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顺

　　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

　　她操守高洁，在1938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独自抚养4个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她又拒当“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

　　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

　　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梁思顺的丈夫周希哲曾担任中国驻加拿大领事馆总领事。在1938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独自抚养4个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她又拒当“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

　　梁思顺有三子一女。长女周念慈（1915-？)，燕京大学毕业后曾在金陵大学任教。长子周同轼（1917-？）和王世襄不仅是燕京大学同学，还是同室好友。次子周有斐（1922-）是梁思顺4个子女中惟一健在的，只比八舅梁思礼小两岁，他的英文程度超过中文。幼子周嘉平（1928-？）是中国遗传工程学专家。
 

　　梁思顺是梁启超一生最疼爱最依赖的长女，从1911年梁思顺十八岁开始，到梁启超1929年去世（那年梁思顺36岁）的近二十年间，前后写了几百封信给她。目前保留下来的也有344封之多。其中有几封信涉及到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事，读起来颇耐人寻味。

　　1923年1月7日，梁启超在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上说：“思成和徽音已有成言（我告思成和徽因须彼此学成后乃定婚约，婚约定后不久便结婚）。林家欲即行订婚，朋友中也多说该如此，你的意见呢？”其时思顺正随夫君在澳大利亚公使任上。因一直以来梁启超都视这个女儿为最知心的宝贝和“精神支柱”，家中大小事，均要征求思顺的意见，平日直可说书信不断。所以在弟弟梁思成的婚事问题上，这个大姐的认可是非常重要和必不可缺的，很有些代行母职的味道。

　　因为对林徽因的新派作风有些看法，梁思成母亲李夫人极力反对她和梁思成的婚事，梁思顺也站在母亲一边。后来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美国求学期间，梁思成经常收到姐姐思顺的信，信中对林徽因责难有加，尤其谈到母亲病情加重，称母亲至死也不可能接受林徽因。这不仅使梁思成很为难，连梁启超也夹在中间颇为苦恼。

　　梁思永写信给父亲，让他劝说姐姐梁思顺缓解与林徽因的关系。1925年4月，梁思顺对林徽因的态度终于有了改变。梁启超心情轻松愉快地在信中写到：“思顺对于徽音感情完全恢复，我听见真高兴极了。

　　在2012年匡时拍卖“南长街54号梁氏旧藏”拍品中有一封梁启超1927年给弟弟梁启勋的信，这样写到：“特因思成已决定在美结婚(我及思顺如此主张，彼两小未完全同意)，婚仪太简率，所以想在文定礼上稍微郑重庄严一点，我既不来京，一切由弟代理便是。”彼时梁启超已病重入院，所以特别写信让梁启勋代为筹措新人的庙见大礼、文定大礼。梁启超的信中把自己和梁思顺的意见并列在一起，可见梁思顺在父亲心中以及在家中的地位。也难怪有些人会说这个梁家大姐性格倔强，恃宠专断呢。

　　1928年，梁思顺的丈夫周希哲担任中国驻加拿大领事馆总领事。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是那年春天在加拿大领事馆结的婚，姐姐思顺和姐夫操持了一切。后来从美国刚回国的梁思成和林徽因还在梁思顺在北京的家住过一段时间，然后才辗转搬到北总布胡同。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梁思顺和林徽因关系融洽的不长的一段时间。

　　但因为两人的个性都很强势，在处理一些矛盾时就又互不相让。比较激烈的一次冲突是在1935年梁思顺的女儿周念慈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在“一二.九运动”中周念慈经常从学校跑回城内北总布胡同3号梁家来住着，这让梁思顺非常生气。有一次梁思顺在半夜里跑到梁家，大声斥责周念慈：“你那么喜欢跑出来找舅舅、舅妈，那你干嘛不让他们给你出学费？”，然后拖着哭泣的周念慈就走，临走的时候还说：“你能到这里学到什么好？你看看你二舅的那些朋友吧，都连婚姻都不相信了，你能学到什么？”本来没好气的林徽因看见又扯上金岳霖了，气的脸色发青道：“赶快走吧，不要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了。”对此，林徽因无限感慨的对好友费正清太太威尔玛说：“对我来说，三月是一个多事的月份…主要是由于小姑大姑们。我真羡慕你嫁给一个独子（何况又是正清）…”从那以后，林徽因和梁思顺的关系一直不太和谐，这和两人性格都比较急躁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