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

　　黄郛（1880～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绍麟，字膺白。早年留学日本，先后入东京振武学校和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加入同盟会。在日期间结识蒋介石、张群。

　　1910年毕业回国，在清廷军谘府二厅、军事官报局任职。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陈其美招往上海，参与上海光复，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2师师长、南京临时政府兵部总监，委蒋介石为第5团团长，并与陈其美、蒋介石订为“盟兄弟”。次年改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长，迎合蒋介石意，主动解散所部军队。“二次革命”失败遭袁世凯政府通缉，后逃亡日本，经南洋后赴美国。1915年底，护国战争起，由美返国，在上海参与谋划浙江反袁军事。后定居天津，与北洋政客过往从密。1918年10月，徐世昌出任北洋政府总统，受徐委托代编《欧战后之中国》一书。

　　1921年出任北洋政府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团顾问。1923年2月入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随后又历任高凌尉、颜惠庆内阁教育总长。1924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至段祺瑞复出，被迫辞职。

　　1926年被蒋介石邀请南下。

　　北伐战争开始后，南下沪杭，为蒋介石反共“清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出谋划策。尔后成为新政学系首领之一。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后北上说服冯玉祥、阎锡山附蒋。1927年武汉“七·一五事变” 后，蒋介石下野，随同辞职。1928年1月蒋重新上台，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同年3月，黄郛负责处理第1次南京事件的善后事宜，同美国缔结双边协定（其他诸国由其后任王正廷缔结协定）。同年5月，济南事件发生，黄郛在事件发生时正在济南，但和蒋介石一起从当地离开，受到中国国内舆论指责。黄郛遂辞任外交部长。

　　其后，在野的黄郛支持张群的新政学系，并继续著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退居上海和浙江莫干山，在幕后为蒋介石献计献策。1932年6月，在上海发起成立新中国建设学会，被推为理事长，提出以设计“广义的国防中心之建设计划”为学会职志。

　　1933年5月，受蒋之邀，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于万难时局下，对日签订《塘沽协定》。民愤大起，1935年（民国24年）春，遂辞任委员长并引退。

　　1936年9月，任国民政府委员。12月6日病逝上海。著有《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战后之世界》等。

　　蒋介石为《黄膺白先生家传》所作的序言，当为黄氏之评：其“志足以慑强寇之气，而势不能弭铄金之口，其忍辱负重，诚有非常人所能堪者。自来志士仁人，临汤火而不避者易，受疑谤而不辞者难，当其困心衡虑，不计毁誉...樽俎折冲，功同疆场。”
 

　　黄郛第一个夫人姓黄，这个人提及的很少，两个人的情感也一般，所以后来两个人才会离婚。黄郛的第二人夫人就是著名的沈亦云，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两人没有子女。

　　据说，黄郛有一个干儿子叫做郑性白，正是因为他们夫妇没有孩子，所以才认了郑性白这个干儿子，后来郑性白成为莫干山小学校长。
 

　　按黄郛的经历和他与日本的深厚关系，他很容易被看成是亲日派。当时的舆论和报章也是这样看待他的，他甚至被冠以“媚日”的恶名。沈亦云耿耿于此，在《亦云回忆》中多有辩白。

　　作者基于自己和日本人接触的感受和印象，和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生活的切实经历，深入剖析了当年的中日关系和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深层原因。作者拿这些舍身为国的日本人和当时的国民党上层人物进行相比，感叹即便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虽有建国抱负，而生活也不足以示范于人。随上下一心建国热而来的是日本人的“侵略狂”，这种“侵略狂”的肇事者多为不知战争之险的下级军佐，他们不断挑起中日争端。

　　由于积年受日本人的侵略，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沸腾已极，任何对日本让步的协议，都会被视为“卖国”，因此官员在和议场中所受的内外压力，甚至大于在战场的指挥官。如此两相夹逼，黄氏直如火上被烤的猴子。到了后来，黄氏实在受不了蒋汪对外冠冕堂皇的讲话带来的窝囊气，在给蒋介石有份电报中愤然云：“弟(蒋介石)如要兄(黄郛)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在黄氏殚精竭虑的斡旋下，1933年5月，屈辱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终于签订，日本军队暂时撤出长城之外。紧接着，未公开而不为世人知晓的“北平谈判”协议、通邮通航协议，也先后签订。这些协议，屈辱地接受了日本人很多无理的要求，也使得华北的局面得以短暂的安定。

　　黄郛在华北任上经手的几起谈判和签约，都是在中方极端不利的前提下进行的。黄氏接受这样的担子，自己很清楚是如何的棘手。每次签约，都是在反复的斟酌、平衡和退让中进行，可以说都是一种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
 

　　民国云谲波诡的政坛上，黄郛在政治和外交上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短短的五十七年的生涯里，参与了民国肇兴、军阀纷争到“七七事变“前中日交涉的很多重大事件。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日关系史，都很难绕开他。

　　黄郛同时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一生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这在民国的政客中确实不多见。

　　黄郛去世后的七十多年里，关于他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他的评价，国共两党之间，官方和民间都迥然不同。黄郛死后，国民党政府曾经先后在1936年和1945年两次给予特别表彰，这在民国的政坛人物中，是绝无仅有的。褒词云：“智虑忠纯，文武兼资，致身革命，卓著勋劳……不避险阻，力任艰难，隐忍求全，用纾祸变，心孤事苦，尤人所难。”评价非常之高。

　　在民间，黄郛一直被看做亲日派的代表，在中国的语境下，这实际上和准汉奸已经相距不远了。他经手的几起中日交涉，如北伐期间的宁案和济南惨案，在当时已经很不被世人谅解。尤为人诟病的是，在他主持下于1933年签订的《塘沽协定》，激进者直斥其为“卖国”。在正统教科书里，对他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常见的评价是：黄氏秉承蒋介石旨意，推行媚日外交，在华北推行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辱妥协的外交方针。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使日本侵略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合法化，为日本侵略华北洞开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