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

　　伍修权，曾用名吴寿泉，祖籍湖北阳新，出生于湖北武昌。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

　　伍修权青少年时期，在陈潭秋、董必武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1923年冬，经陈潭秋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由党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7年9月，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29年到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1930年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1931年5月，在中国革命的困难时期，他几经努力，不畏艰险，毅然回到祖国，投入艰苦的武装斗争。回国后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到中央苏区后，伍修权先后担任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瑞金红军学校第一期连指导员、第二期政治营教导员、第三期军事团教育主任，军委模范团政委，军委直属第三师政委，福建军区汀（州）连（城）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其间，参与编写了我军早期的军事教材，编译了苏军战斗条令，参加了第三、四次反“围剿”。在芦丰战斗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1933年秋，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翻译，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列席遵义会议。在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后，伍修权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参与组织抢渡金沙江、吴起镇、直罗镇等战役战斗。过草地时，提出了战胜敌人骑兵的有效战术。在红军陕甘支队期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起草了发布全军的政治训令。1936年4月，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参谋长，参加了东征战斗。1937年2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负责边区政府日常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伍修权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他利用其公开合法的身份，帮助指导党的地下组织，培训干部，发展党员，扩大组织；作为沟通延安和苏联联系的主要通道，接收和转运了苏联援助的及西北地区支援的大量抗战物资；接送了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等党的主要领导和大批革命家，使办事处成为我党在西北地区的一处“战斗指挥所”和“革命接待站”。1941年7月，伍修权返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其间，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参加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主持研究制定了用政治手段粉碎敌人军事进攻的方案。1945年参与起草了朱德在“七大”的军事工作报告。同年8月，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伍修权赴东北工作，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等职。1946年4月，任军调处执行部长春分部我方负责人，同国民党及美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军事、政治斗争。1947年后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东北军区军政学校校长，参与筹建了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和第一所海军学校，为我军海、空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1950－1958年，伍修权先后担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副部长、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等职。1950年1月，伍修权随周恩来总理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并参与起草中苏友好条约等一系列工作。1950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会，在联合国讲台上慷慨陈词，严厉驳斥美国及其同伙对我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痛斥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在担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期间，他积极开展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为建立和发展中南友好合作关系、传播两国人民的友谊，作了不懈的努力。

　　1958年10月－1967年4月，伍修权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并曾兼任机关党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伍修权不畏邪恶，刚直不阿，正气凛然。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挺身而出保护王稼祥等领导干部和受迫害的群众，坚决抵制林彪、康生一伙的倒行逆施并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遭到残酷迫害，被关押监护长达八年。

　　1975年4月，伍修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分管情报和外事工作。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决议，拟制了新时期情报、外事工作方针和规划，主持修改了军队外事工作的有关规定，加强了国际战略形势的调查和综合研究，为党中央、中央军委若干重大决策提供了依据。

　　1980年6月，党中央决定伍修权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和特别法庭副庭长、第二审判庭审判长，领导参加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胜利完成了这一令世人注目的历史性审判。

　　是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在担任中顾委常委期间，伍修权经常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积极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他担任中顾委在京委员临时党委书记时，组织学习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领导完成了中顾委在京委员的整党。他还担任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兼检查组组长，主持查处了若干大案要案。参加了党的十三大筹备工作。担任过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他还担任了中苏、中俄友好协会会长，北京国际战略学会会长，老区建设促进会名誉会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在祖国统一、香港回归、维护国内安定团结、倡导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晚年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我的历程》、《往事沧桑》、《回忆与怀念》、《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7年11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伍修权并未授予军衔，但这并不能否认他对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

　　伍修权是一员儒将，戎马生涯几十年，几度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参与机枢，筹划大局，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叶剑英元帅曾经称赞伍修权同志“文武双全”。

　　伍修权是我军陆、海、空三军院校建设的开拓者之一。伍修权还是我军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他非常重视对情报的搜集和研究。
 

　　伍老他一生娶过两个妻子，前妻生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是前妻很早就去逝了。后来他为五个子女找了位后妈，于是又娶了第二位妻子名叫徐和。伍修权与第二任妻子徐和又生了第五个姑娘名叫伍延力。

　　大女儿名叫伍一曼曾经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医生，在退休之后全力投入父亲相关文献的整理工作当中。

　　儿子名叫伍天福，算得上是子承父业。伍天福年轻时考上了军事学院，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伍天福曾任职于国防部外事局局长。
 

　　1950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会，在联合国讲台上慷慨陈词，严厉驳斥美国及其同伙对我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痛斥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

　　伍修权进而揭露：“美国的实际企图是如麦克阿瑟所说的为使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海港。”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针对“美国未曾侵略中国领土”之说，伍修权质问道：“好得很，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们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

　　伍修权又说：“美帝国主义者现在走的正是1895年日本侵略者走的老路。但是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时代不同了，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富有反抗精神和高度警惕的中国人民，一定能驱逐一切侵略者，恢复属于中国的领土。”最后，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三项建议：第一，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台湾及干涉朝鲜的罪行；第二，使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第三，使美国和其他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伍修权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遇到任何艰难曲折，始终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公道正派，不畏邪恶，敢讲真话。他顾全大局，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勤于学习，勇于探索，团结同志，爱护下级，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自觉执行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廉洁自律，艰苦朴素，严格要求亲属子女及身边的工作人员，教育他们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他以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身体力行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无私的革命品德，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