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

　　邵洵美是个有贵族气质的诗人，在山雨欲来的革命时代，他一味吟风弄月，追求”唯美”，的确与当时国家多难、问题成堆的大背景不太和谐。但他为人慷慨，有”小孟尝”之美称；他的”慷慨”使其家里的经济状况日渐紧张，这点盛佩玉女士在《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一书中有所提及。他在出版事业上颇有成就，尤其是《论持久战》英译本的出版也有他的一份贡献。解放后，邵洵美埋头于翻译工作，译作有拜伦的《青铜时代》、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士》、泰戈尔的《两姐妹》等，他是翻译界公认的一流翻译家。不幸的是，从”反右”到”文革”，他先是被逮捕审查，被释放后挨斗受批判，死时窘迫得连身新衣服都没有。

　　用学者李欧梵的话说，在现代文学史里，邵洵美比大部分作家不为人知，是因为他“最不符合有社会良知的五四作家典型”。

　　确实，眉清目秀、长发高额、有“希腊式完美的鼻子”的美男子邵洵美，有点“纨绔子弟”的味道。他是清末高官后代，妻子也身出名门，家产丰厚。有人评价他年轻时的生活，几乎就是《红楼梦》里描述的“大观园”的翻版。他好酒好赌，经常在花木交荫的宅第里“一掷呼芦，输赢百万”。他讲究雅赌，认为赌博有“诗意”，因此看不起那些世俗赌徒。据说，他越输钱，诗写得越好，自称“赌国诗人”。

　　邵洵美出生于名门望族，继承了万贯家财。从剑桥回到上海后，他结交了上海滩除左翼作家外几乎所有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他的朋友张若谷、陆小曼回忆道，当时邵洵美的私人书房里放着估价五千金以上的希腊女诗人沙弗像真迹，用20万金磅在伦敦拍来的史文朋的手稿，用羊皮纸装订的波德莱尔《恶之花》的第一版（《花一般的罪恶》深受波德莱尔颓废主义风格影响），和结拜大哥徐悲鸿送给邵洵美的描绘巴黎酒吧“红磨坊”即景的帆布油画。这些陈设足见邵家强大的财力和人际网络。然而，除了收藏自己深爱的艺术品外，邵洵美把万贯家财都投入到了发展少年中国的出版业上。

　　他穿长衫，跳西式舞，像“公羊之鹤”。因为皮肤苍白，出门前要薄施胭脂，自称这是学唐朝人风度。

　　他爱画画，爱藏书，爱文学，在自家豪宅里办文学沙龙，来往的人川流不息。他爱写诗，而且要在没有格子的白纸上写，落笔字迹秀丽，行列清晰，匀称洁净，甚至可以直接付印。

　　他的英式诗风，追求唯美，有人评价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

　　章克标在给《海上才子·邵洵美传》写的序中把邵洵美概括为三重人格的人：一是诗人，二是大少爷，三是出版家。章克标说邵洵美：”他一身在这三个人格当中穿梭往来，盘回往复，非常忙碌，又有矛盾，又有调和，因之，他这个人实在是很难以捉牢的，也就是很难以抒写的。”
 

　　大儿子邵祖丞、女儿邵绡红。
 

　　1935年，邵洵美与美国女作家艾米丽·哈恩（Emily Hahn）第一次见面时，就请她与朋友们到他家做客。他自己在鸦片铺上横下，又叫艾米丽不妨试试，结果艾米丽从此染上阿芙蓉癖。后来，邵洵美为艾米丽取了个十分动听的中文名字“项美丽”，他们在上海滩携手干了一番事业，也演绎了一曲跨国的”惊世恋情”。

　　项美丽重返香港后，爱上了一个已婚的英国军官鲍克瑟少校，少校是英国驻远东情报机构的首脑。两人由相爱而同居。1941年11月中旬，项美丽生下了一个孩子。半月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项美丽和鲍克瑟都被关进“敌侨集中营”。一关两年，备尝艰辛。1943年12月美日交换侨民时，项美丽被遣返美国，定居纽约。二次大战结束后，项美丽终于与鲍克瑟结婚，又生下一女。

　　1946年初夏，邵洵美受陈果夫之托，以考察美国电影的特使名义，购买电影器材，在美国逗留半年。其间，他在纽约与项美丽重逢。分离7年的一对旧情人相会，自有说不尽的离情别绪。鲍克瑟被邀参加了他们的彻夜长谈。当三人谈得十分融洽时，忽然鲍克瑟似真似假地指着项美丽笑对邵洵美道：“邵先生，您这位太太我代为保管了几年，现在应当奉还了。”邵洵美也含笑作答：“我还没有安排好，还得请您再保管下去。”项美丽闻言，前俯后仰大笑不止。

　　项美丽自1946年底与邵洵美分别以后的50年间，一直在从事写作。她与《纽约人》似有奇缘，从1928年起，竟终身为该杂志写稿，《纽约人》杂志提供给她一间写作室《纽约人》杂志的长期作者都受到这种优待，她几乎每天来这里，在明窗净几的斗室中埋头爬格子。

　　项美丽在长达70年的写作生涯中，一共创作出版了80多部书，其中有小说、传记、儿童读物等。80年代后期，美国读书界对她的兴趣复燃，促使出版界重印了她的部分著作。项美丽在半个世纪中，始终没有忘记邵洵美。她曾写过一本名叫《MyChineseHusband》（《我的中国丈夫》）的书，就是描写了她与邵洵美的那段情缘。
 

　　邵洵美与徐志摩都是文坛“美男子”，曹聚仁回忆：“邵洵美的样儿，很潇洒;他和志摩都是爱穿长衫的，在舞会中也是如此”;周劭也说他俩“玉树临风，人称双璧，洵美似乎比戴眼镜的志摩更漂亮一些”;陈定山描述这对“双胞胎”则生动有趣：“他们都有一番艳遇，他们的风流跌宕同。他们同是留学生，崭新的人物，但都不会跳舞;有时婆娑下场，也似羊公之鹤……他们二人在上海，常聚一处，大有‘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之致。”

　　邵洵美当年去英国剑桥留学，本是攻读政治经济学，后来全身心倾注译诗、写诗，这和结缘徐志摩大有关系。在剑桥时，摆书摊的老头大卫每见到邵洵美总问他是不是姓徐，因为“三年前有个同样面貌的中国人曾经怀着要翻译《拜伦全集》的欲望回老家去了”。

　　1925年春，邵洵美第一次去巴黎，谢寿康说他“最像徐志摩，那个一品诗人，江南才子”，后有人甚至说徐志摩是他“哥哥”。没想隔几天，邵徐两人竟遇上了。徐志摩一见邵洵美就亲热地捉住他双手：“弟弟，我找得你好苦!”邵洵美细细端详这位“哥哥”，“(我们)两个都是长脸高鼻子……可是他的身材比我高一寸，肌肉比我发达，声音比我厚实，我多了些胡须，他多了副眼镜”。初次见面，一个多钟头里徐志摩和他聊了好多，那时他刚离婚，匆匆地来又匆匆乘船回国了，但就是那份诗缘，奠定了邵徐二人一生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