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蔡艮寅，别名蔡松坡，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市洞口县），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是民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辛亥革命时期蔡锷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四年后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民主共和国政体的护国军起义；在护国战争中，更是抱病参战，指挥劣势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蔡锷主张“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的战争指导思想。1916年11月8日上午，因喉癌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1917年4月12日，蔡锷魂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人物生平
学生时代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省宝庆府武冈州山门镇大坝上（今洞口县水东乡杨万村大坝组）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一说蔡锷故居位于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1887年随家人迁至武冈山门黄家桥（今洞口县山门镇）。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并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后入上海南洋公学（后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了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3]
发动起义
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 “绝对同情支持。”
1911年（宣统三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在就任云南都督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1911年10月30日，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蔡锷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抵达昆明，这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沈汪度、殷承瓛、雷飚、黄永社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推蔡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不料事机泄漏，初九日云南总督衙门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蔡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自己率三十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
蔡锷进京
1913年10月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蔡锷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另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但是，1915年5月25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2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护国讨袁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
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1915年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四川战役
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大洲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
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规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1916年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逝世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1916年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喉癌。1916年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蔡锷在遗嘱中写道：“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川战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
1917年4月12日，蔡锷魂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蔡锷与小凤仙
蔡锷与小凤仙结识于青云阁的普珍园。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被许多野史所记载，也曾多次拍摄为影视作品.对其真实性各自说法不一。
蔡锷将军曾在青云阁的普珍园结识名妓小凤仙，并多次在普珍园小酌，普珍园的名菜辣子凤节倍受小凤仙喜爱，从而演绎一段名流千古的爱情故事。将军逝世后小凤仙因无法忘怀，又来到青云阁找寻将军的记忆，并又在此遇到她的丈夫，因为她的丈夫长相很像将军，之后她便隐姓埋名，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八十年代在青云阁原址拍摄的电影《知音》是根据蔡锷将军与小凤仙的爱情故事改编，世人为之感怀。
蔡松坡被诱进京师，软禁跟班。后来又接受首席谋士，“愿为帝王师”的旷世逸才杨度的建议，封蔡松坡为“始威将军”，担任一些有名无实的职务，加以笼络。蔡松坡终日无所事事，内心烦闷，便到八大胡同走走，想不到第一次就碰到小凤仙。小凤仙识英雄、重英雄，两人心生爱意。后小凤仙帮助蔡锷逃离北京。
护国战争后，蔡松坡已病情沉重，来不及也无法偕同小凤仙了，急忙沿江东下，经上海到日本就医，终因病入膏肓而在福冈医院逝世，享年三十四岁。小凤仙等的是蔡松坡的死讯，小凤仙悲痛欲绝。
蔡锷后人
原配夫人：刘新英，后蔡锷将其名改为刘侠贞（有段典故，她是妹替姐嫁），生长女蔡菊莲；
二夫人：潘惠英，她接受过西式高等教育，生二子一女：长子蔡端（族谱名蔡泽琨），次子蔡永宁（族谱名蔡泽珂），女蔡淑莲；潘夫人二十几岁便守寡，直到终老，后以教书为生。
母亲：王太夫人，名再秀，约1862年生。邵阳县谷洲乡（今谷洲镇）式南村桐梓坪人。生三男二女，男名蔡锷、蔡垣、蔡墀，女名任闺、云娥。
蔡锷怎么死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1916年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喉癌。1916年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
蔡锷故居
北京故居
北京西城区棉花胡同66号有蔡锷故居。
由前后两院组成，房屋由回廊相连。现基本保持旧观。蔡锷于民国2 - 4年（1913年11月 - 1915年11月）寓此。故居前院的西房系大门和三间配房、北房、南房各三间。前院和后院由廊墙隔开，后院有北房、南房、东房各三间。整体格局甚不符老北京四合院的规制，用工、用料亦显得很单薄，连正房也没建于三层石级之上，二十间房屋均是平地起房，给人以简易之感。有跨院的房屋均是后建，原为停车、养马之所。蔡锷的军衔系陆军上将，军职疆界局督办，车、马均系职务待遇，由官方提供。
邵阳故居
蔡锷故居位于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的蔡锷乡（1948年，属邵阳县亲睦乡。1950年3月，属蒋河桥乡。1952年3月，邵阳县析置邵东县，为邵东县第三区蒋河桥乡。1985年3月，为邵阳市郊区蒋河桥乡。1996年5月，更名为蔡锷乡。）蔡锷村。
蔡锷故居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停车场，大概长宽各20米，还是黄泥草坪地面，有些地方有积水，还可以看到明显的车辙。一部分是故居和陈列馆，占地面积约4亩，其中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故居坐南朝北，东侧坐东朝西建有两层楼的陈列馆，故居和陈列馆后面有片茂密的小树林。故居前面正对着有一条米把宽的砂石路，其余空地有稀疏的柑橘树。故居系土砖平房，正面3开间，东面一偏房为厨房。原房于1950年倒塌，后辟为橘园。1991年当地按原貌进行了修复，并将东边的民居改造成蔡锷生平事迹陈列馆。
2013年10月30日上午，蔡锷故居保护开发建设项目签约暨奠基开工典礼在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隆重举行，蔡锷将军长孙蔡协参加了仪式，总投资约十亿。
历史评价
梁启超：知所恶有甚于死者；非夫人之恸而谁为？
康有为：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思子之故，怕闻鼙鼓之声来！
唐继尧：所至以整军保民为要图，众论之归，大将慈祥曹武惠；平时惟读书致用相敦勖，公言不死，秀才忧乐范希文。
丁怀瑾：成不居首功，败不作亡命，誓师二语，何等光明，故一旅突兴再造共和；下无逞意见，上无争利权，遗书数言，如斯深切，问举国朝野奚慰英灵？
杨度的一联最引人注意，杨度是楹联圣手，他一生可传的挽联甚多，可是他挽蔡的这副挽联，并不高明，这是因为两人政见立场相对立的缘故，所以他的下联可说完全是对蔡的成就唱反调：
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河山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至于小凤仙的挽联则是在庄严肃穆的伟人事迹中的一段小插曲，小凤仙的挽联和祭文都是衡州狂士王血痕所代撰。小凤仙的两副挽联，当时传遍天下：
1、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
2、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1982年，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回上海老家探亲路过长沙时特拜谒
蔡锷墓，诗曰：“南天剑起一麾雄，湘水麓山唱大风。十万万人今共拜，知音岂独小桃红。”
蒋方震在蔡死后，由日本拍电回国，电文说：“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为恨。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他的救国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梁启超在蔡锷的追悼会上，告诉大家蔡锷反袁是“为国民争人格”。他说：“护国军总司令蔡将军誓师之言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中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中国数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
1922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南京学界演讲《护国之役回顾谈》，又一次忆起蔡锷当年的话：“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
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民国报人陶菊隐在他的《政海轶闻》“蔡锷”一则里有蔡锷致辞：“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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