝夏禹于涂山。《世宗实录·地理志》说，“檀君与唐尧同日而立，至禹会涂山，遣太子夫娄朝焉。”《东国史略》说：“丁巳，禹南巡狩，会诸侯于涂山，遣扶娄朝焉。”许穆认为夫娄就是解夫娄。不少人将这作为东方事大之始。尹愭在其《咏史》诗中说得更加明确：“会彼涂山玉帛云，防风戮处赏刑分；须看扶娄朝夏礼，吾东事大自檀君。”
到近代，主张卫正斥邪的儒学者也持这种看法。柳麟锡《宇宙问答》也说，“中国大尧之世，朝鲜檀君作而并立，及禹涂山玉帛之会，送子扶娄，中东之相感应，肇而有深矣。及箕子来君于东，则便即一国矣。”在《道冒编》中，柳麟锡又说：“檀君立国于尧之世，而事夏禹，送子扶娄于涂山玉帛之会，檀君贤智哉。”
不过，随着朝鲜人独立意识的增强，这种倾向没有继续发展下去，甚至箕子在这方面的象征意义也被否定。在宗藩关系崩溃之初，学部编辑局所编国史教科书仍接受武王遥封箕子于朝鲜的说法，但是同时也强调箕子“罔为臣仆”的一面。在高宗称帝完成之后，中华思想彻底淡出朝鲜政治生活。
因此1899年学部编撰的《东国历代史略》就不再提受封朝周等事，并在篇末按语中说：“《史记》称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又云箕子朝周过殷墟作麦秀歌。后世论者或驳之，以为箕子既誓罔仆，则武王安得而封之。既不受封，则又安有朝周之事。朝周者，疑微子而非箕子也，故今姑从之。”
崔景焕所编《大东历史》强调：“我东檀箕三韩之时，自是堂堂自主独立之国，而至于圣朝乃复其初云。”所以，不仅否认有箕子受封朝周之事，强调箕子“罔为臣仆”，“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而且强调檀君朝鲜和箕子朝鲜与中原王朝敌对关系。他说：“至于箕氏德衰，兼值嬴秦之暴，而彼不敢虎视我蚕食我，则我东之为自古独立之国，信确凿有据矣。”
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对檀君遣夫娄朝夏禹于涂山一事也有了新的解释，反映了近代国史建构对檀君神话的重新塑造。
1895年学部编辑局出版的《朝鲜历史》和《朝鲜历代史略》还都接受了夫娄朝夏说。如《朝鲜历史》叙述说：“甲戌（夏禹十八年）遣子扶娄至涂山朝夏禹氏。”1899年学部出版的《东国历代史略》虽然也提到此事，但是叙述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说：“闻夏禹会诸侯于涂山，遣其子扶娄往会焉。”这里用“会”字而不用“朝”，表明对夫娄朝夏的解释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崔景焕《大东历史》对夫娄朝夏一事则叙述说：“丙子，一百二十九年（夏禹元年，西历纪元前二千二百五年）遣太子扶娄如夏涂山会。”这里也不用“朝”字而用“如”字。对于这种文字上的改变，崔景焕说，过去史书用“朝”字，乃“支那史氏之夸虚而构诬也”，“此出于倨傲自大之习风也”。又说：“至如遣嗣子赴涂山之会，则乃修邻国交聘通好之谊，如春秋鲁公子友之如陈，陈世子款之会诸侯于宁，毋有似乎近日万国之人赴博览之会也。”
1906年6月玄采根据日本人林泰辅的《朝鲜史》改写而成的中等学校教科书《东国史略》，对于夫娄朝夏一事叙述说：“遣太子扶娄至支那夏禹氏涂山会，与各国玉帛相见。”1910年出版的柳瑾著《新撰初等历史》则说：“遣太子扶娄到夏（支那）禹氏涂山会参加会议。”
柳寅植的《大东史》编撰于1917年至1920年间，也认为檀君曾派太子夫娄到涂山，不过《大东史》的说法是：“六七年甲戌（纪元前二二六六）遣子扶娄往会夏禹氏于涂山（是外国交际之始）。”
各家都倾向于用近代外交概念来解释夫娄朝鲜一事，以为等同于近代参加国际会议，甚至等同于参加世界博览会。
有关箕子的传说早有记载，檀君神话到十三世纪才见诸文字记载。后代不断演绎，内容日渐丰富，使我们能够理解檀君朝鲜和箕子朝鲜历史层累造成的过程，也能够据此理解檀君、箕子认识与国史建构之间的互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