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鹤龄

　　杨鹤龄是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人，与孙中山先生、陆皓东烈士是同乡好友，三家相距不远，且是年龄相伯仲的总角交，从小玩在一起。三人之中父亲与陆皓东同庚，孙中山先生年长两岁。他们童年时代正值太平天国失败不久，听到人们讲述洪杨革命故事，对洪秀全的英雄行为，幼小心灵燃起无限向往的火苗。

　　1878年孙中山先生随母赴檀香山读书，接受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教育，则随祖父在港澳读书。1882年，杨鹤龄又到广州算学馆读书，以寻求新思想、新科学。在算学馆里，杨鹤龄与尤烈有同窗之雅，两人从而结成莫逆之交。1886年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进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主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读书，就在这时，与孙中山先生久别重逢，倍感亲切，因均具新思想，所以他们谈论起来非常投契，彼此间的友谊远远地超过童年时代的感情。

　　杨鹤龄是孙中山先生最早的战友之一，也是早期的兴中会会员之一，为人亢爽不羁，为了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毅然放弃富家子弟的优裕生活，投身革命。18岁那年，祖父去世，遗留给杨鹤龄一大批产业，但他宁愿自食其力，先后把这批产业变卖掉，用作提供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费，辛亥革命以后，家住澳门水坑尾斜巷十四号，还是从舅父曹氏家族中租来的。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聘请杨鹤龄为总统府顾问，并嘱许崇智拨款三千元把越秀山南麓的文澜阁修葺一新，改名为“三老楼”，廷请我父和陈少白、尤少纨三人前往居住，日夕共叙昔年“四大寇”的手足情谊。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杨鹤龄见到内政逆转，革命事业遭受很大挫折，深感违背了革命初衷，不符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的和理想，内心痛苦，乃退隐澳门，淡于名利，深居简出，但他没有消沉，却把过去由于革命工作需要，混进烟馆而浸染阿芙蓉之癖戒掉，从而使原先面黄骨瘦的身躯，逐渐变得肥胖起来。他念念不忘孙中山先生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平等”奋斗了一生，更向往着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风范衷心敬佩，对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虽只字片言，亦珍如拱璧，不只作为座右铭，并亲笔仿书，悬诸壁上，时时举以教示勉励，现家里仍挂着杨鹤龄亲笔书写的两张条幅，一张写的是“天下为公”，下款有一行小字：“昔仲尼言之，而志焉未逮，吾友逸仙言之，有志竟成，逸仙贤于仲尼矣。”另一张写着：“博爱”二字，下款也同样有这样的一行小字：“中山先生喜书此二字，蒙作效颦也，亦景仰景流风之意耳。”这二张条幅，历尽艰险，才得保存到今天。还有许多当年孙中山先生发给杨鹤龄的文件及有关革命活动的书信，十年浩劫中被烧去了。

　　1934年8月29日，杨鹤龄突然患脑冲血抢救无效病逝于澳门，享年67岁。

　　当时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西南执行部有如下褒恤令：杨鹤龄同志，性行高洁，器识闳远，早岁翊勤总理，倡导革命，厥功甚伟，民国肇造，退隐家园，功成不居，尤足矜式，兹闻溘逝，轸悼良深，特给治丧费一万元并派秘书处第一股长黄泳台前往治丧，用示笃念革命同志之意。此令！遗骸运回故乡葬于中山翠亨金槟榔山。墓前竖立碑志，以表彰革命前辈的功绩，藉慰九泉之灵。当时中山县长唐绍仪曾作挽诗一首，较中肯地概括了我父的一生，兹抄录如下：总理有耆旧，名门出宏农，香江吟梁甫，契合比卧龙，同时陈与尤，少年气如虹，革命称四杰，足当万夫雄，公尤丰于家，夙家任侠风，慨以满簋金，来助军储供，谈笑决良图，缄默不言功，乡园杖履轻，淡泊明其衷，国帑周岁费，济困为酬庸，优游三十年，镜湖一亩宫，古物时摩挲，俯仰皆从容，方冀跻期颐，长为海上鸿，天限古稀龄，遽返蓬莱峰，忆公少壮日，谁当干莫峰，伏枥岂初志，蛰居宁道穷，祝公贤子孙，鳣堂亢其宗。
 

　　杨鹤龄是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人，与孙中山先生、陆皓东烈士是同乡好友，三家相距不远，且是年龄相伯仲的总角交，从小玩在一起。三人之中父亲与陆皓东同庚，孙中山先生年长两岁。

　　杨鹤龄是孙中山先生最早的战友之一，也是早期的兴中会会员之一，为人亢爽不羁，为了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毅然放弃富家子弟的优裕生活，投身革命。

　　孙、陈、尤、杨“四大寇”，在革命初期的密切关系，然而革命的真理，初期不特未为人所认识，所接受，所支持，所同情，所理解，反而受人讽刺，不敢与之交谈结友，深感认识革命真理之不易。他们四人竟志同道合，意气相投，胆敢在一起聚谈反清抱负，抨击朝政，倡言革命，提出“勿敬朝廷”等口号，所以这四个金兰兄弟，被很多人视为可怕的危险人物，所以港、澳间的亲友皆呼之为“四大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