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

　　阎锡山小名叫万喜，有一天，父子俩走在街上，见许多人围着看告示，挤进去一看，见是山西武备学堂招生，回家后，父子俩商量了一夜，就决定前去报名。当天夜里，阎父阎书堂翻来复去地怎么也睡不着。想到儿子如果考进武备学堂，毕业后就成了带兵的武官，人前该何等光彩？后来，猛地想起，如果儿子做了官，还叫小名，“万喜”“万喜”地到处叫，实在不雅，就想给儿子起个响响亮亮的官名。因为阎书堂素日迷信，就又想到该给儿子算个卦，看能不能考取，顺便请算命先生帮助起个官名。阎书堂把阎万喜的生辰八字，告诉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认真推算了一番后，说阎万喜五行缺金，这次考试一定得中。阎书堂又请算命先生结合阎万喜的命相，给儿子起个官名。算命先生摇头晃脑了半天，经过再三推敲商酌，最后决定叫“锡山”。从此，阎万喜就改名叫阎锡山了。

　　1883年10月8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定襄县河边镇）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九岁入私塾，读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与部分四书五经。14岁辍学，随父阎书堂（字子明）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长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及金融投机。1900年在一次投机中惨败，负债两千吊，父子二人被迫逃往太原躲债。金融投机虽然短暂，但却为阎锡山后来进行政治活动积累了原始经验。

　　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的阎锡山，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学军。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六月被官费保送到日本留学，入日本士官学校。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阎锡山于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订了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从此，阎锡山登上了政治舞台。

　　1909年（宣统元年），26岁的阎锡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当年11月，奉召赴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留日归国士官生会试，考列上等（分优上中三等），被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相当少尉）的军衔。当时陆军部提出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任，阎锡山在几个月之内即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相当于上校团长）。在此前后，阎锡山同其他同盟会员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把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同盟会员和革命同情者的手中。

　　辛亥后，在太原的同盟会员密谋响应，但因新军有枪无弹（当局害怕起义收走了子弹），未能发难。1911年（宣统三年）10月28日，第八十五标奉命出发南下平乱，领到了子弹，阎锡山等同盟会员当即决定起义。29日晨，该标同盟会员杨彭龄、张煌等宣布起义，公推管带姚以价为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军攻入城内，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军政府，公推阎锡山为都督。

　　朝廷惊恐，立即命令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镇压。吴本向往民主革命，先前曾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反清起义和华兴会的长沙起义，早已是个革命者，此时准备联合山西民军在北方革命，遂邀阎于1911年（宣统三年）11月4日在娘子关会晤，商定共组燕晋联军，吴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阎即派兵一营开赴石家庄，与第六镇官兵共同截断京汉铁路，扣留了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用物资，阻止袁世凯入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拟挥师北上推翻清廷。袁恨之入骨，收买吴的卫队长将吴刺死，燕晋联军的雄图大略遂告失败。1911年（宣统三年）11月15日，清政府改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曹锟第三镇进犯山西。1911年（宣统三年）12月13日，清军攻占娘子关。阎锡山采纳同盟会员景梅龙的建议，决定分兵南北，继续战斗。阎率民军一部北上绥远，曾攻克包头、萨拉齐并向归绥（今呼和浩特）进军；副都督温寿泉率民军一部南下河东，配合山西民军攻克运城、绛州并围攻临汾，在后方和侧背对清政府构成极大威胁。南北议和结束、清帝退位以后，阎锡山于1912年4月返回太原，仍以都督名义掌握山西的军权。参加辛亥革命是阎锡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10]

　　袁世凯的真面目，早为一部分革命党人所认识，吴禄贞就是其中之一。阎锡山在吴禄贞的劝说下，与吴共组燕晋联军，出兵石家庄，一时在北方造成强大的革命声势。但当吴禄贞被刺后，阎的态度立即起了变化。

　　1911年（宣统三年）12月初，南北议和已经开始，袁世凯违约派第三镇进攻山西民军。在大军压境面前，阎既慑于袁的威力，又对袁抱有幻想，遂同意同盟会员景梅九的建议，致函袁世凯谓，如果袁能“协同军民，颠覆帝制，然后敷政共和，与民更始”，则拥袁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南北议和后，阎锡山由归绥地区南返，行至忻州，收到袁不许阎锡山继续前进（即不承认阎锡山为山西都督）的电令。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认为袁手中不仅握有重兵，而且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整个政治天平已倾斜到袁的一边，于是一面请求孙中山给予支持，一面派人向袁输诚；又在建都问题上站在孙中山的对立面，赞同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并声称“以形势论，以事实论，以对内对外论，袁世凯看到阎锡山不同于其他同盟会员，遂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从此，阎即主管山西。

　　1912年年（民国元）8月25日，同盟会等5团体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并与杨增新、张继、李烈钧、胡瑛、王传炯、温宗尧、陈锦涛、陈陶遗、莫永贞、沈秉堃、松毓、褚辅成、于右任、马君武、田桐、谭延闿、张培爵、徐谦、王善荃、姚锡光、赵炳麟、柏文蔚、孙毓筠、景耀月、虞汝钧、张琴、曾昭文、蒋翊武、陈明远一起被推举为参议。

　　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阎遂于1913年（民国二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继而又根据袁11月4日的命令，饬令山西“各县知事将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并听任袁派到山西的爪牙金永（山西巡按使、民政长）肆意打击、迫害以至杀害同盟会员。所以，袁于1914年（民国三年）6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之时，又任阎为同武将军，令其督理山西军务。

　　1915年（民国四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二万元，接着又连电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低为“新旧弟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阅后喜不自胜，批复“颇有见地”。袁称帝后，于12月21日封阎为一等侯。

　　袁世凯倒行逆施，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成立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向北京进军之时，阎锡山仍站在袁世凯一边，致电北京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当袁就护国军反对帝制征询各地大员意见时，阎指斥唐继尧等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1916年（民国五年）3月，当袁被迫撤销帝制后，阎犹通电要求滇黔诸君“痛加悛悔”，否则阎锡山将把护国军将领“视为公敌，与众共弃，愿效前驱，以伸挞伐”。

　　阎锡山拥戴袁世凯称帝，可谓不遗余力。后来阎锡山竟然说，这乃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采取的措施。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局面并未改变，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阎又依附于段，在重大问题上惟段之马首是瞻。

　　民国五年1916年7月，阎改任山西督军，一面排挤打击异己，使省长孙发绪和沈铭昌难以处事，相继离职；一面贿请内务总长汤化龙为其说项，又称段为师，遂得于1917年（民国六年）9月兼任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于阎锡山之一身。阎锡山响应段祺瑞马厂誓师，曾出兵反对张勋复辟。段重新执政后，拒绝恢复被袁废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下令讨伐段祺瑞。阎却站在段的一边，电促冯国璋等抗击护法军，并派晋军第一混成旅长商震率部赴湘参战，结果全军覆没。

　　拥袁称帝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迫使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阎锡山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民国十三年），阎锡山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对内，阎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1917年（民国六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1918年（民国七年）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阎锡山改编村制，以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阎锡山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扩军备战。阎锡山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又把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

　　山西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阎锡山自觉羽毛丰满，便“站”在娘子关上窥测形势，伺机而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阎出兵石家庄阻截直军北上，促成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民国十四年（1925年）12月，打退了国民军总参议续桐溪策划的建国豫军樊钟秀对山西的进攻。1926年（民国十五年）3月，又将占领山西雁北地区的国民军逐出山西，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

　　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筹划进行北伐。国民党极力争取阎锡山，双方关系开始改善。1925年（民国十四年），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太原成立。阎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张作霖的威胁和拉拢下，对北伐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北伐军于1926年（民国十五年）7月誓师后，直指湘鄂，摧枯拉朽，很快打垮了吴佩孚；接着又取得赣、闽、浙、皖、苏的胜利，孙传芳溃不成军。大势所趋，北伐奉张，已是指日可待。阎看到这一形势，乃于1927年（民国十六年）6月6日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悬挂青天白日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追认这一职务，并于6月29日推阎为该会委员。7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任阎为委员。7月15日，阎指挥晋军出兵石家庄。 9月29日阎锡山誓师讨奉，在京汉、京绥沿线与奉军激战。但是国民革命军一时未能北上，奉军乘势大战晋军，傅作义部被围涿州，雁北地区被奉军占领，山西处境危殆。阎指挥晋绥军牵制了相当一部分奉军，对北伐全局来说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

　　蒋介石下野未及半年，于1928年（民国十七年）初复出后，以继续北伐统一全国为目标，看到雄踞山西的阎锡山有举足轻重之势，乃竭力拉拢，1928年（民国十七年）2 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3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太原政治分会主席，3月9日国民政府又任命阎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当月，蒋介石统率北伐军对奉军展开全面进攻，第三集团军转守为攻，收复大同，占领保定，并向京津进军。此时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人多势众，蒋故意拉阎抑冯，于6月4日通过国民政府任命阎为京津（后称平津）卫戍总司令，并让第三集团军部队先行入京，天津亦和平接收。至此，阎锡山在北伐中掌握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特别市的军政大权。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内政部长（由赵戴文代理）。阎锡山从此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齐名，成为雄踞华北的军阀。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阎虽未出席，但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四、五届连任）。

　　1929年（民国十八年）初，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蒋介石拟利用编遣全国军队之机削弱异己，首先任命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以孤立冯玉祥和李宗仁。阎在各方讨价还价声中，曾提出有利于蒋的编遣方案。3月15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撤销，而代之以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后，阎成了光杆司令，方知上当受骗，遂联冯以辞职并以相偕出洋相要挟。6月25日冯玉祥抵达太原，阎竟然将冯软禁以自重。蒋阎双方函电往来，讨价还价。7月23日，国民政府特派阎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阎以“此时对外对内不宜设此官”为由，拒绝就职，并于8月27日辞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以试探。1929年（民国十八年）10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但蒋声称“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务委员应在京，无事不得离职”。阎知蒋为调虎离山，推诿不就；后在各方人士敦促下，始于11月5日就职，但并不到南京视事。

　　当年12月，唐生智联阎倒蒋，阎暗中首肯。在唐发出通电后，阎见其未将已名列于首位，在赵戴文等人的劝阻下，出尔反尔，转而与张学良等通电拥蒋反唐。蒋令讨唐军均归阎指挥，阎于1930年1月3日亲赴郑州指挥作战。蒋为消灭政敌，密令何成浚与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相机捕阎。此计被阎的部下窃听电话获悉，阎乃化装遄返太原。

　　此后，蒋阎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厉兵秣马，准备决战。阎将晋军扩充为10个军、4个保安纵队、4个骑兵师和7个炮兵旅，共约20万人；并与冯玉祥达成谅解，资助军费送冯回陕，冯指挥所部共同行动。

　　1930年（民国十九年）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通电拥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1930年（民国十九年）4月1日，阎、冯、李在驻地分别宣誓就职。阎在就职通电中，揭露蒋将国民党变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致使“党不党，政不政，国不国，民不聊生”，“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说自己不得已“应军民之请求”。以战争手段重建党国。国民政府则于1930年4月5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国民党中常会亦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剑拔弩张，在津浦、陇海、平汉线上双方陈兵百万的中原大战随之全面展开。

　　战争初期，形势对阎、冯是有利的。晋军占领济南，蒋介石本人在柳河车站险被冯军俘虏。但是乌合之众的反蒋军，有的观望不前，有的投降叛变，加上指挥失当配合不力，致使会师徐州的计划未能实现。1930年8月1日，蒋军全面反攻，战局急转直下，向着有利于蒋的方向发展。

　　1930年（民国十九年）7月，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史称“北方扩大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推选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为委员，以阎为主席。1930年（民国十九年）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

　　在大战期间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坐山观虎斗，当局势日趋明朗时，于9月18日通电拥蒋，派兵入关。面临南北夹击之势，阎、冯等反蒋军全线崩溃，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撤消太原的扩大会议、“国民政府”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随即先后解体。阎锡山于10月15日宣布下野，12月潜赴大连，托庇于日本帝国主义，一枕黄粱美梦就此收场。此战军民死伤近30万人，豫鲁两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国力损耗，元气大伤；而东北军进驻关内，边防空虚，客观上为日本帝国主义造成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条件。

　　阎锡山在大连蛰居期间，一面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一面遥控山西军政大局，伺机而动。阎锡山根据儒家的中庸之道，将自己20年的从政经验总结为“中的哲学’，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败；承认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达到适中，以求生存；认为事理有母理与子理之别，母理讲的是该不该，子理讲的是能不能，母理是不变的，子理服从母理，人事以生为最高母理。这就是说，阎锡山研究和运用“中的哲学”，全是为了自己的存在。他还摭取并曲解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某些词句，反对“金代值”，主张实行“物产证券”（产多少物发多少券，劳动者又以券换物）；反对“资私有”，主张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认为“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到达社会主义必经过的桥梁”。这个所谓“物劳学说”是无法实现，阎锡山也不打算实现的，但他阎锡山定为干部的奋斗目标，目的是用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与此同时，阎锡山密切注视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发展，图谋东山再起。当阎锡山得悉日本帝国主义将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时，便以高价收买机师，于1931年（民国二十年）8月5日乘飞机潜回大同，随即转赴家乡河边村“隐居”。

　　“九一八事变”后，太原学生于1931年（民国二十年）12月18日举行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镇压，学生穆光四被枪杀。阎锡山深恨国民党人在中原大战前后对阎锡山的攻讦，遂令太原清乡督办杨爱源封闭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并逮捕其负责人。这是国民党在山西遭到的第三次厄运。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大举侵占中国东北，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一致对外、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无奈，不得不表示捐弃前嫌，与曾经的反对势力言归于好，团结御侮。1931年（民国二十年）12月，在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阎锡山的中央执行委员被恢复。阎为了取得舆论支持和蒋介石的谅解，后来向中央提出《请政府检拨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案》和《请政府及时确定十年自强计划案》；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则通过各种关系向蒋表示自己力不胜任，只有阎锡山可以收拾山西残局；不久，阎锡山又指示部下将在押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以易地审判为名，押往郑州释放。于是，蒋介石乃授意国民政府于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2月20日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

　　阎锡山东山再起后，为了缓和与蒋介石的矛盾并消除蒋对阎锡山的疑虑，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口号，成立了经济建设委员会，制订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组建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并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用于筑路，以表示不再穷兵黩武；对蒋介石的重大决策，表面上则完全拥护。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3月11日，蒋介石到石家庄商讨华北问题，阎在晋见之前，曾于9日电蒋表示：“山向来追随钧座，受国家之优遇，亦当追随钧座，赴国家之危难。中央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随钧座牺牲。”言词恳切恭顺，从而取得蒋的谅解，使阎锡山得以在山西继续掌权。

　　阎锡山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和平环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 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到抗日战争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2亿银元。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同时，阎锡山认为不把群众组织起来会给共产党留下空子，须用组织来抵抗共产党的组织，于是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后来又将其合并组成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作为阎锡山推行政令的组织保证。这样，阎锡山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都得到了增强。

　　阎锡山的反共是由来已久的。1921年（民国十年），阎锡山听了侨居苏俄的山西商人的报告，便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极端的错误，人类应谋求适中的制度”，逐召开“进山会议”。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以“人群组织究竟怎样对？”为题展开讨论。之后，阎锡山支持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曾派一个师赴江西参战。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红军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阎锡山开始了“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进而要用“九分政治一分军事来防共，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来剿共”。阎锡山在山西还准备实行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的根本办法；设立“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组训民众，“防共保乡”。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冬，日本侵略军炮制“华北事变’，接着要求华北五省实行“自治”。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红军渡河东征，晋军惨败，阎锡山告急，蒋介石乘机派5个师开进山西。红军于5月初回师陕北，蒋军却赖着不走，而且于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以陈诚为总指挥，对阎构成威胁。在这三种力量面前，阎锡山为了在矛盾中求生存，小心翼翼，开始“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蒋介石是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应该拥护，但又是自己的头号政敌，必须拒绝蒋的势力进入山西；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但阎锡山怕引火烧身，不提抗日，当日军铁蹄已进入绥远时，阎锡山才于8月有条件地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共及红军虽然是危险的敌人，但暂时不会危及自己的存在，而且英勇善战坚决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于是阎锡山停止反共叫嚣，产生了联共的设想。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左倾进步人士于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9月18日发起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牺盟会）”，阎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十月下旬，阎锡山邀请共产党员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共产党员戴着山西帽子，参加阎锡山的官办团体，运用山西的某些进步语言，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牺盟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太原一时成为全国抗日呼声甚高的城市，二十几个省市的数千名进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为抗日战争开始后组建新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至此，阎锡山在拥蒋的前提下，基本上确立了联共抗日的路线。

　　11月，阎锡山与蒋介石会商后，命令晋绥军傅作义、赵承绶等部对侵入绥东的日伪军进行反击，24日收复百灵庙。全国人民祝捷慰劳，士气为之一振。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军民奋起抗战。8月5日阎锡山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表示拥护全面抗战，受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当月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 进入山西作战，国共合作在山西进行抗战的局面形成。阎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同意由牺盟会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并给予武器装备。9 月20日，根据中共的建议，又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组建新军暂一师，以续范亭为师长。

　　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后，其一路指向山西。阎锡山于8月27日赴雁门关内的太和岭口指挥作战。 9月初，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和广灵未能阻敌前进。9月下旬，国共两党军队配合进行了平型关战役，八路军歼敌1000余人，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给抗日军民以极大鼓舞。接着，阎部署晋绥军与中央军共同扼守忻口，与敌展开大规模战斗。忻口我军坚守23天，予敌重创，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敌强我弱，11月8日太原失守。阎锡山于4日离开太原南撤临汾。

　　在此期间，阎锡山看到旧军大部溃散，文官多数弃职，遂希望由牺盟会和决死队帮助阎锡山支撑和扭转山西危局。在阎锡山的支持下，新军到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夏已发展为4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兵旅和一个暂编师，共辖50个团，约5万余人；在山西的7政区中，有 5个行政区及其所属县的政权由牺盟会掌握，在105个县中有70个县长由牺盟特派员（共产党员）担任。山西成为全国实现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模范地区。

　　阎锡山撤退至临汾进行整顿，成立民族革命大学，公布了与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基本相同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2月16日阎成立了以旧派人物为骨干的“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以之与牺盟会和国民党抗衡。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2月，日军大举南侵。阎锡山经吉县渡过黄河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避难。在八路军、山西新军和晋绥军的打击下，日军退缩于铁路沿线和平原地带，广大山区成为抗日军民的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相继成立。阎锡山根据形势游弋于黄河两岸。山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阎锡山眼看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新军和牺盟会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感到继续下去势将动摇自己的统治，于是决心消除中国共产党对新军和牺盟会的影响。8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的由军师长参加的“古贤会议”上，即鼓动旧军反对新军，旧派反对新派，并说“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一落人后，便要吃亏”。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在讨论继续抗战、强化国民党的同时，还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一系列措施。阎锡山积极贯彻实施，于三月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秋林会议”，公开提出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把新军统一于旧军；还说“不能抬上棺材抗战，仗总要有个了结，汪（精卫）先生走的路，未尝不可取”。这种破坏团结准备投降的论调，受到牺盟会和决死队领导人薄一波等的坚决反对。12月初，阎又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动了旨在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新军各部闻警应变，阎的阴谋未能得逞。“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

　　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阎锡山继续抗战，于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2月派王若飞、肖劲光与阎谈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从此，阎锡山在山西只能控制晋西南的二十几个县。

　　这时，阎锡山又运用“中庸哲学”研究同三方面的关系。阎锡山认为大敌当前，蒋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共产党和八路军日益强大，群众十分拥护，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了，而且会同牺盟会和新军联合起来反对他，是威胁他存在的主要敌人；日本侵略军仍是难以战胜的，抗战前途非常渺茫：于是产生了玩勾结日本这张牌以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念头。日本帝国主义也有诱阎投降以便把军队转用于其他战场的想法。双方勾结的条件逐渐成熟。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夏，阎锡山开始同日军代表接触。11月，阎令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根据“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达成双方合作、日方为阎装备30个团的口头协议。1941年（民国三十年）6月，日军将孝县城让给阎军接管。8 月11日，赵承绶代表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以及楠山秀吉等在敌占区汾阳县城内签订了《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俗称《汾阳协定》），商定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阎通电脱离重庆国民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并为阎军提供武器装备等。会后，阎在敌占区太原、汾阳、临汾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至此，阎锡山已由联共抗日转变到联日反共的危险境地。

　　与此同时，阎锡山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在驻地吉县克难坡由“民族革命同志会”对其军政人员进行“洪炉训练”，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谬论。《洪炉歌》词则强调“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为集体降日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为了扫除降日障碍，阎强化“同志会”的组织领导，命令所有军政经人员及中学以上学生，都须参加“同志会”，开会必呼“会长万岁”等口号，以树立绝对权威；还令其特务组织“政卫组”和“隰汾区战工团”（后改组为“同志会流动作队”）“肃清伪装分子”，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牺盟会员、决死队官兵和进步人士。

　　对阎锡山与日军秘密勾结的行径，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提出警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大举侵略东南亚地区，迫切希望阎锡山履行（汾阳协定）的各项条款。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5月6日，阎锡山在日方一再要求下，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等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了所谓的“安平会议”。日本侵略军头目要求阎立即宣布脱离重庆政府；阎由于受到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的规劝与警告，又见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同时觉得当汉奸将遗臭万年，乃采取应付态度，提出由日方先行交付答应给他的武器装备。双方各持己见，未能达成协议。阎恐被劫持，在午休时刻乘机逃走。会后，日军进行报复，击溃阎部第三十四军并俘虏骑兵军两个师。不久，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双方互相利用，又行勾结。这时的阎锡山一变依靠日军而为利用日军。除了交流物资外，他派干部到敌区担任县长等伪职，并对其他伪县长发给山西省政府的委任状，以便在抗战胜利后迅速摘取胜利果实。至此，阎锡山运用“中的哲学”又为自己营造了新窟：蒋介石怕阎投降，增加了对他的支援；中共为了使阎继续留在抗日营垒，减少了对他的压力；日军为了诱阎就范，停止了对阎的进攻，并进一步勾结。阎锡山营造的新的三窟已就，乃得苟安于晋西南一隅之地。

　　1945年（民国三十三年）8月10日前后，阎锡山得悉日本将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即派赵承绶到太原与日军头目商定：日军在原防区防堵共产党及八路军并听候阎锡山受降；又派部队向太原挺进。30日，阎在日军保护下回到太原，随即宣布“行者”（抗战人员）和“居者”（汉奸）同样有功，并委任伪省长苏体仁、冯司直、王骧为高级顾问或高级参事，改编伪军为省防军，留用日俘万余人，作为他进行反共内战的资本。八年抗战的结果，在山西阎管区不过是阎日伪合流而已。

　　阎锡山在得悉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时，即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1.7万余人，向上党地区（今晋东南地区）挺进，从日军手里和平接收长治、屯留、长子、襄垣等县。9月初，八路军发起反击，将史部围于长治。阎锡山急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部2万余人，由太原奔赴驰援。10月中旬，史、彭两部先后被歼。

　　1946年（民国三十四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阎锡山命令所部于1月13日午夜停战协定生效前，抢占地盘并向八路军进攻。3月3日，军事调解处三人小组来太原视察，阎锡山口头上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国事，私下却表示要准备大打，并且反对遣送日本战俘。在此关键时刻，第二战区参谋长郭宗汾曾有过实现“局部和平”的设想，但是阎锡山抛弃“中的哲学”，拒绝了这个建议，全力备战，在太原、大同等地修筑碉堡7000余个。6月下旬，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全面展开。阎锡山亦步亦趋，在山西各地向八路军展开进攻。

　　第二战区撤销后，阎锡山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名义，继续掌握着山西的军政大权。他继续推行在抗战期间为解决兵源和粮食问题而制订的“兵农合一”政策，将18岁至48岁的壮丁每三人编为一组，一人为常备兵入伍当兵，二人为国民兵各领一份“份地”在家种地，打粮食供给常备兵家属。他在晋中抓丁7万余人，为他充当炮灰；加上横征暴敛，致使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他继续强化特务统治，除由“政卫组”负责军队内部的“肃伪”外，又将“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改组为“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并在各县成立“特警队”，专门在社会上进行“肃伪”，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死于这两个特务组织的屠刀之下。1947年秋至1948年春，阎锡山变本加厉，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推行血腥的“三自传训”（自清、自卫、自治），目标为“十除一，一变九”，即在十人中除掉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把原有的一个拥阎的人变为九个。推行结果，仅据山西省政府1947年11、12两月的统计，即用乱棍打死3000余人。

　　随着人心的向背，人民解放军在山西进展神速。到1948年（民国三十六年）7月，太原已成为红海孤岛。阎锡山准备了数百瓶氰化钾，表示要与“同志会”“基干”（主要为县团级以上骨干）500余人在城破时共同“成仁”，同时却以公营事业的流动资金抢购金银，运往上海营造新窟。

　　在1948年（民国三十六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阎锡山名列第32。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阎锡山看到统治山西的末日将临，示意在南京的亲信徐永昌、贾景德等人，向代总统李宗仁建议邀他赴南京商讨国事。3月29日接到邀请电后，立即起飞。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阎锡山妹妹阎慧卿、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及特种警宪指挥处40余人自杀。阎锡山在山西执掌38年之久的政权就这样被解放军消灭。

　　太原解放后，阎锡山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以反共守城名将的姿态出现，编造了“太原五百完人”的谎言到处吹嘘以捞取政治资本；又借蒋、李之间的矛盾，居中调停，得以于1949年6月13日出任迁往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他就职后宣称“以争取胜利为第一要着”，要在“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局面下，“不惜一切牺牲，不顾一切障碍，勇往直前”。还发行“银圆券”以代替如同废纸的“金圆券”；还提出了《扭转时局方案》和《反共救国实施方案》，企图在华南西南再作最后抵抗。他派徐永昌等人飞赴绥远、新疆，阻挠和平谈判。但在解放军进军声中，阎锡山的负隅抵抗不过螳臂当车而已。由于阎锡山唯蒋中正之命是从，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李宗仁与阎的矛盾日趋尖锐。李要阎辞去国防部长，阎则予以拒绝。他说：“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不亡，我就不辞。但亡，我亦愿辞。假使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正是他这名国防部长指挥的军队在解放军进攻下，却风声鹤唳，溃不成军。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解放军入川作战，阎锡山于12月8日带领他的政府从成都飞往台湾。从此，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

　　退到台湾的蒋介石，继续盗用中华民国称号，于1950年3月1日宣布恢复伪总统职务。阎锡山辞去伪行政院长，获得伪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头衔，居于台北市菁山之麓。他无事可做，乃从事著述，先后写了20多本小册子，其中主要的是以反共和宣扬他的“物劳主张”和“中的哲学”为内容的《大同之路》。1960年5月23日病逝，终年77岁。
 

　　《阎锡山日记》是九州出版社2011-7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阎锡山。这是一本走进阎锡山内心世界而求证其成败经验，探寻民国人物大事机缘，遥望民国政经风云变幻的最佳读物。

　　一手提杆秤，一手拿算盘，阎锡山为何能执掌山西长达38载？被蒋介石两度誉为“模范省长”，其为政、处事有何过人之处？政坛“不倒翁”的智慧格言，何以让贾樟柯、冯仑倾服不已？

　　人称“山西王”的阎锡山军政之余，勤于著述，这本1931—1950年间的日记，多由阎本人于每日晨起洗漱时口述、秘书笔录而成。阎锡山说：“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对人类作贡献，我不愿为自己留痕迹，愿对人类有所贡献。”他的日记多为做人、处事、为学、为教、为政的心得感想。阎锡山曾经商、习武、留洋，而一生服膺儒学，日记中精辟格言处处可见，洵为一代“山西王”的智慧语录。
 

　　长子：阎志恭

　　次子：阎志宽，20来岁夭亡

　　三子：阎志信，幼年夭折

　　四子：阎志敏

　　五子：阎志惠
 

　　阎锡山故居，位于山西省定襄县城东北22公里的河边村。始建于二十年代初，三十年代结束，长达14年之久，耗资140万两银。整个建筑群坐东向西，原长135.2米，宽119.7米，占地面积61834平方米，近30座院落，八百余间房屋。现存18座院落575间房层，占地面积3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8000平方米。总体设计分为上下两院，前后为东西花园。
 

　　孙中山于1912年9月视察太原时曾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阎锡山夤缘时会登上都督宝座并获得如此评价，在国内是仅有的一人。

　　《财经国家周刊》：在民国一众赳赳武夫中，阎锡山却出人意料地对工业建设、货币政策、财税体系乃至整个经济运行规律有深入而切实的把握。在他几近40年的全盘掌控下，山西这样一个无论地理方位和资源禀赋都毫无优势的内陆省份，在整个民国时代的满目疮痍之中保持相对的富庶、平静，可谓是全盘失败的民国经济财政史上一丝微弱的亮色。

　　凤凰网：阎锡山识时务，也擅长打小算盘，他的一举一动不但牵动着政局，还引发了种种争议，他拥护蒋介石，却也反过蒋，他围剿红军，却又和八路军联合抗日，他投身抗战，可是也小心避免得罪日本人。对于家乡山西的发展规划，阎锡山亲力亲为，不遗余力，他搞水利，推广蚕桑，发展教育，还建起太原兵工厂和火药厂，山西从贫瘠的农村蜕变成为进步的模范省。

　　《文汇读书周报》：“作为山西的‘模范督军’，阎锡山实际上处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尽管当时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锡山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他便显得出类拔萃。”这些溢美之词出自美国《时代》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