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书

　　在青少年时期，王承书就逐渐滋生起追求妇女解放，摆脱封建束缚，探索科学真理，反抗旧事物的倔强性格。她有一股不服输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她体弱多病，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三年级时曾两次因病休学一年，却还偏要与同班同学一起参加升学考试，两次都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她一直以居里夫人作为自己顽强拼搏、刻苦钻研的榜样。

　　1930年她考上燕京大学物理系。她认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是物理学，而当时中国的物理学远远落后于世界。在该班13个入学新生中，她是唯一的女性。经过逐年淘汰，1934年仅毕业了4名学生，王承书名列榜首，并获得金钥匙奖。

　　继而又用两年时间攻读研究生，1936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王承书离开北京，辗转于南京、武昌、桂林、贵阳等地。

　　1941年美国巴尔博奖学金基金会接受了王承书的申请，同年8月她到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4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又从事两年博士后工作，曾任密歇根大学副研究员和研究员，并曾两度在普林斯顿高级研 究所工作，直到1956年回国。

　　在美国期间，王承书与其导师G．E．乌伦贝克（Uhlenbeck）合作完成了多篇有关稀薄气体动力学方面的重要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强烈地激起王承书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她坚定地表示：“虽然中国穷，进行科研的条件差，但我不能等别人把条件创造好，我要亲自参加到创造条件的行列中。我的事业在中国。”为了避免美国政府的检查，在回国前她就将有关书刊和资料分成300多个邮包，从美国陆续寄往北京。

　　1956年她回到祖国，目睹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暗下决心：“要以十倍的精力，百倍的热情拼命工作，要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奉献给祖国。”

　　回国后，王承书被安排在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工作，兼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讲授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1958年，原子能研究所筹建热核聚变研究室，她被调到该室从事理论工作。60年代初，苏联撤走专家，中国第一个分离铀同位素用的气体扩散工厂面临严峻的形势。王承书以国家利益为重，毅然接受自己从未搞过的铀同位素分离工作。从此，王承书的名字在中国物理界悄然无声地消失了。与吴征铠、钱皋韵一起，开始了她后半生的默默工作。

　　她先后担任过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副主任，华北605所副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局总工程师和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等职，并任我国自行设计和加工的大型气体扩散机研制工作的总设计师和“七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离心和激光分离铀同位素两个专家组的组长。

　　数十年来，王承书同广大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一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国分忧，忘我工作。她把自己外出办事的出差补助费、各种奖励和稿费全部捐献给单位购买书籍和文具用品，捐献给中国核学会铀同位素分离分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为了弥补办公费用的不足，她自己花钱买了大量纸张供理论工作人员使用。

　　王承书在担负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还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亲自讲课，亲自探讨，出色地解决了工厂运行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理论难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科研人才；在铀同位素分离理论领域中进行了开拓性工作，在我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的各个阶段做出重要贡献。

　　1961年王承书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起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

　　1980年后，任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同位素分离学会第一届理事长和第二届名誉理事长，兼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和大连工学院物理系教授。提出求解玻尔兹曼方程本征值的理论，并扩展玻尔兹曼方程的应用。

　　1939年王承书在昆明与从英国学成回国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张文裕结婚。婚后她的抱负丝毫未减，在张文裕的积极支持和她自己的努力追求下，1941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巴尔博奖学金破例地接收了一个已婚妇女的申请。

　　在美国期间，乌伦贝克教授是她的导师和合作者，乌伦贝克是电子自旋的发现者之一，后来成为理论物理学方面的学术权威。1980年乌伦贝克在流体力学年鉴上发表文章，对她与王承书在这一时期中的研究作了回顾和高度评价。王承书在美国期间主要从事气体分子运动论的研究，发表了多篇处于当时这一领域世界前沿的重要论文。

　　人们知道，物质都是由微观粒子（分子、原子）组成的。气体分子运动论用统计的方法研究气体中大量微观粒子（分子）的运动，从而得出气体宏观属性的规律。气体的宏观属性又都可用分子的速度分布函数求得。所以，求解分子的速度分布函数就是这一课题的核心。1948年王承书发现了查普曼和T．G．考林（Cowling）的力学经典著作《非均匀气体的数学理论》（The Mathematical The oryof Non－Uniform Gases）一书的第1版中关于伯纳特结果的重要错误。

　　王承书的成就对当时从事高空物理和气体动力学研究是极有价值的。但由于某些原因，论文未能及时发表，直到1970年乌伦贝克在美国为她公开发表。王承书的研究成果已在美国、俄罗斯、意大利和国内许多著名学者的著作中被多次引用。奠定我国铀同位素分离理论基础。

　　1956年年底，近代物理研究所希望王承书从事铀同位素分离工作。当时她已40多岁，要从头搞一项自己从未搞过的工作，谈何容易！在美国她就听说，这是一项高难度、神秘莫测的技术，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并都严加保密。国家把如此重担交给她，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她明确表示：“这项工作谁都没干过，谁干都不容易。别人的工作都早已走上轨道，而且还带着年轻的同志，只有我刚回国工作，还是我去干，对所里工作的影响最小。”于是，她悄悄地做起了准备。但当时全国正进行“反右”运动，此事被搁置起来了。1958年春，所里给王承书分配了8名北京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要求给他们讲授铀同位素分离理论课程。她参考美国学者K．柯恩（Cohen）的理论著作，边学边讲，并经常告诫学生要理论联系实际。

　　1958年原子能研究所决定筹建热核聚变研究室，王承书被调往该室从事理论工作。1959年被派往苏联原子能研究所实习3个月，在回国的火车上，她翻译了有关热核聚变研究的《雪伍德计划》（Project Sherwood）一书（笔名郭臻）。经两年努力，她已十分熟悉这项技术，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热核聚变是世界上热门的科技领域，她正准备加入这项激烈的国际“竞赛”，但在60年代初，苏联撤走专家，使我国全部用苏联机器装备起来、尚待启动的第一个气体扩散工厂陷入困境。资料不全，疑问成堆，个别专家临行前还说：“你们这个扩散工厂是搞不起来了！”1961年3月的一天，领导再次请来王承书，希望她隐姓埋名，挑此重担。王承书仍以国家利益为重，再次放弃自己已热爱的工作，当天下午就到原子能研究所，再度从零开始，进行了数十年的铀同位素分离理论研究。

　　由于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第二机械工业部决定在扩散厂具备启动条件之前，抓紧时间培训全国在这方面的理论队伍和工厂的运行人员。王承书和大家一起认真学习、上课和讨论问题。

　　工厂分批启动方案的研究就是动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王承书负责指导下，成立了一个级联理论小组，进行了大量的计算。为了增加实践经验，每年都要去几次工厂，了解情况。她一丝不苟地工作，对计算结果进行反复检查和认真分析，终于得出了级联中的丰度随时间变化的理论曲线。1963年底，工厂第五批启动，这是最关键的时刻。当时张文裕在杜布纳联合研究所工作，难得有回国探亲的机会，这次回国王承书还没来得及与他见面就去工厂了。在工厂，她和大家一起不断地核对理论曲线和实测数据。

　　1964年元旦就是在这样紧张的工作中度过的。当看到实测结果同理论计算很好地吻合，精料端丰度果然达到预期值时，大家欢欣鼓舞，为提前完成供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装料计划做出了贡献。

　　为了适应对浓缩铀需求的增长，1964年国家下达了研制大型扩散机的任务。王承书接受了总设计师的重任，并亲自参加物理参数的选择工作。这是完全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扩散机，周恩来总理曾两次指示要抓紧研制定型。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直到70年代后期该机才设计定型。1978年获多项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防科委特别奖。

　　1978年王承书调部直属机关从事组织、领导科研生产和培养人才的工作。她经常下工厂和科研单位，深入实际，掌握情况，为上级部门决策提供了关于中国扩散级联的经济性分析报告。她瞄准世界最新技术，预见到寿命问题是离心技术成败的关键之一，为此，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率先从头学起，并组织经过十多年的共同努力，目前离心法在我国已走向工业应用阶段，激光法也已取得实验上的重大突破。
 

　　王承书的丈夫张文裕是我国宇宙线研究和高能实验物理的开创人之一。1939年王承书在昆明与从英国学成回国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张文裕结婚。婚后她的抱负丝毫未减，在张文裕的积极支持和她自己的努力追求下，1941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巴尔博奖学金破例地接收了一个已婚妇女的申请。

　　张文裕毕生致力于核科学研究和教学，有多项重要发明和发现，学术上最突出的成就是发现μ介原子，开创了奇特原子物理的深入研究。重视实验科学，重视实验基地的建设，为我国高能物理的发展、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核科学领域培养了大批人才。

　　张文裕和王承书的儿子名为张哲。
 

　　1961年春季的一天，钱三强把年近五十的王承书请到自己办公室，庄严的说道：“祖国需要自己的科学家研制原子弹。这是保密性极强的工作，你将不能再出席任何公开会议，更不能出席国际会议。你愿意隐姓埋名工作一辈子吗？”王承书毫不犹豫的说了：“我愿意”三个字。从此，王承书就从物理界“消失了”！

　　她告别了丈夫、孩子，到了大西北的集体宿舍一呆就是20年。

　　她率领攻关组，在大西北的气体扩散厂（504厂），和吴征铠、钱皋韵、刘广均等人先后解决了数百个理论问题、技术问题、材料问题、工艺问题等。1964年1月14日，504厂成功取得第一批高浓铀合格产品。喜讯传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写下了“已阅，很好”的著名批示。

　　为了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王承书一直隐姓埋名到去世！
 

　　王承书治学态度严谨，凡是她审阅的论文一般都要进行多次修改。有个研究生在计算激光法中某流体问题时，所采用的速度大得出乎现实可能，她当即提出严肃批评，认为这不是一般的疏忽，而是缺乏物理头脑，使这位研究生深受感动。

　　数十年来，王承书在我国铀同位素分离领域里，默默无闻、辛勤耕耘，为我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她年逾80岁时，还在研究新问题，开创新途径。她这种不服输的执著精神，体现了老一代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崇高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