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朱光亚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被称作“中国科技众帅之帅”、“中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他出生湖北宜昌，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美国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原子能技术等方面的科研工作；曾组织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各项工作，地下核试验、核电发展等工作，为我国核科技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99年，朱光亚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1年，他与世长辞，享年87岁。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24年（中华民国十三年）12月25日，朱光亚出生于湖北宜昌。幼年时的朱光亚，跟随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回汉口。由于他的父亲在一家法国企业工作，朱光亚兄弟姊妹在少年时就得以接受西方教育。
1931年（中华民国二十年）后，在汉口第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
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转移到四川重庆，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今重庆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
1941年（中华民国三十年），朱光亚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 在重庆南开中学的一年半里，朱光亚开始对自然科学有了美好的憧憬；特别是魏荣爵老师讲授的物理学，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年，他考入西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物理系。讲授大学一年级普通物理学的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赵广增教授，赵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课和介绍学科前沿的课外辅导，使朱光亚受到物理学科新发展的熏陶。
1942年（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夏天，当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在几位南开校友的关心和帮助下，朱光亚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学西南联大。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荪、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教授。众多名师的栽培，使朱光亚学业有了较坚实的基础。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留学之路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后，
蒋介石提出中国也要做原子弹。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派出吴大猷、曾昭抡、
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并要求每位科学家推荐两名助手同去。当时吴大猷推举的两名助手，一名是李政道，另一名就是朱光亚。
1946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9月，朱光亚等人刚到美国不久就被告知，美国不会向其他任何国家开放原子弹研制技术，加之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内形势很快发生巨变，考察组只好解散，各奔东西，朱光亚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即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继续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
1947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朱光亚在年轻的核物理学家M.L.Wiedenbeck副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I）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II）内变换》等论文。
1949年秋，朱光亚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并获博士学位。
回国发展
1950年2月，朱光亚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为大学生开设普通物理、光学等课程；归国前，他牵头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撰写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1952年12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处任英文翻译。
1953年1月，全国院校调整，朱光亚接受组织安排调往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在新建的物理系任教授。
1956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这年，朱光亚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1957年划归北京大学），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同年4月，朱光亚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至1959年，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四〇一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由原苏联援建的研究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并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研究论文。
1959年7月起，朱光亚先后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主管科研工作，把全部精力和智慧投入到核武器研制的重要工程中。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他参与领导并指导了核武器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重要工作。
1964年至1966年，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空投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
1967年6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9年9月，朱光亚参与组织指挥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成功。中国地下核试验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了核试验转入地下目标，为核武器技术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1970年6月至1982年7月，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副主任，在继续负责组织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工作的同时，参与组织领导国防科技领域的重要工作。其间，组织和指导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核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1986年，国务院组织全国20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专题研究，制订出中国第一个“军民结合”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朱光亚作为国务院高技术计划协调指导小组的成员和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著名科学家，亲自参与组织和指导了专家论证工作以及《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的起草。
1991年10月，朱光亚率中国科学家小组赴美，与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CISAC）进行双边学术交流。交流会上，他亲自向美国同行介绍中国军备控制研究的成果，宣传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取得良好效果。
1994年，被选聘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4年6月至1998年5月，任中国工程院第一任院长、党组书记，领导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为中国工程院的初创和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和开拓性的工作。
1996年5月，朱光亚被推举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同年，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奖100万元港币全部捐赠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会，用以奖励中国优秀工程科技专家。
1999年1月，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同年9月9日，把4万余元稿费捐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同年9月18日，国家授予朱光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2年5月，获南京大学“世纪校友学术成就金质奖章”。
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朱光亚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朱光亚的夫人许慧君
朱光亚的夫人许慧君出身名门，是曾任广东省中山大学校长的许崇清的女儿。儿子朱明远说：“母亲虽然是出身名门，家里也有佣人，但她一直坚持带饭上班，而且是头天晚上的剩菜。”
朱光亚的后代
朱明远，1943年出生，著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朱光亚之子。1965年毕业于青岛海洋大学（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系，曾获“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称号。
朱光亚回国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政府邀请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教授商讨发展原子武器事宜。3人拟订计划，遴选优秀青年学者赴美考察。其中，朱光亚与李政道一起被吴大猷选中。
带着满脑子的“原子梦想”，
一行人从旧金山上岸后，顾不得欣赏这陌生国度的景致，就直奔普林斯顿大学，可却当头迎来一盆冷水：先期到达的曾昭抡告诉他们，美国有关原子弹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而之前蒋介石政府承诺的50万美金研制费也成为一纸空文。
现实令
朱光亚醒悟：美国任何时候也不会帮助中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旧中国也不可能搞出原子武器。
1950年3月18日，一篇感情真挚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留美学生通讯》上。此信一出，仿佛是吹响了回国的集结号，让很多原本天平在摇摆的海外学子受到了感召，选择了新中国。
这封信的主要牵头人，便是朱光亚。
1950年2月，他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旅费，匆匆告别学业尚未完成、正处在热恋中的女友，取道香港回到新中国。正是此次临行前，他和其他52名留学生签名发出了那封公开信。
朱光亚当时可能不会想到，他的这个决定，竟帮助自己最终圆了没有在美国实现的梦想。几十年后，当朱光亚的莫逆之交、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调侃地说，“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几位，只有光亚是派对了。”
人物评价
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细推物理即是乐，不用浮名绊此生。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颁奖词）
朱光亚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追求科学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他的优秀品质和崇高风范，将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使命、奋发进取，为推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新华网评）
朱光亚同志是老一辈科学家中才识与品行双馨的杰出代表。他厚德载物、行为世范，坚持原则、勇于担当，光明磊落、谦虚谨慎，“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始终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优良传统。他的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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