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张我军原名张清荣，笔名有一郎、速生、野马等，出生中国台湾，是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张我军著有《乱都之恋》、《对月狂歌》、《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等作品，被誉为“台湾文学清道夫”、“台湾的
胡适”，更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张我军以他和妻子罗文淑的爱情故事为背景写成了《乱都之恋》，带来了台湾白话文运动以及诗体的解放。
人物生平
张我军
1902年10月7日，生于台北县板桥镇，原名
张清荣。
1914年，板桥公学校毕业。
1916年，经林木土介绍，入新高银行当工友。
1918年，升任新高银行雇员。
1921年，由新高银行调往厦门分行。
1922年，因父亲去世，回台奔丧。
1923年，新高应行结束营业，初冬由厦门搭船到上海寻找新的工作。
1924年，加入“上海台湾青年会”，一月十二日，出席该会召开的“上海台湾人大会”。后由上海转赴北京。
1924年3月25日，在北京写下第一首新诗《沉寂》。
1924年4月21日，短评《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七号。
1924年5月11日，新诗《对月狂歌》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八号。
1924年7月11日，新诗《无情的雨》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十三号。
1924年8月16日，新诗《游中央公园杂志》（共六首）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
1924年10月14日，新诗《烦闷》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
1924年10月下旬，回到台湾，担任《台湾民报》编辑。
1924年11月21日，短评《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二十四号
1924年12月1日，短评《驳稻江建醮与政府和三新闻的态度》于《台湾民报》二卷二十五号。
1924年12月11日，短评《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欢送韦博士》发表于《台湾民报》二卷二十六号。
1924年12月28日，诗集《乱都之恋》自费在台北出版印行。
1925年，加入蒋渭水、杨朝华、翁泽生、郑石蛋等人发起的“台北青年体育会”与“台北青年读书会”。
1925年1月1日，短评《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櫼中的破旧殿堂》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一号。
1925年1月11日，短论《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二号。
1925年1月21日，短评《揭破闷葫芦》、《田川先生与台湾议会》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三号。
1925年2月1日，短论《聘金废止的根本解决办法》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四号。
1925年2月21日，短评《复郑军我书》、短论《文学革命运动以来》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六号。
1925年3月1号，短论《诗体的解放》、杂感《研究新文学应该读什么书》、新诗《烦闷》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七号。
1925年4月1号，短论《生命在，什么事都做不成？》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十号。
1925年4月21日，杂感《随感录》发表于《台湾民报》三卷十二号。
1925年6月，后记《“亲爱的姊妹们押分歧努力”后记》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六十七号。
1925年7月19日，新诗《弱者的悲鸣》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六十一号。
1925年8月26日，短论《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六十一号。
1925年9月1日，与罗文淑（后改名心乡）在台北江山楼结婚，证婚人林献堂、介绍人王敏川。
1925年10月18日，短论《至上最高道德——恋爱》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七十五号。
1925年10月25日，短论《中国国语文做法导言》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七十六号。
1925年11月至1926年1月，论文《文艺上的诸主意》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七十七、七十八、八十一、八十三、八十七、八十九号。
1926年12月13日，杂感《看了警察展览会之后》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八十三号。
1926年12月27日，序文《“乱都之恋”的序文》发表于《台湾民报》第八十五号。
1926年1月，短论《危哉台湾的前途》发表于《台湾民报》第九十至九十六号。
1926年6月，
张我军夫妇再度前往北京，准备求学深造。
1926年7月25日，杂感《“弱小民族的悲哀”的译者附记》发表于《台湾民报》第105—115号
1926年8月11日，拜访鲁迅寓所，赠送四本刚出版的《台湾民报》（第113—116号）
1926年9月，考入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国学系，就读一年。
1926年9月19日，小说《买彩票》发表于《台湾民报》第123—125号。
1927年3月，与苏维霖、洪炎秋、宋斐如、吴敦礼等人共同创办《少年台湾》
19275月1日，小说《白太太的哀史》发表于《台湾民报》第150—55号。
192710月，以日该国学院大学高等师范科毕业之学历，插班转入北师大国文系三年级肄业。
1929年4月7日，小说《诱惑》发表于《台湾民报》第255—258号。
1930年，自北师大毕业，与何秉彝、叶凤梧、俞安斌等人筹组文学社团“星星社”，后易名“新野社”。
1930年9月15日，《新野月刊》创刊，仅一期。
1931年，被北师大延揽为日文讲师，后又在北平、中国两大学兼教日文。
1932年，《日本语法十二讲》、《日语基础汉本》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4年，《高级日文进修丛书》、《现代日本语法大全》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5年，《日语基础读本自修教授参考书》、《高级日文星期讲座》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6年11月上旬，担任北平社会局秘书。
1936年，《日文自修讲座》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9年，《日语模范读本》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
1939年9月，散文《秋在古都》、杂文《关于“中国文艺”的出现及其它》、《京剧偶谈》、《代疱者语及编后记》、《评菊池宽的“日本文学案内”》，发表于《中国文艺》创刊号至一卷三期。
1940年，短评《须多发表与民众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作品》发表于《中国文艺》一卷五期。
1940年，杂文《病房杂技》发表于《中国文艺》二卷一期至三期。
1942年，由北平前往东京参加由“日本文学报国会”主办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1942年，短论《日本文学介绍与翻译》发表于《中国文学》创刊号。
1942年，《关于
岛崎藤村》发表于《日本研究》一卷二期。
1943年8月25日，自北平参加第二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1943年，短论《日本文化的再认识》发表于《日本研究》二卷二期。
1943年，《武者小路宝笃印象记》发表于《杂文》一卷二期。
1943年，《关于德田秋声》发表于《艺文》三卷一期。
1945年8月，旅平台湾同胞组织“北平台湾同乡会”，张我军担任一个服务队队长，协助台胞返乡。
1946年夏秋间，携眷返台。
1946年7月1日，担任“台湾省教育会”编纂组主任。
1948年春，回台北担任“台湾省茶业商业同业公会”秘书，主编《台湾茶业》季刊，杂感《采茶风景偶写》即发表于该刊第一期。
1949年8月，担任“台湾省合作金库”业务部专员。
1949年12月，调研究室专员，主编《合作界》季刊，杂感《山歌十首》、《在台岛西北角看采茶比赛后记》、《埔里之行》发表于该刊第二、三期。
1952年，杂感《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礼杂笔》发表于《合作界》第三号。
1955年11月3日，因肝癌逝世于寓所，享年五十三岁。
罗文淑和张我军私奔
张
刚到北平，张我军寄居在后孙公园的泉郡会馆，上课就在厂甸的高等师范所办的升学补习班。当年补习班的夜班部是男女共学，班上有两朵班花，一位17岁的少女叫罗文淑，肄业于北京尚义女子师范学校，为提高学业才到这所补习班补习功课，结果被少年英俊的张我军一追就追上了。
张我军连着给罗文淑去了好几封信，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原来女方的家长察觉此事，将男方的情书悉数没收，女方也不知道张我军的联系地址，弄得只有男女双方关山阻隔，梦萦魂牵。此时，有一个高等师范四年级学生庄某，对罗文淑心仪已久，见张我军返台迟迟未归，就通过媒妁向罗家求婚，除去说了不少张我军的坏话外，还说自己是大富商的弟弟，可以养活罗文淑的寡母幼弟。罗母正愁“女大不中留”，看到庄某即将毕业，家境也不错，于是就应允了这桩婚事。
罗文淑虽说心中早有他人，但拘于旧礼教约束，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只能暗暗着急。紧急关头，张我军的挚友洪炎秋得闻此事，立即给张我军发去一封急电。张我军接到电报后，当即赶来北平，托付另一个女友将罗文淑约出家门，俩人决定离家私奔，共奔台湾，来争取自己的幸福。自此，罗文淑为自己心爱的人改名为罗心香。
为罗心香回忆道：“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只穿了一身学生服，没有携带任何证件，同我军一同坐火车到上海，再乘船到厦门鼓浪屿，然后写信给家人。他们接到信后，立即寄钱和衣物给我，并要我们尽快正式结婚。得到这个消息，我们非常高兴，遂一同乘船去台湾，在台北江山楼摆了两桌酒席，举行了婚礼。”
1925年12月28日，张我军把自己与妻子的这段曲折的矢志不渝的恋爱经历写成新诗集《乱都之恋》，自费出版，成为台湾岛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
张我军子女
张我军育有4子：张光正、张光直、张光诚、张光朴。
大儿张光正参加中国共产革命没有回台湾，其他3个儿子在台湾读完书都留学美国。
次子张光直(1931-2001)为世界知名考古学家，生前曾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后二者皆为百年来华人之首任。
张我军乱都之恋
张我军
《乱都之恋》是张我军创作的新诗集，1925年12月出版，是台湾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该书在台湾长期绝版，1987年由中国的辽宁大学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
所谓乱都是指1923年前后的北平。当时正值直奉军阀开战，北平城内外人心惶惶，故曰乱都。那时，张我军在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办的补习班里学习。在这期间，与同班同学罗文淑发生了爱情。两人相爱至深，但遭到了罗文淑父母的坚决反对。女方家长强迫罗文淑与张我军断绝关系，另嫁他人。罗文淑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和张我军双双从北平私奔到台湾，终成夫妻。张我军创作的这一组诗反映了他们当时与追求婚姻自主的精神。
《乱都之恋》出版后，台湾不少读书人才知道世间除了文言的旧体诗外，还有白话的新诗体，于是纷纷起而仿效，给宝岛的白话文运动以及诗体的解放，带来了一阵清新的涟漪。张我军还甘冒大不韪，毅然宣称：“台湾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指出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因此，张我军被人誉为是“代表了台湾作家不畏强权的道德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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