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征祥

　　1871年生，1884年13岁的时候，陆征祥进入了由总理衙门主办的上海官办的新式学校——广方言馆，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后入北京同文馆习外文，尤精俄文。1893年奉派担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翻译官。日俄战争后，在俄国愤而剪去发辫。陆征祥在俄结识比利时天主教女子培德女士，不顾使馆反对，于1899年结婚。1906年陆征祥升任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1912年辛亥革命后，应总统袁世凯电命，从驻俄大使任所返国出任外交总长，并推动中国现代外交机构之改革，将清代“外务部”改为外交部。袁世凯称帝其间，曾短暂出任国务卿职务。

　　陆征祥主掌外交其间，外交部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为中国这一“弱国”争取到较多利权，奠定了中国外交现代化的基础，陆征祥居功甚大。

　　1919年，陆征祥率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等人出席巴黎和会。由于山东问题爆发，日本坚持继承战败的德国之权益，中国代表团最终未能签署合约，成为战胜国中唯一未签字者。对于中日二十一条，实际的情况较为复杂。 据较为严谨的研究和报导指出，中日二十一条的签订，主事者是外交部次长曹汝霖。总统袁世凯直接施压曹尽速签约，而参与谈判的陆征祥则帮助取消了最为不利的第五条条款。

　　由于陆征祥夫人病况，陆征祥和会后即辞去职务滞留比利时，参与天主教本笃会工作，经过教会观察培训，成为正式修士，照料病妻并传教。培德女士1926年病逝后，陆征祥专心教会事务，二战其间，帮助受纳粹迫害之比国地方群众，并曾推动抵制日货之运动，为中国与盟国战胜而祈祷，受教廷封赠为比国圣伯多禄刚城修道院荣誉院长。

　　1949年1月15日，陆征祥病逝于比利时，葬于比国布鲁日圣安得鲁修道院。
 

　　陆征祥的夫人是一位比他大22岁的比利时人，陆氏一生受她影响很深。她去世后，陆征祥就去比利时作了洋教士。

　　陆征祥的夫人叫博斐培德，比利时人，其父与祖父均为比利时的将官。陆征祥在比利时留学时，认识了博斐培德，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尽管她比他大22岁，陆的亲友与顶头上司都极力反对，他们俩还是在俄国结了婚。由于培德年纪比陆征祥要大，又出身于名门世家，家教好，举止大方，交际活泼，因此，她很快在俄国外交界成为名人，在俄宫成为贵宾。这又使陆不得不佩服敬爱。袁世凯当大总统期间，曾任命她为总统府礼官处女礼官长，负责招待各国使节夫人。因为她熟悉国际礼节，兼通中、英、法、俄、比等国语言，所以工作相当称职，颇获各国使节夫人的赞颂。后来，她因不满陆征祥受袁世凯胁迫签订的《二十一条》，而侮于国人，故不得不辞职，这也可以看出她的节操，高出其夫。

　　1933 年，培德在巴黎患上重病，弥留之际，写下了一封遗嘱给陆征祥，感人极深。信中说： “子欣，我的病大概没有希望了。亲爱的，你平生一切都对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认为最不光彩（即签订《二十一条》）。你这件事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的国家，并且对不起上帝。我死之后，你最好赶快到比利时从前我读书的学院的教堂里去服务，也许能得到上帝的赦免，还可望到天国去。永别了，子欣！你的培德。”陆征祥看完这篇遗嘱后，痛哭流涕，悲痛欲绝，绝食三天之后，便赴比利时的修道院作教士去了。从此不问政治，一心修行，后来当上该修道院的院长，直至1949 年去世，未出修道院一步。
 

　　在任期间最令他痛心的还是签《二十一条》，以及巴黎会议期间政府不断施压要他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还是刚进入外交界时，正逢《马关条约》一案。许景澄痛心地对他说：子欣，子欣，不可忘了马关，日后当努力洗尽国耻，收我失地。出任外长后，陆征祥请林琴南写了“不忘马关”几个字挂在办公室，提醒自己勿忘国耻。可是，1915年，袁世凯为了穿龙袍，竟要在野的陆征祥再次出任外交总长，代表中国与日本就《二十一条》谈判，并命他签字。

　　明知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不签，日本一定会出动武力，当时中国兵力弱，加上内战，民众已在水深火热中，何堪再加日寇蹂躏？签，实在不情愿，他知道袁世凯不论签不签都要牺牲国家和民众，他只有硬着头皮接下这任务。《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征祥感到身心俱瘁，他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二十一条》披露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人们游行示威，声讨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和当时驻日公使陆宗舆，却未提及主持谈判的总长陆征祥，大家也都明白陆征祥是被临时推出主仪的，是被迫签的字。

　　陆征祥的夫人因不满陆征祥受袁世凯胁迫签订的《二十一条》，而侮于国人，故不得不辞职，这也可以看出她的节操，高出其夫。遗嘱中提到：“亲爱的，你平生一切都对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认为最不光彩（即签订《二十一条》）。你这件事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的国家，并且对不起上帝。”
 

　　陆征祥，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他曾当过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和总理，在袁世凯的逼迫下，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由此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然而，大错铸成之后，在以后的日子里，陆征祥带着强烈的负罪感，走上了一条漫漫的忏悔之路。1926年4月26日，他辞去了中国驻瑞士公使一职，不久，于比利时布鲁日的圣安德诺修道院修道。从此，当上了一名神父。但祖国在他心里还一直不能忘怀，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利用在当地所主办的报纸，还到各地发表演讲，介绍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情况，呼吁欧洲各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并利用传教的方式反抗纳粹对比利时的占领，一度还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抗战胜利后，他再一次因签署“二十一条”向国人表示忏悔，并祝贺祖国一雪前耻，衷心希望国家从此走上振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