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

　　1893年11月26日，出生于陕西蒲城县孙镇甘北村一户农民家里，幼名长久。父亲杨怀福，母亲孙一莲，以农业为主，父亲兼做木匠活，因家境贫寒，久娃只读过两 年私塾，12岁被介绍到一个饭馆当杂工混口饭吃，主要是拉风箱烧火。

　　1908年，父杨怀福因杀人被清政府绞杀于西安，14岁的他向会馆借了一辆独轮手推车，披星戴月一步步地步行200里将父亲的遗体推回甘北村，因无钱安葬，还是乡民凑钱才草草安葬。后来在家乡组织一个丧葬互助组织孝义会，当年中秋扩大为以打富济贫为宗旨的中秋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率会众参加陕西民军向字营与清军作战。袁世凯成为总统后，裁减民军，他当兵两年后退伍回乡。当年去姑母家所在的村庄，打死来收债的恶霸秀才李桢，遂落草上山，又拦截了一批税款，买了一支曼利夏步枪（M1895斯太尔-曼利夏步枪），逐渐拥有六、七条枪，百十号人，成为同州一带著名的刀客。

　　1915年，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在华县、华阴等地截击袁军。

　　1916年，所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第1营，任营长。后陈树藩为陕西督军，通缉同盟会会员李歧山、杨仁天、曹毓生等。李歧山等人为躲逮捕逃到杨虎城的军中共谋反陈。陈树藩得知后勒令杨虎城将李歧山等人交出，杨没有从命。陈又以提升杨为团长，扩编部队，增加武器等为条件希望杨将人交出，都被杨虎城拒绝。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竖立护法的旗帜，于右任在陕西三原设立陕西靖国军司令部，杨虎城顺势参加护法战争，任陕西靖国军左翼军支队司令。北洋政府组织八省援陕，企图围歼陕西靖国军，他率6000余众在关山东北的界方和陈树藩所部万余人血战六昼夜，打破了北洋军的进剿。

　　1920年，直系曹锟取代皖系段祺瑞后，改变手法，对陕西靖国军采取分化手段，不久，靖国军大部接受改编，唯有杨虎城以保存革命人格为理由拒不接受改编。靖国军大部被收编后，总司令部不复存在，于右任被迫离开三原。杨虎城乃接于到武功驻地，重建总司令部，于委任杨为第三路军司令，所部改编为4个团。这时他在法门寺截获甘军陆洪涛部33马车军械，共有步枪1000余支，子弹60万发，实力大为充实。

　　1922年5月，为消灭陕西靖国军，北洋军组织3万大军围攻武功，他血战20多天后终于战败，西退凤翔。为保存革命火种，带队跋涉一千数百里，击败围追堵截的各路敌军，到著名的沙陀国--井岳秀的势力范围延安寻求庇护。这种孤忠之情使他受到国民党的很大赞誉，孙中山亲自为他办理的正式的入党手续。

　　1924年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与胡景翼将军、孙岳共组国民军，杨虎城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部南下，于刘镇华的镇嵩军和麻振武部在渭北激战。

　　1925年5月，支持驱逐吴新田运动，在岐山、宝鸡地区重创向汉中撤退的陕西督办吴新田部。孙岳的国民三军入陕后，遂任国民军第3军第3师师长，当时所部8000精兵，兵强马壮。他通过在榆林认识的中学校长杜斌丞，聘共产党员魏野畴在其举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和所属部队任职。

　　1926年北方的吴佩孚和张作霖联合对苏联支持的国民军开战，同年广州的苏联顾问为支持北方国民军开始北伐，吴佩孚一方面以其主力布防于长江一线固守，一面抽调兵力北进，联合红枪会，于3月一举击溃国民二军军长兼河南省省长岳维峻，国民二军10万人马败退豫西。刘镇华趁机东山再起，恢复了“镇嵩军”的旗号，召集旧部、土匪、红枪会等扼守豫西幽谷关，一战消灭国民二军7万之众，余众瓦解。吴佩孚委任刘镇华为所谓的陕甘剿匪总司令，以消灭陕西的国民军，清除其侧背之隐患。刘镇华在豫西纠集原“镇嵩军”旧部，以“打到西安去升官发财”为号召，收编豫西土匪、红枪会一些地痞流氓，组成了八个师，号称10万人的乌合之众，向陕西西安进攻。

　　时任陕西军务督办的李虎臣集合了国民二军留在陕西的第十师的一部和陕西陆军四师的两个团，总兵力不到5000人。李虎臣向杨虎城求援。李在电话里对杨说：“你来我就守，你不来我就走。”杨虎城遂与朱子敏、邓宝珊、田玉杰等进行了紧急磋商，对当时国内军事政治形势作一研究，一致认为保卫西安，抗击‘镇嵩军’对声援广东革命政府北伐，有重要战略意义，决定顺应全国革命趋势，拯救陕西，进军西安。”四月16日，杨部第6旅旅长冯钦哉赶到西安，两天后，杨虎城也进入西安。遂拉开了北伐三大守城战之首，历时八个月，饿死6万人的西安防御战的序幕（具体见词条西安围城）。

　　1926年4月28日刘镇华率“镇嵩军”抵达西安。到5月15日，刘军攻占城西三桥，完成四面包围，西安攻防战接连出现激战，西安保卫战由此开端。东关地区，鏖战惨烈，常常短兵相接，白刃拼杀。8月，城内弹缺粮尽，已陷危境，但西安城内军民仍在坚守。

　　曾亲历围城的赵文杰在《西安城坚守记》中描述:“10月中旬，突降大雪，居民饥寒交迫，饿死者与日俱增，有一天路毙的竟达数百人。街头可以看到倚门而立的、坐于墙角的、躺于路上的、均系饿死之人。入冬以后，更是饿殍载道，无人收埋。这时，西安已经没有狗了。(入夜)除城上间有火光外，城内一片漆黑，形同死城。”

　　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到绥远，在向全国发表参加国民革命宣言后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于右任以在陕国民二三军临时总司令的名义通电全国，怒斥刘镇华为“残忍暴酷惨无人道之人”。17日，五原誓师后，国民联军开始兵分两路解西安之围。援陕总指挥孙良诚率部由银川、固原、平凉入陕，经长武、彬县，10月初抵达乾州，在咸阳以东猴儿寨、三桥一带与镇蒿军展开激战，双方血战40多天不分胜负。最后，国民联军派出奇兵绕过南山直捣韩森寨敌军司令部。那些日子，处在最困难时刻的西安军民甚至可以听到西北方向隆隆的炮声，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彻夜不眠。十一月27日，杨虎城和李虎臣站在西安城墙上已可以看到国民联军的进攻，他们下令城内部队全线出城反击。入夜，城外火光四起，枪炮隆隆，城内居民披衣达旦，静候佳音。28日凌晨，镇嵩军全线崩溃，上午7时，西安四门洞开，被围8个月之久的西安城解围。战后西安大祭，杨虎城将军含悲手书一联：“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由于冯玉祥曾在1921年入陕，设计杀害了靖国军中最有能力的将领郭坚，在陕西军人中留下了极恶劣的印象。1926年11月29日，在解围的第二天他就率领疲惫不堪的部队离开西安，转移到渭北一带休整。他自己则仅带了一名随从未通知任何人（连家人都未通知），悄悄离开了部队来到富平一位友人家中潜住。以此向广大陕西民众表示自己的引咎，表示自己不拟再干了。他的部下孙蔚如1942年说：“城围解之二日，虎城潜离部队，虑不容于冯公也。”围城期间他曾作了这样一首诗：千古诗人为写愤，风花雪月做陪衬；我本多愁多病身，目不识丁也来混。杨虎城在解围后说：“我这样一个人，率领着这样的部队，实际上等于废物，以这样的废物而勉强完成坚守西安的政治任务，已经算最高限度地发挥了作用，到此时不能不就此下台了。”

　　1927年初，应冯玉祥的邀请，就任国民军联军第10路军司令，旋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10军军长，率部东出潼关会攻河南。5月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受鹿钟麟节制，指挥庞炳勋、王鸿恩、吕秀文三个军，在陇海路东段归德、徐州之间，和直鲁联军 徐源泉、褚玉璞、孙殿英、张敬尧等八个军作战。终以双方力量悬殊，伤亡过重，加上国民联军第11军姜明玉柳河在后方叛乱，归路断绝，被迫转至皖北太和县、河南鹿邑一带休整。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拒绝在所部“清党”。他对南京派来的反共大同盟系统的韩镇声说：你我都是南汉宸的朋友，而你和他的关系比我还早，尽管政治道义不同，但首先要照顾朋友间的道义。1928年11月就任第二集团军暂编第21师师长。次年蒋介石与冯玉祥关系濒于破裂，他感到冯玉祥一直拿他当杂牌炮灰，随率部附蒋，任新编第14师师长，驻防河南。蒋冯战争中守备南阳，击败刘汝明的进攻。

　　1929年冬，担任蒋介石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的唐生智在洛阳以西刚刚打败了冯军主力后，却又与冯玉祥携手言欢，自封为“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通电讨蒋。唐率主力由平汉线南下，进攻武汉，总司令部设在驻马店。唐的讨蒋通电事先并未征得杨虎城的同意，而列入了杨的名字。当时杨虎城正在淅川，他说：“唐孟潇太看不起人了!我革命的时候，你还是北洋军阀的小喽啰。对蒋介石造反没有什么不可以，但至少你应当事前和我商量商量，你这样搞太看不起人了!我跟蒋是杂牌，跟你唐孟潇也是杂牌，你们双方都是军阀，没有什么优劣之分。”

　　杨虎城虽对唐不满，但为了争取主动，也未通电否认，只是电告当时任杨部驻南京的办事处处长李志刚向蒋方表示否认。蒋介石对唐生智的突然叛变，十分惊慌，认为如果唐军进入武胜关，湖南的何键也会起来响应，会攻武汉。如果武汉失守，他就丢了半壁江山。他派刘峙为江右讨逆总指挥，在河南信阳一带布防消极堵截。蒋令杨虎城留一部守南阳外，主力开赴信阳归刘峙指挥。由于当时，蒋系驻扎在河南的一些部队对唐的态度都不明朗，杨虎城也就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后来，蒋又令杨守住南阳，相机向唐右侧背进攻。杨虎城却回电要向唐的大本营驻马店进攻。蒋回电说：“估计兄部兵力单薄，不能负此重任，如兄由此决心，即照此执行。”

　　当时因为大雪，部队调不回来，能使用的不超过三个团的兵力，而且武器都较差，杨虎城毅然决定偷袭驻马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敌以致命打击。1930年元旦，杨虎城攻入驻马店唐军司令部，并挫败了敌军的多次反功。

　　当蒋介石、刘峙初接到杨虎城告捷的电报时，还不信杨虎城建了这么大的奇功。据说刘峙还疑惑杨虎城与唐生智设立圈套，诱歼第一师的主力，迟迟不进，因而一再电询进入市内的是否正规部队，进去了多少，龚浩、刘兴两师是否动摇。直到唐生智部与杨虎城部激战一昼夜后，龚浩、刘兴两师离开平汉线转移到驻马店以东地区时，刘峙才派铁甲车到确山来联络。第一师与十七师在确山会师后，首先决定将龚浩、刘兴两师包围于驻马店东郊而歼灭之。1930年1月9日，唐生智通电下野，表示悔过。1月13日，刘峙通电宣布，“讨唐任务已告完毕”。在讨唐战争中，蒋介石原来把杨虎城当陪衬用，计划只要求杨部能侧击唐军的右翼，协助刘峙主力作战。不成想杨虎城竟独挑了大梁，用奇袭战法一举解决了战争的全局，实在出乎意料。当收到杨的报捷电后，蒋除复电对杨备极嘉奖并着查报有功官兵以凭叙奖外，并立即批发了奖金10万元；接着明令把十七师扩编为第七军，由杨虎城任军长兼十七师师长。

　　为了表彰杨虎城在讨唐战争中所立奇功，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1月和2月先后授予杨虎城二等、三等宝鼎勋章各一枚。 驻马店战役是杨虎城军事生涯中的杰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自从军以来，独立策划发动的规模最大、缴获最多、影响最大的成功战例。从战役的策划、发动、实施，处处表现出杨虎城这个没有受过系统文化、军事教育的所谓粗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高超娴熟的军事指挥能力；机敏果敢的决策力和身先士卒的勇敢精神。驻马店战役是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名杰出军事家的标志。

　　1930年蒋冯阎战争中，相继任蒋军第7军军长、第17路军总指挥，在平汉线正面堵击冯军，9月间张学良率兵入关后，战争胜负以定，他率部攻击冯军宋哲元部于洛阳一带，并占领潼关，截断了西北军向后方的退路，导致称雄一时的冯玉祥部西北军被重重包围，全军瓦解，作为一个集团自此除名。杨虎城率军抵达陕州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嘱杨虎城准备组织陕西省政府。1930年10月24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决议。

　　杨虎城非蒋介石的嫡系，更非亲信，合作时间不过两年。蒋介石之所以将陕西省交其管理，分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因素：一、蒋介石系统发源于中国的南方，其本人又是南方人，在北方缺乏社会基础；而西北特别是陕西曾是北洋政府和冯玉祥的大后方；这些力量都需要清除。二、陕西地方文化沉淀太厚，知识层面非常敏感，地方人士本身不团结但还排外，外籍官员不易统治。蒋嫡系的陕籍将领关麟征、杜聿明、张耀明等资历太浅，不孚众望，在地方没有号召力。三、陕西自民国以来一直战乱不断，加之灾荒接连，1929年（民国18年）刚刚遭遇了特大旱灾，饿死百姓无数。　经济上问题很大，决不是什么富庶之地。四、杨虎城是冯玉祥的叛将，用他来对付冯在西北的残余力量比较适宜；杨在陕西征战多年，特别是西安守城后在地方享有一定的声望和社会基础；杨本身没有文化，人虽“不粗”，但还是一介武夫，打仗可以，治省未必可以，搞得不好了随时撤掉即可。由于有这些考虑，陕西的政权就交给了杨虎城。蒋杨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进入“蜜月”期。

　　杨虎城对整个形势认识很清楚，他对蒋的基本方针是，在其不危及根本利益时，以服从合作为主；政治上表面保持一致，实地里自搞一套。据时任秘书的米暂沉说：在蒋介石任命他为陕西省主席后，杨虎城除考虑将来施政的方针和主要措施外，也同他的一些重要干部研究过十七路军以后的出路问题。他当时曾做过这样的分析：同蒋介石合作打垮了冯玉祥，使我们取得了陕西地方政权。但蒋介石之所以把陕西政权交给我们，是形势所迫不能不如此。　岳维峻太不成器了，蒋介石多年的培养落了空。在蒋的嫡系中还没有适当人选可以担任这一任务，而且地方情况这样复杂，很不容易搞好，非利用我们不可。但情况已经很明显，蒋介石对我们是不放心的，我们后面不是已有刘镇华的胞弟刘茂恩等部队跟着来了嘛。因此，今后我们的问题，将是如何对付蒋介石的问题了。换言之，蒋介石将成为我们主要的敌人。但是，对于蒋介石绝不能予以丝毫的低估。蒋的背后有着各帝国主义列强和江浙财团的支持，他一手把持中央，党、政、军大权集一身；有军队，有官，有钱，还有特务。

　　几年以来，一个个军阀都在他手里失败了。武汉政府最后也投降了南京。以广东而论，有胡汉民、汪精卫这样足资号召的人物，有充足的财力和兵力，仍不免屡起屡仆；桂系和张发奎也是这样，唐生智更无论矣。这一次阎、冯两个最大的军事集团联合起来反蒋，并得到桂系集团的遥相声援，还加上汪精卫等一批国民党中央委员搞出扩大会议这样的招牌，另立了中央政府与南京对抗。可以说几乎包罗了绝大部分的地方军阀势力和在野政客，结果这一联合反蒋仍不免一败涂地。除此之外，地方势力中还颇具实力的只有张学良了。

　　但可以推论，今天的张学良也绝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等而之下，就不值一提了。 阎、冯反蒋的失败，证明蒋介石绝不是中国的其他军阀可以打垮的，纵使几个军阀联合起来像阎、冯、桂那样，结局仍会被蒋收买、分化而各个击破。我们作为一个军事团体，比之阎、冯、张、桂、陈济棠、唐生智都差得很多。以我们的军事力量和蒋斗争，根本不够条件；又有什么人有联合的条件？因此，他的结论是：和蒋斗争，首先必须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做法。蒋在政治上弱点很多，我们必须抓住这一点，方可站住脚。如果需要取得外力的合作，只有中国共产党。对其他的地方军事反蒋力量不能有过高的期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积极主张抗日。1932年1月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曾请缨抗日，遭冷遇。同年6月，所部与川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默契，签署《汉中密约》。

　　1935年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奉令调兵在陕南阻截红25军，遭到痛击(旅长唐嗣桐被杀害，并命人将唐嗣桐葬于蒲城亲自为唐嗣桐提碑文，碑文落款为杨虎城，现保存于蒲城文庙唐嗣桐后人每年都会继拜）。同年4月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

　　1936年12月趁蒋介石亲临西安督逼东北军和第17路军“剿共”时，在与张学良多次向蒋进谏无效后，于12日同张发动兵谏（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并以八项抗日救国主张通电全国。经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参与谈判，与蒋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协议。

　　1937年1月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撤职留任。6月被迫出国“考察”，游历美、英、法、德等国，宣传抗日主张。“七七事变”，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多次向蒋介石发电，要求回国抗日，遭拒绝。

　　1937年11月底由法国回到香港，准备参加抗日工作。随后被诱至南昌囚禁。先后关押于湘、黔、川等地。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失去了对西北军控制，被迫去欧洲“出国考察”，继续批评国民政府。七七事变后，杨虎城多次致电要求回国参加抗战。1937年12月他偷偷回国，和秘书、家人一起在南昌被逮捕软禁。此后一直被关押12年。其间，杨虎城小女儿出生，妻谢葆贞病死。1949年，转向亲共之李宗仁下令释放他，但是命令并未被施行。1949年9月6日，国军弃守重庆前夕，毛人凤受蒋介石指示，在其直接命令下，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其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以及他们的幼子“小萝卜头”宋振中等一共8人在重庆戴公祠被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等4名军统特务人员用匕首捅死，并用硝镪水毁灭尸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葬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之“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内。
 

　　杨虎城主政陕西时期重视发展文化教育和水利等事业，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长期的军阀混战使陕西教育濒于凋敝，教育经费几乎被挪用一空，杨虎城决定缩减军费开支，将商税、棉花捐、卷烟特税全数拨归教育厅，建立“教育基金”，并组建了一个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以监管经费使用。

　　杨虎城自己出钱，在家乡孙镇、蒲城县创办了很多学校，其中尧山小学、尧山中学最为驰名，是当时西北地区最先进的学校。至今仍是陕西省重点中学。考虑到学校的经费来源，杨虎城还筹办了咸阳炼油厂补充学校的经费，另外还在蒲城的洛河边购置了三千多亩水田作为学校的资产。

　　倡办水利工程专校、中国第一个水工试验所及设置黄河水电站，提出治黄构思及理论。1934年至1937年基本修成了洛惠渠主体工程，梅惠渠于1936年开工，1938年完成。

　　辛亥革命后近二十年，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陕西的医药卫生事业几乎一片空白。杨虎城在参加北伐后，就改组了部队军医机构。入陕主政后，他进一步充实了十七路军军医处，克服经费困难，设立了省人民医院。1931年3月24日，正式开诊，第一年全部免费诊断。并聘用省内知名专家姚尔明、吴济棠等，斥巨资从国外买回X光机等设备，建立了检验室，开展胸部透视、拍片和四大常规检查，使得省立医院成了西北首屈一指的医疗机构。兴办药厂和助产学校，1932年陕西霍乱时期从军费中拨出专款购买设备自主研制疫苗。
 

　　长子杨拯民

　　次子杨拯中

　　三子杨拯亚

　　幼子杨拯仁

　　长女杨拯坤

　　二女儿杨拯美

　　三女儿杨拯英

　　四女儿杨拯汉

　　五女儿杨拯陆

　　幺女杨拯国
 

　　1949年9月6日，毛人凤受蒋介石指示，在其直接命令下，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以及他们的幼子“小萝卜头”宋振中等一共8人在重庆戴公祠被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等4名军统特务人员用匕首捅死，并用硝镪水毁灭尸体。
 

　　毛泽东：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中国共产党：杨虎城为“著名的爱国民主将领”，“为促进国共合作、推动抗日而献身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张学良：自台北传真亲书贺词“敬念杨虎城先生百岁诞辰”说杨虎城不过陪衬，后悔搭了杨虎城，西北军没用，令其伤心极。但张学良亦表示杨虎城是一个好人，也很愿意做一个大家认为爱国的人。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授袁荫盛：纵观杨虎城将军一生，他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 工”三大政策的积极拥护者和坚决捍卫者，他通过亲身实践走上了“联共救国”的道路，他是国民党左派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

　　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因为抗日的问题和蒋先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发动了“西安事变”。史家对这些问题不尽然，不过从过去的历史看来，至少后来国共携手抗日，不能不说和“西安事变”有某种程度的关联。至少“西安事变”也有助于后来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抵抗日本这样的历史事实。

　　台湾学者郭冠英：国民党应抚平历史伤痕，正确看待“西安事变”。遭囚禁12年后，却被杀害，杨虎城受到了很大的冤屈。“西安事变”是一个爱国行为，国民党应积极抚平历史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