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

　　储安平幼年丧母，14岁丧父，依靠祖母、伯父储南强抚养成人，就读于光华大学新闻系和英国文学系。伯父储南强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与黄炎培同学，曾官南通知县。

　　1928年储安平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学习，爱好文学创作，为“新月派”后起之秀1929年曾向鲁迅主编的《奔流》杂志投过稿，在《流沙》、《国闻周报》等报刊发表过作品。

　　1931年编过一本叫《中日问题各家论见》的政论集。

　　1932年大学毕业，为《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后又主编过一本月刊《文学时代》。

　　1931年-1934年大约写了十二三篇小说，自认为文学才能不高，所以开始转向政治学。

　　1933年任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同时在戏剧学校兼课。

　　1935年考入伦敦大学政治系，师从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拉斯基教授。在英国期间，担任《中央日报》驻欧洲记者，无固定薪水，只领稿酬。

　　1938年因抗战学业未完，归国，到《中央日报》任主笔兼国际版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大学研究员。由于不堪忍受写作“遵命文章”及拒绝入党等原因，离开重庆。

　　1941年，到湘西“国立蓝田师范学院”（学校时在湖南安化县蓝田镇），教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抗战时，他在湖南、重庆多所学校任教。

　　1945年春，在湖南任《中国晨报》主笔，年底到重庆编《客观》杂志，

　　1946年到上海创办《观察》。他的政论文字思路清晰，语言犀利，很有一番指点江山、针砭时弊的味道，成为当时自由主义思想运动的一面旗帜。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讲授《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

　　1947年，他在题为《施用闷药前后的心理与感觉》一文中告诉人们：他不惧怕肉体的死亡，惧怕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完全操之于他人，一切听人摆布，失去表示自我意志的能力。

　　1948年12月25日《观察》被国民政府查封，储安平曾批判中国国民党“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1949年到北平参加中共领导的“新政协”，并参加民盟和九三学社。1949年11月《观察》复刊，仍任主编。

　　1950年5月第14期后，《观察》改名为《新观察》，主编为黎澍。储安平调任新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的副总经理。

　　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

　　1957年4月1日，经胡乔木推荐，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1957年6月1日，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在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并且称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并委婉地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此文一出石破天惊，动撼朝野。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登。文章发表后，使毛泽东“一连几天没睡好觉”（据胡乔木儿子透露）。《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阅后钦佩不已，称“储安平是个勇士”。1957年6月8日毛泽东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全国反右运动爆发。

　　1957年6月21日，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承认错误”，他说他看到台湾香港的反动报纸为他喝彩时，“感到很沉重”，并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

　　1957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1957年8月，储安平、徐铸成等被打成大右派，被撤职并送郊县劳动改造。

　　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开的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委会第三次全会上，储安平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销。

　　1958年1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罢免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此后，一顶特大号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了储安平头上。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储安平也成为被“扫荡”对象。

　　1966年8月31日，储安平投湖自杀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起来。

　　1966年9月上旬失踪，生死不明。同时各界对于其失踪也有不同的说法，有出家说、自杀说以及被打死说等不同的猜测和怀疑。
 

　　第一任妻子是端木新民，他们曾在同一所大学读书，并相识、相爱、后来结婚生子。但是，他们的爱情没能经得起时间考验，最后以离婚而告终。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易吟先，但是后来他们的婚姻也没有持续下去，最后还是落得离婚的结局。
 

　　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提出震撼全国的“党天下”之谏。即随后发表于第二天《光明日报》的《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一文，文中指出：

　　“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并且称在百花政策後“大家对小和尚（指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指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

　　并委婉地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国务院12位副总理中无党外人士，最后总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阅后钦佩不已，称“储安平是个勇士”。

　　6月21日，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承认错误”，他说他看到台湾和香港的反动报纸为他喝彩时，“感到很沉重”，并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重开经典之门书系:给弟弟们的信:英人·法人·中国人》所谓“给弟弟们的信”，为储安平虚拟的一个说法，其实是以给“弟弟们”写信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青年人道德修养的一些想法。大体可以说，这是一本普及现代政治常识和道德的公民读本，远比一般教育青年完善人生的道德修养读物有深度。
 

　　1966年8月31日，储安平投湖自杀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起来。

　　1966年9月上旬，储安平失踪，生死不明。同时各界对于其失踪也有不同的说法，有出家说、自杀说以及被打死说等不同的猜测和怀疑。

　　他的小儿子，现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望华在《父亲，你在哪里？》一文中说：“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 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某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里去？你知道不知道他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获得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实在令我疑虑。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察我是否和父亲划清了界线。”

　　据储望华先生回忆，到了1966年秋天，他们寻找父亲的失踪仍然毫无结果。两年之后，又有人来调查储安平的下落，对于这种调查，储安平的家人已完全没有信心了。储望华先生说：“事实上，这是一个‘生死之谜’，如果‘活’着，为什么两年来没有任何活动迹象；如果已‘死’，死亡的时间、地点、方式，又如何得以确证。”储望华先生记得，早在60年代初，储安平曾和他说起过“想要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储安平虽然写过检查，虽然被改造，但他在心里并不以为自己是错的。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个“摘帽子”或者“平反”。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脾气犟牛”的个人性格，而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质。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那时他正在北京郊区石景山模式口“政协工地”进行劳动改造。

　　储望华先生回忆说：“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是储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处境。储望华先生说，1982年6月，他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一位原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文档，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做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16年了，这个结论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个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知识分子，最后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再想起他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了。
 

　　1978年后，55万右派做了改正，但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称“储安平是个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