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汉章

　　1917年1月，陶汉章出生于江西省进贤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他的祖父文学、理学造诣极高，清末曾任直隶州知府，为官清廉刚正，深得百姓爱戴，后辞官返乡大办学堂，启蒙民智，为乡邻所称道。陶老的父亲陶南山是清末新潮派文人，擅长诗词、文赋、考古、水墨画，还精通医术，曾东渡扶桑学医，与鲁迅先生同窗。陶汉章就是在这种良好的家教氛围中成长的。他13岁来到南昌，先后读过匡庐中学和洪都中学。就在小汉章在洪都中学求学时，父亲不幸染病逝世，从此家道中落。陶汉章毅然作出了投笔从戎的选择——考取西北军官学校

　　1933年初，日本侵略者由东北南犯长城，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建起抗日同盟军，并急电西北军官学校入察哈尔准备抗战。陶汉章被分配到著名抗日将领吉鸿昌手下做机要通讯员。然而，在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打压下，抗日同盟军遭到重创，冯玉祥被迫下野，吉鸿昌也惨遭杀害。陶汉章辗转回到南昌，奔向红军。

　　参加红军不久，因陶汉章读过军校，理论素质相对较高，任弼时便把他分配到红军第四分校从事政治宣传和教学工作，主要教授班、排、连战术和单兵技术。

　　1934年秋，陶汉章被输送到红2军团工作，担任教导营副营长。

　　1935年秋，陶汉章任红2方面军教导营营长。

　　长征结束后，陶汉章受命来到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任队长兼教员，并随总部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辗转办学。有一天，学校收到一封来自国统区的信函，信中希望八路军能为抗日军民提供一本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书，落款是“三联书店邹韬奋”。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把这封信交给陶汉章说：“正好你教这一课，就由你来写吧。”陶汉章历经3个月，写成了17万字的书稿。

　　根据形势的需要，晋察冀根据地建立了抗大二分校。这时，陶汉章被抽调到二分校，先后任教育科长和训练部副部长。抗大二分校的办校条件非常艰苦，物资供应极端缺乏，困难并没有阻止抗大二分校的成长壮大，学员人数从起初的1000多人猛增到4000多人，不仅培养了大批学员，还造就了一批有名的政治、军事、文化教员，如杜喻华、田牧、油江等。

　　1943年春，陶老调离二分校，任晋察冀军区平北12军分区参谋长，先后组织打了“反扫荡”、“麻雀战”、“地雷战”等一系列恶仗。抗战胜利后，他出任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参谋长，先后参加指挥了平汉战斗、大同战斗、正太战役、保卫张家口战役、正定战斗、华北破击战、南北桥头战斗、新安战斗等。

　　在指挥作战的同时，陶汉章还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撰写《参谋工作》一书。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政委的罗瑞卿决定要办一个高级参谋班。

　　由于解放战争的发展，对干部的需求扩大，中央决定成立华北军政大学，加快对干部的培训，并调陶老到军大任教育长。陶老在军大除亲自授课外，为适应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需要，还撰写了大量的军事著作，诸如《攻坚战的战术问题》、《步兵操练法》、《兵棋论》、《战役学是战术学的过渡阶段》、《哲学也是战略学的一部分》、《诗人往往是战略学的始祖》、《课外辅导问题》、《课堂讲授法》等。这对提高学员和指挥员的军事指挥艺术，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国后，在刘伯承院长亲自领导下，陶汉章参与了我国第一所正规化的最高军事学府——南京军事学院的创办，并任训练部副部长。他们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精神，超负荷地工作，为我军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军事人才。

　　陶老的《孙子兵法概论》写成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有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5个国家的译本，在世界数十个国家出版发行。

　　1973年，陶老在广州军区任参谋长期间，“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他。“蒙难”后，军委调他回北京工作，经叶剑英批准任军政大学副校长和其后的军事学院副院长。在林彪、“四人帮”大搞“空头政治”破坏军队建设，使军事学术研究停滞不前，军事院校名不副实的情况下，陶汉章始终力主恢复军事教学。他先后撰写了《院校要走在训练改革的前列》、《关于现代战争特点的探讨》、《亚热带山岳丛林战斗要则》、《关于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的意见》等学术著作和论文。陶老不仅在军事学术研究领域中充当了尖兵，而且始终坚持讲课，深入教学第一线。

　　陶老离休后的生活很规律。除了撰写书稿外，他十分关注国内外大事，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还喜欢看《作家文摘》、《炎黄春秋》等杂志。据陶老的夫人汤景秀老人介绍，陶老对文字有种特殊的感情，哪怕是张小纸片他也会看上半天。记者采访陶老时，送给他几本《老友》杂志，他顿时爱不释手，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陶老年事高后患有耳疾，平时不太爱说话，但他有一大爱好，那就是逛超市。汤老说，陶老一逛超市，就特别兴奋，好像回到了年轻时代，充满了活力。他过去战争年代养成的老习惯依然没有变，逛超市时喜欢买腊肉、咸鱼吃。汤老介绍说，非典时期，陶老一直密切关注着非典形势的发展，他也按照要求尽量少外出。
 

　　陶瑞——中国新兴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开国少将陶汉章儿子)

　　陶乐——原《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编审（原广州军区参谋长陶汉章女儿）
 

　　陶汉章将军言：延安大生产时，将军负责开一餐馆，名为“红星酒楼”。某日，陈赓将军来吃饭。饭后，一士兵要他结账，陈赓一拍桌子，曰：“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言罢拂袖而去。陶汉章将军将此事告黄永胜，曰：“有人吃饭不给钱。”黄永胜怒问：“谁？”陶汉章答：“陈赓。”黄永胜转怒为喜，曰：“开馆子第一餐免费。”诸将领闻之大喜，纷纷而来。一月过后，“红星酒楼”亏损700大洋，倒闭。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下达了一些生产自救运动的文件，而那时的黄永胜将军十分有经济头脑，他为了响应党组织的号召，便在延安开了一家酒楼，名曰“红星酒楼”。

　　有一天，红星酒楼来了一位客人，在他吃完饭后结账，没想到的是这位客人竟说：“告诉黄永胜，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说完后便潇洒的离开了。后来黄永胜才知道，原来刚才吃霸王餐的是陈赓。因此黄永胜将军才将此事揭过，并说道：“陈赓来吃，也不容易，免费！”

　　谁知这句话被流传了出去，当时在延安的将帅们都跑到黄永胜的红星酒楼中来吃饭，并且吃了都不掏钱，还理直气壮的说，为什么陈赓吃饭不要钱，我们吃饭还要钱。再大的饭店也经不起延安的将军们这样吃。最后红星酒楼因此不得不宣布破产，此事也令黄永胜将军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