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

　　在母亲李汝谖的教授下，他8岁就开始学《周易》辨卦，12岁读完四书五经，并开始学习试帖诗，有《水仙花赋》、《凤仙花诗一百首》等。1897年起开始研究《晏子春秋》。

　　1902年刘师培中举，次年在上海结识章太炎，并改名光汉，归途经过上海，结识了章太炎，撰写《攘书》等，参入反清宣传。1904年春，刘师培参加开封会试。临行前，作《留别扬州人士书》，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落第回乡后回扬州，创办师范学会和协助扬州乡人出洋留学社，发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支持学生运动；又作《黄帝纪年论》，提出以黄帝纪年取代封建帝王纪年。同年秋，刘师培受王无生（字郁仁）的影响，到上海与章太炎、蔡元培、谢无量等一起参加反清革命，参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的编辑工作，积极为《中国白话报》撰稿，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宣传普及革命主张，作《中国民族志》。当年《警钟日报》遭清政府查封，至浙江平湖避难。

　　1905年，刘师培参与编辑的《警钟日报》，为之撰稿，先后刊发《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术不同论》、《论文杂记》等著作，为近代学科意义上中国史学、文学、学术史研究之先驱。又受章太炎启发，撰写《小学发微》，引用西方社会学学理，重新阐释清儒文字音韵之学。由于公开辱骂德国人遭通缉，化名金少甫，逃亡嘉兴，协助敖嘉熊处理同盟会温台处会馆事务。

　　1906年春，刘师培至芜湖，与陈独秀在安徽公学组织岳王会和黄氏学校，宣传革命，同时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教科书》、《伦理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和江苏、安徽、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等。

　　1907年春节，应章太炎等邀请，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参加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与章太炎等参与民起亚洲和亲会，先后发表了《普告汉人》、《悲佃篇》、《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

　　同年6月，受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刘师培夫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和“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倡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实行无政府主义，鼓吹女权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和苦鲁鲍特金《面包掠夺》、《总同盟罢工》等，在同盟会之外另立旗帜。因为留日期间费用巨大，迫于经济压力，加上日本警方监视日严，《衡报》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办。

　　因为留日期间费用巨大，迫于经济压力，加上章太炎拟赴印度学佛，1907年底由何震出面，被端方收买，作《上端方书》，献“弭乱之策十条”，背叛革命，充当端方暗探。于是组织齐民社，举办世界语讲习所，并与章太炎关系破裂。加上日本警方监视日严，《衡报》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办，于1908年11月全家回国。

　　1909年，刘师培夫妇在上海充当端方暗探，因出卖张恭，姻弟汪公权被王金发击毙。于是刘师培公开入幕，为端方考订金石，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又拜徐绍桢为师，研究天文历法。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随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谘议官等职。1911年随端方南下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在资州被革命军拘捕。辛亥革命胜利后，由孙中山保释。后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兼四川国学学校课，讲授《左传》、《说文解字》等，与谢无量、廖季平（廖平）、吴虞等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作《废旧历论》等。

　　1913年6月与南下寻夫的何震沿江北上山西，二人均任友人南桂馨的家庭教师。后由南氏介绍，刘师培投靠阎锡山，任高等顾问。又由阎锡山推荐给袁世凯，任参政、上大夫。

　　1915年8月，与杨度等发起成立筹安会，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为袁世凯称帝鼓吹。洪宪帝制失败后，流落天津。

　　1917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先后开设“六朝文学”、“文选学”等课程，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传世，为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首屈一指之巨著。1919年1月，与黄侃等成立“国故月刊社”， 成为国粹派，在北大主导发起《国故学刊》。

　　1919年11月20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
 

　　何震，原名何班，字志剑，汉族，出生书香世家，江苏仪征名门何承霖的女儿；清末民初国学大家刘师培之妻，颇有姿色，能写诗作画的才女。何震发起“女子复权会”，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是中国社会主义最早的宣传者之一，是妇女解放运动先锋。1919年一代国学大师刘师培35岁就早逝，而夫人何震发疯后不知所终，有人说她进了尼姑庵与青灯古佛为伴。
 

　　刘师培故居，建造于清中期的江苏扬州“青溪旧屋”，是清代嘉庆至咸丰年间著名经学家刘文淇故居，也是其曾孙、中国近代著名国学大师刘师培故居。刘氏家族是自清嘉庆至民国时期数代相传的书香世家,其学术影响贯通中外。位于东圈门老街中段14号，门口有“清溪旧屋刘宅”的木牌。现有后人居住，不开放参观。
 

　　清末民初，刘师培是个风云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不断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又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这样一位横跨政、学两界的声名显赫之人，其生命里程的最后三年（1917至1919年）是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度过的。

　　刘师培在北大前后不足三年，但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很丰厚的；一方面他以国学大师之身为北大贡献了多方面的学术成就，其是以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实绩垂范于世，令后学至今受益；另一方面他为时代大潮裹挟，在新文化运动中充当了一个向来令人非议的角色，但其中的是是非非还远未穷尽，今天仍有再讨论的必要，而且讨论这样的话题，对于思考政治与文化的关系，重新界定代近中国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是极为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