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濬

　　何成濬，湖北随州人。早年入武昌经心书院。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堂。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5期步兵科。1909年回国，供职于湖北督练公所。次年去北京，任陆军部军制司科员。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派兵南下镇压革命，被任命为一等参谋，其间暗助起义军。不久到上海投奔黄兴，旋去南京参与筹建临时政府工作。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出任陆军部副官长。4月临时政府北迁，任南京留守府总务厅长。次年，二次革命爆发，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失败后逃亡日本。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奉命到湖北联络军队。1920年孙中山再回广州组织军政府，先后被派往湖南、云南等地联络军队。1924年10月被孙中山任命为湖北招讨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随总司令谭延闿入江西北伐。后因屡战屡败，一度解甲回沪。1925年9月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征军总部总参议。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任鄂北绥靖公署主任。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民革命军高等顾问。1928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二次北伐”，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兼徐州行营主任。济南惨案发生后，奉蒋介石之命与日军交涉，拒绝在日方提出的屈辱条约上签字。同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出任参军长。何成浚先后游说过孙传芳、方本仁、阎锡山、张学良、唐生智等军阀，在北伐战争、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东北易帜等重大战役中多方奔走，为蒋介石拉拢和分化各地方军阀立下了大功，东北易帜前，何成浚亲到沈阳，联络张学良、张作相，策划了东北易帜。桂系反蒋，何成浚使桂系部队中的将领倒戈，从而桂军溃败，白崇禧被迫逃离平、津。徐源泉，郝梦龄，萧之楚，上官云相等，都是在何成濬的策动下，归附南京政府的，何也因之也被誉为天才的说客。1929年，先后担任北平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原大战之际，被蒋介石任命为第3军团总指挥。统率徐源泉48师、萧之楚44师、杨虎城17师、王金钰47师、郝梦麟54师、刘茂恩66师等杂牌部队驻扎在河南漯河对抗冯玉祥阎锡山联军。结果包围了临颍。冯军的主将樊钟秀在许昌也在蒋军的空袭中身亡。这只杂牌部队因而在平汉铁路一线成功地拖住了冯阎联军。最终迫使冯玉祥不得不亲自到许昌指挥。此后回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并兼武汉行营主任。1932年任驻鄂绥靖公署主任，负责指挥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后因在西安事变时，置蒋生死于不顾，事后遭到蒋的嫉恨。 1937年抗战爆发，11月再次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为时半年。1939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先后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四、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离职回湖北，任省参议会议长。

　　1949年春避居香港。1951年春去台湾，历任台湾政权“总统府”的“国策顾问”、“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等职。

　　何成濬的父亲何星三，小时穷无立锥之地。后通过经商致富。何成濬排行第三，两个兄长均考取秀才。何成濬本人也为清末秀才。1896年，何成浚14岁时报考湖北武备学堂，因年龄身体均不合格而未获录取。19岁时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由学使蒋式棻保送经心书院肄业。因废科举，兴学校，1903年原有之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合并为两湖大学（湖北文高等学堂）。何于是入两湖大学，从而与黄兴接为好友，并加入革命党。

　　1904年何经张之洞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堂。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结识孙中山。从振武学堂毕业后，何在名古屋军队中实习，接李书城转黄兴嘱咐，望其于军事上更求深造，故而于1907年实习期满，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1909年何回国，供职于湖北督练公所。次年受吴禄贞邀请，拟任吴属下第二十三标标统。未获军政当局批准，改去北京，任陆军部军制司蒐健科科员，秘密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

　　何成濬在北京期间，与湖北随县同乡彭介石过从甚密。彭介石是清末拔贡，当时在直隶省咨议局当议员。直隶省咨议局议长孙洪伊（字伯兰），原系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人物，政治上动摇不定。何成濬通过彭介石的关系，拉孙洪伊投向同盟会。孙洪伊在北方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他投入同盟会后，罗致一部分人，形成一派力量，称为“小孙派”（指孙中山为大孙派）。何成濬因此在同盟会内名声大噪，颇受黄兴等之信任。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派兵南下镇压革命，何成濬被任命为一等参谋，带两标兵（第一镇第一标及第六镇第二十四标）赴汉口，驻扎于黄陂祁家湾。其间何暗助起义军，用计阻止清军过江攻击武昌。武昌起义后，何被吴禄贞任命为参谋长。然尚未赴任，吴便以被人刺杀。故而转赴上海，投奔黄兴，旋去南京参与筹建临时政府工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出任陆军部副官长。期间在黄兴送孙中山赴沪时，何成濬主持平定了南京城内赣军的哗变。4月临时政府北迁，任南京留守府总务厅长。其后，南京政府与北京政府发生冲突，黄兴解职回湘，何也卸任回到湖北。

　　不久，作为黄兴的驻北京代表，何成濬赴北京见袁世凯。 民国二年，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之后，何成濬拒绝了袁世凯的挽留回到上海，参加讨袁。返回上海后，何往返南京上海数十次，游说了驻南京的第八师独立。汪精卫数次与其同行。二次革命中何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讨袁失败后与1913年9月份逃亡日本。

　　1914年6月，何成濬受黄兴委托，以“驻沪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上海，负责联络上海的革命同志继续反袁斗争。期间，何成濬加入欧事研究会。在黄兴去世后，何加入中华革命党。不久，陈其美也回到上海。何与陈其美其间交往甚密，共同进行讨袁斗争。当时湖北人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人，有居正、何成濬、田桐、蒋作宾、邓玉麟等住在上海，何成濬也住在法租界内。何成濬家经常住有闲人，他不仅招待食宿，有时还给点零用钱或帮助介绍工作，人称有“孟尝君之风”。他与黄兴及其夫人徐宗汉，也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在上海时，何成濬曾与蒋介石、陈其美在一起搞过证券交易所买卖，从而与蒋介石熟识。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邀请黄兴入京。何受黄兴之托，赴京查看情形，被黎元洪任命为北京政府内务次长兼警察总监。何目睹大权操于军阀掌权，约法等于废纸，国事不可为，迅即离京。不久黄兴病逝，他转而追随孙中山。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命何负责联络各省军队。何秘密潜回湖北沙市，搜罗了不少枪支，还企图策反了荆沙的石星川独立师。但为湖北都督王占元所侦知，派兵镇压，石星川弃部出走，队伍溃散。他收集残兵，经公安、松滋转入湖南常德，将部队分为两个团，以夏斗寅、张笃伦为团长。他带队和湘西警备司令李书城会合，以图有所作为。

　　1918年3月，北洋军进逼岳阳，他受湖南总司令程潜邀请，率部增援汨罗江防线，但被张敬尧击败，他乘大雨突出重围后，把残兵交给李书城，单身去了广州，但孙中山已经去了上海，他又潜行经武汉赴上海见孙中山。 孙中山赴广州后，何与廖仲恺两人负责留沪联络各方。何留沪约半年，奉命联络了孙洪伊。

　　1920年，他奉孙中山之命去联系湖南督军谭延闿支持护法，但不久谭延闿被赵恒惕赶下台，他无法立足，只好又回到上海。第二年夏天，他又一次去了湖南，想借助湖南方面的帮助，驱逐湖北的王占元，后来王占元虽然被驱逐，但湖北成了吴佩孚的地盘，他仍然不能回湖北活动。

　　1922年6月 陈炯明背叛革命后，何成濬依靠孙洪伊赠予五百金而得以从上海赶赴广州。被孙中山派往云南游说唐继尧，但这时唐已经清除顾品珍等老将，地位已经稳固，不想拥戴孙中山，对他这个老同学很冷淡，他在昆明住了三个月，不成乃返。转而向福建方面活动，这时福建山头林立，群龙无首，何成浚只身入闽，策反了延平镇守使王永泉，协助许崇智拿下了福州。许崇智担任东路讨贼军总司令。何成濬被委任为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他与闽南兴华、永安、泉州三府的实力派人物许卓然、张干之、杨汉烈取得联系，三人有意借助广州方面的名义，保留自己的势力，于是组成兴永泉三府自治机关。总指挥部设在泉州。参谋长潘康时，参谋石毓灵，汪世鎏，喻育之，赵壁原等。何率军三旅扫荡闽南，并整编民军，历时约两年。

　　其后孙传芳部队攻入福建，王永泉与何成濬的部队皆战败，同时孙中山因广州久攻不下，也要何将所部带回广东。于是何成濬又将所部从福建汀州经江西，历28日，于1924年带回了广东，改称“鄂军”。1924年10月何被孙中山任命为湖北招讨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左翼总指挥，随总司令谭延闿入江西北伐。在占领吉安后，左右两翼都失利，因而退回广东。何也因部队损伤过重，需要整理而交出兵权，这时他手头已经无一兵一卒，只是顶着鄂军总司令的招牌领活动经费而已。虽是空头名义，却也提高了他在国民党内的声望。

　　1926年7月第一次北伐战争开始，何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何以总代表名义驻沪，负责联络各地革命者。期间何成功的游说了李振亚，任应岐。其后，何赴南京游说孙传芳，但孙传芳的如意算盘是等到北伐军和吴佩孚打得两败俱伤时他坐收渔翁之利，因此对他的游说毫不理睬，后来干脆拒绝见面，转而联络了江西督军方本仁。方和他的属下军官大都是湖北人，因此对他这个湖北小孟尝很有好感，就接受了他的劝告，成了国民革命第11军。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何任鄂北绥靖主任，并担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当时，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邓演达，委员有李汉俊、何成濬、詹大悲、张国恩、刘佐龙、蒋作宾等人。其后，何又被任命为军事厅长，因徐谦反对，何遂退出湖北省政务委员会。

　　1927年4月，何成濬奉蒋介石委派赴山西联络阎锡山，说服了阎锡山出兵参加北伐战争。何在经过北京时，先联络了在奉系的士官同学韩麟春，挑明了他要去太原，韩麟春当年在日本时有一次掉到河里，多亏他冒死相救，因此无法拒绝他的请求。但考虑到这样对奉系很不利，就劝他先去见张学良。他很会察言观色，又舍得花钱，因此很得张学良周围的好感，他对张说，他去见阎，绝不会做对不起张的事，还说事后一定将谈判结果如实相告，张学良就用自己的专车送他去太原，他见到阎锡山后，就说奉系已经和北伐军有联系了，不再是你们可靠的盟友。这样，阎锡山和奉张都感觉到必须和蒋介石合作才有出路。经过几次谈判，阎锡山同意就任北方国名革命军总司令。他返回北京时，又和张学良谈了几天，鼓励他改换青天白日旗，张学良也谈了一些自己的困难，并提了一些条件，这就为以后东北易帜打下基础。

　　1927年7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特任陈训泳、蒋作宾、方声涛、何成濬、孙岳、方本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该年9月17日,由宁、沪、汉三方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推举何成濬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二次北伐”，何担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兼徐州行营主任。五三惨案中，日方以熊式辉资格不够，拒绝与其谈判。何成濬因而以蒋介石的全权代表身份与日方进行交涉，因拒不接受日方屈辱条约，被日军断绝饮食，监禁一日。何仍不拒绝签字，日方最终只得将其放回。何归还后，北伐军不理日军，绕道北伐。待北平收复后，何又与日军交涉，使日方答应交还济南。其后只身一人劝说张学良东北易帜成功。同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出任参军长。

　　1929年，何担任北平行营主任兼任（孙中山）奉安委员会委员兼总务组主任。1929年1月1日至25日，国民党中央为削弱各地方实力派兵力，整理全国军事，召开编遣会议，会上成立了编遣委员会。该年3月11日又任命何成濬等为中央编遣区办事处委员。同年，为讨伐桂系，于4月5日建成讨逆军第九军，任命何成濬为军长。不久，何成浚任武汉行营主任，该军结束。

　　蒋桂战争爆发后。何成濬从南京赶赴天津，再致电阎锡山派傅作义将其从天津护送到北平。然后一边游说刘春荣师及魏益山师使其拥护南京中央，一边游说唐生智拥护南京中央并利用其影响力策反桂系中的湘籍部队。同时张学良也派于学忠调动部队，暗中协助。使得白崇禧便衣出走，最终蒋桂战争以桂系的失败告终。同年，中东路事件发生，何又应张学良之邀赴沈阳商讨方略。

　　1930年，何成濬继何应钦担任武汉行营主任，并兼任中央讨逆军第三军团总指挥，率部参加中原大战，讨伐冯玉祥和阎锡山。讨逆军第三军团为蒋介石将湖北、河南的杂牌队伍收编而成，担任平汉线对冯作战任务，委任何成濬兼总指挥，受其指挥的部队有第二军蒋鼎文部，第七军杨虎城部，第九军王金钰部，第十军徐源泉部，第十三军夏斗寅部，豫西警备司令岳维峻部，襄樊警备司令范石生部。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厅和参谋、副官、军需、军法4处以及特务团，总指挥部参谋长陈光组中将。总指挥部设于汉口四民街（现胜利街），1930年5月16日，何成濬对平汉线下总攻击令，王金钰部包围樊钟秀部于临颖，并向许昌进逼。何成濬由驻马店到漯河督师。6月4日，坚守许昌的樊钟秀被蒋军空军轰炸阵亡。迫使冯亲赴许昌视察，以安定军心。6月10日，冯军在平汉线发起全面进攻，激战2昼夜，蒋军纷纷向漯河以南溃退。

　　中原大战期间。一群小军阀首鼠两端，在两边都派有代表。中国那时候军阀之间的战争，不只是用长枪大炮，而且还要用袁大头和烟土。那个以东陵挖坟闻名的小军阀孙殿英有过这样一句名言，政治也好，打仗也好，无非就是怎么把钱挣回来，再怎么把钱撒出去。战争要缺了“撒钱兵法”这个法宝，好像就没味道了。无论各方军阀之间结盟也罢，交战也罢，各自的代表都在烟馆和娼寮里把酒言欢，大大小小的交易不停地在签字画押，只要价钱合适，袁大头和烟土到位，战争也就结束了，的确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蒋介石出手阔绰，对于这些代表，要钱给钱，要女人给女人，绝口不谈立场，也不要求他们站在自己这边，而阎锡山虽然也给钱，但斤斤计较，给人报销点路费，就要求代表回去劝说主公出兵相助。结果是被蒋介石拉过去的人越来越多，连本来倾向冯玉祥、阎锡山的人，也都纷纷翻了脸。

　　何成濬自追随蒋介石，就是位撒钱的高手，成为蒋沟通各派军阀的说客，得以重用。他所指挥的军队，都是跟他没有任何渊源的杂牌军，这些依偎于两边的小军阀，一个不小心，没准就倒戈了。可是何成濬自有办法，他从汉口调来一长列“花车”，停在战线己方一侧，花车里不仅有美酒佳肴，云烟云土，而且还有3000佳丽，几乎把整个汉口有点模样的网罗一空。不仅自己这一方的军官自然可以进去享受，而且还十分欢迎对方的排以上军官过来享受一番，吃喝嫖赌之余，还可以带一摞袁大头走路。

　　就这样，在中原大战的西线战场，留声机里毛毛雨的靡靡之音，盖过了枪炮的隆隆之声。冯玉祥亲率主力在东线苦战之际，西线已经到了全线瓦解的边缘。大战结束后，几乎丢光了老本的冯玉祥在日记里写道，他的西北军哪儿都好，就是一见不得钱，二见不得女人。

　　1929年5月份，何成濬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但一直未到职，先由民政厅长方本仁，后有秘书长萧萱代理。1930年2月，何回到武汉正式就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并改组省政府。秘书长为彭介石，民政厅长先是方本仁，改为吴醒亚、其后为刘文岛，建设厅长黄昌榖，教育厅长黄建中,财政厅长是张贯时。之后，因1931年江淮大水进入汉口市区，以及夏斗寅觊觎湖北省主席职务，联合李书城等对何进行攻讦，何于1932年夏辞去兼任的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由夏斗寅接任。

　　1931年11月，武汉行营改为驻鄂（武汉）绥靖公署，何成濬继任主任，负责指挥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何部下徐源泉部剿洪湖，萧之楚部剿大别山，均成功。1935年12月1日驻鄂（武汉）绥靖公署撤销。1935年4月民国第一次授衔时被授为陆军二级上将（特级上将一人，蒋介石，一级上将为冯玉祥，白崇禧，李宗仁，阎锡山，张学良，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1936年7月13日国民党举行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防会议条例》。何成濬作为中央特别指定之军政长官被委任为国防会议议员。1935年3月1日由豫鄂皖3省“剿匪”总司令部改编而成武昌行营，张学良为主任。1936年12月张学良因主持西北“剿总”事辞主任职，何成濬于12月1日接任主任，陈诚任副主任。武昌行营于1938年6月结束。1937年11月何再次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省政府秘书长为杨揆一，民政厅长严重（立三），财政厅长贾士毅，建设厅长石瑛，教育厅长周天放。到1938年6月移交陈诚接任。

　　西安事变期间，何成濬回电张学良：“以委座之德威，竟被劫持。弟何人斯，能无顾虑？”而婉拒张学良的赴西安谈判的邀请，故而当蒋介石返回后受到排挤。社会上更有人借何成濬的电文，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何人斯”。

　　八一三战役爆发时，何正在南京。其后，何被任命为第四预备军总司令。武汉撤退时，何成濬与蒋介石和徐永昌最后撤离汉口。徐与何走湖南，适逢长沙大火，徐与何转往广西，自桂林搭乘机飞重庆。审判韩复榘时，何担任副审判长（审判长为鹿钟麟，副审判长为何成濬与何应钦）。1939年1月何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何在任军法总监时期一方面襄助领袖，秉治乱世用重典之原则惩治军人犯罪；一方面又衡情度理，对于并非十恶不赦者与蒋介石力争免其一死，八年下来活人无数，例如当时的中央日报社长陶百川等。抗战期间，何成濬先后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四、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6年何成濬因抗战全面胜利获青天白日勋章。7月26日何成濬退役，请辞本兼各职回湖北。同年，湖北省咨参议会成立。何成濬参加了选举。参加投票71人，何成濬以63票的多数当选为议长。1947年11月，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召开，何成濬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第二年4月，何成濬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团主席。1948年冬，何成濬不慎跌伤了腿，因治病赴上海。其间何听闻旧部黄百韬在徐蚌会战中战死，大为伤感。1949年初，何转赴香港。1951年春，从香港迁往台湾住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赴台湾后，何成濬担任过国策顾问及总统府资政，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54年担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主席。1960年他又连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1954年陈诚连任副总统由其授予委任状。1961年5月7日，何成濬病逝于台湾，埋葬于阳明山第一公墓。
 

　　西安事变中，何成浚跟何应钦、刘湘等主张“开战”，拒绝了张学良赴西安和谈的邀请，从而彻底得罪了蒋介石。事变之后，恢复了“军委会”武汉行营，蒋介石虽继续让何成浚做主任，但派来心腹陈诚做副主任。

　　西安事变期间，何成濬回电张学良：“以委座之德威，竟被劫持。弟何人斯，能无顾虑？”而婉拒张学良的赴西安谈判的邀请，故而当蒋介石返回后受到排挤。社会上更有人借何成濬的电文，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何人斯”。

　　在他本人的自传中，关于西安事变写道：

　　二十五年西安事变发生，何敬之、朱培德来电邀余入京商议。当时情势，亦只有派兵北上，故一致主张强硬。事变结束后，本人即返汉口。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役，本人适在南京。

　　抗战军兴，改编军队，重划战区。本人受命出任第四预备军总司令。南京撤守后，蒋公来汉口主持。军队全部撤离后，仅留蒋、徐（永昌）与余三人最末离开。徐与本人走湖南，适逢长沙大火，转往广西，自桂林搭机飞重庆。
 

　　抗战期间，何成浚老家随县属第五战区管辖，因为“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司令长官李宗仁与何成浚成为宿敌，李宗仁为了报复失势的何成浚，逼何家多交军粮，以致把所有的收入都交了还不够，何成浚要求把田产交给当地政府代管，收入全部充公，李宗仁不准，无奈之中，何成浚只得把这个请求呈报蒋介石，蒋签字同意后李宗仁才作罢。

　　1944年7月17日，随县北部天河口发生了一起惊天大奇事，当地老百姓拿着土铳、标枪、农具等捣毁了国民党地方部队“鄂豫边区游击挺进总指挥部”，杀死官兵20多人，活捉总指挥何章海等50余人，史称“天河口民变”。第五战区认为是“受共党挑拨”，派去五个师镇压民众，何成浚对此非常不满，在日记中写道：“其手段之毒辣，果不出吾人所料，中央竟若信之，则各地民众不欲参加共产党，亦势不可能矣。”道出了他对国民党前途失望的心迹。
 

　　何成濬的大儿子何懋周，是平汉铁路管理局总务处副处长，铁道部专员，国民党程潜部少将师长。

　　因为大儿子何懋周跟着程潜投诚起义，随县土改工作队趁程潜到北京开会的空档把他从长沙弄回老家枪毙了。何成浚心灰意冷，加上溃退到香港的部下、老乡、亲戚等经常上门求助，所带积蓄很快花光，他只好硬着头皮到台湾向蒋介石乞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