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施存统别名施复亮,出生浙江金华,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和活动家。施存统在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中共,曾在多所高校任教,曾是文化界救国会领导人之一,曾组织民主建国会。建国后,施存统担任过劳动部副部长、民建中央常委和副主席等职,于1970年病逝北京。
人物生平
1899年冬生于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叶村。祖父施长春,世代务农。祖母徐氏,粗识文字。祖母性格刚强,辛勤劳作,备受艰辛。虽然施复亮自幼家境贫寒,但是他发誓努力读书,将来为父母争气。祖母还教育施复亮,如果做官就要作清官,不能贪财,要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些教诲对施复亮一生影响很大。
施复亮9岁入私塾,习读四书五经,两年后转入金华长山小学。他学习刻苦,尤其是作文成绩特别优秀,在学校里一直名列前茅。
1917年,由大舅父资助他考取位于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1919年春,祖母因过度操劳又缺乏营养,导致双目失明,兼患其它疾病,又因生活贫困得不到医治,同时还饱受祖父的打骂和虐待,终于过早地离开人世,年仅45岁。祖母的早逝对施复亮刺激很大,他不断地苦苦思索:中国历来主张“孝道”,“百善孝为先”,我爱祖母,可是祖父虐待祖母;我要对祖母尽孝,就要反对祖父;可是,对祖父同样要尽孝,我又不能反对他。恰在这个时候,,《浙江新潮》向他约稿,施复亮就写了《非孝》一文。他认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此文一出,舆论哗然,认为是洪水猛兽,是孔夫子的叛徒。由于文章通篇洋溢着对封建旧传统的反叛精神,施复亮被迫离开学校,这就是引起轰动的“一师风潮”。
1920年4月间,施存统与俞秀松打算从上海去福建的漳州,投笔从戎,去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在上海停留时,施存统由俞秀松介绍,认识了戴季陶,又由戴介绍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戴季陶与陈独秀都很欣赏这个写《非孝》的勇敢的年轻人。当戴季陶知道他们想去投靠陈炯明时,就说服他们“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二人被说服后,决定留在上海,先在《星期评论》社寄身,同时打算到工厂做工。但当时施存统正患肺病,所以就不得不暂时放弃到工厂做工的打算。
1920年4月,魏金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派遣,第一次来到中国,魏金斯基抵达上海后,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成员有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杨明斋、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共8人,还由戴季陶负责起草了党纲,施存统、俞秀松、沈玄庐参与了党纲的讨论和修改。1920年6月,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5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这5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5个党员。
1920年6月20日,在戴季陶的资助下,施存统从上海乘船到日本学习和养病。在日本东京,施存统经常与上海的陈独秀、李达保持通信联系,商讨建党的有关问题。陈独秀、李达还介绍施存统与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还指定施存统为该小组的负责人。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刚刚成立时,发展缓慢,中共“一大”前,成员只有施存统与周佛海二人,当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达、李汉俊寄来的信函,要求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时,他们二人就互相推选对方担任代表,因为周佛海己多年没有回国了,最后决定由周佛海代表日本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一大”。这一时期的施存统,在日本看到许多国内查禁的书籍,他广泛涉猎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日本共产主义研究者河上肇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施存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他翻译的《资本论大纲》和《社会进化论》等,深受读者赞赏。
中共“一大”后,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发展很快,成员发展到10多个人,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农民王”的彭湃,该小组的组长依然是施存统。1921年8月,共产国际为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派张太雷来到了东京,由施存统介绍与日本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可是很不幸,同年12月,施存统与部分日本共产党员一起被捕,在东京监狱里关了10多天后,1922年1月,施存统被日本驱逐出境,遣送回国。
施存统回国后,受共产党中央的委派,开始着手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当时全国都派代表出席了大会,他们中间有湖南省的刘少奇、易礼容,北京的代表邓中夏,广东的代表是谭平山、陈公博,太原的代表贺昌、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也参加了会议,而且蔡和森在大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大会上还决定了团的纲领,选举俞秀松、蔡和森、张太雷等为团中央委员,施存统当选为团中央书记。所以,施存统才是真正的团中央第一任书记。1922年底,团中央随着党中央由上海搬到北京。
当时,党中央和团中央的关系非常密切。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市东南大学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0名左右,有湖北省林育南,北京的刘仁静、邓中夏,此外还有瞿秋白、恽代英等。因为施存统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在会上他力辞团中央的一切职务,后经大会讨论,同意了施存统的请求,于是,施存统离开了团中央。施存统离开团中央后,1923年秋,来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24年10月,瞿秋白被反动当局通缉离校,社会学系主任一职就由施存统继任。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施复亮遭军阀孙传芳的通缉,党组织上安排施复亮奔赴广州,在广州施复亮先后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政治经济学。1927年2月,党组织又调施复亮夫妇到武汉中央军校任教官。后来中央军校学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奉命被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由恽代英任党代表,施复亮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妻子钟复光此时则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施复亮觉得共产党前途无望,在思想上,他既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也不满共产党的暴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施复亮写了《悲痛的自白》刊登在1927年8月30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因为施复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就是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所以施复亮还是国民党党员,施复亮在《悲痛的自白》中宣布不退出国民党。施复亮退出共产党后,有一段时间,他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他曾经幻想通过改变国民党的做法,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一度参加过国民党的改组派,后终因意见不合而退出,他对国民党绝望了,决心埋头做一个书呆子,就这样施复亮从政坛上退到了书斋里。1929年到1936年间,施复亮编著了《资本论大纲》、《经济科学大纲》、《社会意识学大纲》、《唯物史观经济史》、《现代唯物论》、《社会进化论》、《苏俄政治制度》等20余种译著,这些书有些是他一个人译的,有的是与陈望道等人共译的。在当时白色恐怖弥漫下的中国,这些书经常遭到查禁,施复亮赖以生活的稿费、版税收入自然很微薄。但他的这些书籍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革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帮助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施复亮曾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民国大学教授《资本论》,九一八的炮声让已经回到书斋里的施复亮再次开始关心政治,他在北平公开演讲,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不少学生纷纷去他任教的民国大学“听左派教授施存统演讲”。因为思想激进,施复亮曾经是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欲逮捕五大教授之一,因为学生提前报信,施复亮才得以逃脱。因为遭国民党通缉,1933年由冯玉祥资助,施复亮东渡日本卖书、读书。1935年春,冯玉祥将军聘请他到泰山讲学,冯还赠送给他2000元。1935年暑期,他又与夫人钟复光同去日本读书、卖书。1936年春,施复亮在上海与人共筹进化书局,还出版了不少进步书籍,同年施复亮应李宗仁之邀去广西大学教书。
1941年,施复亮失业,度日艰难,儿子施光南还不满一岁。有人劝告施复亮投靠国民党,去当个参议员。对此,施复亮严辞拒绝,义正辞严地说:“宁可饿肚皮,不投蒋介石”,表明了他不和国民党同流合污的坚决态度。
抗战胜利后,施复亮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参与民主建国会的筹建,成为在国统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名著一时的战士。1946年2月12日,施复亮在重庆校场口事件中,惨遭国民党特务毒打以至脑震荡。当时我在重庆女子中学读书,请假服侍施复亮。校场口事件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在医院中,由施复亮口授母亲钟复光笔录一篇题为《愤怒的抗议》文章,揭露国民党的罪恶行径,他在文中指出:“我对于这种事实,不能不对于今天当权的国民党表示愤怒的抗议!”“我们个人是被打了,但是历史的车轮还是要向着我们所相信的方向进行的。”
周恩来、陆定一等中共领导人在血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就赶往医院慰问了施复亮等人.
施复亮出院后,重庆的空气十分紧张。
蒋介石已在策划发动全面内战,爱国民主运动受到镇压,民主人士受到监视。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同志提议施复亮迅速离开重庆以免受到迫害。6月初,施复亮与新华社的一些同志乘飞机迁往上海。施复亮在上海想找个工作维持生活,但是国民党教育部已密令全国各学校,不准聘用施复亮任教。期间,施复亮曾去主编《京沪月刊》,但因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有反对蒋介石的内容而被辞绝了。施复亮没有工作,甚至连住房也没有着落。这时候,一位名叫周庚的中共地下党员帮助了施复亮,请我们搬到他的家中居住,父亲非常感谢这位在困难中接济他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施复亮担任了国家劳动部副部长职务,对比解放前,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他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家中一日三餐十分简单,他的一双皮鞋穿了20年。三年困难时期,副食品供应紧张,我见光南常开夜车,脸色不好,就买了半斤巧克力给他,施复亮知道后批评我说:“你怎么买这么贵的东西?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不能忘记农村,不能忘记农民。”
施复亮烟酒不沾,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多余的钱参加储蓄,一旦公益事业需要,马上慷慨解囊。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救济上海失业工人捐款1145000元(旧币),河北水灾捐款2000元,支持家乡办学捐助2000元,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施复亮去世以后,没有给家庭留下一分钱。
施存统后代
其子是著名作曲家施光南。
施光南(1940年8月22日—1990年05月02日),被称为“时代歌手”,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自己培养的新一代作曲家。祖籍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源东乡叶村。父亲施复亮是共青团早期领导人,母亲是重庆江津人。代表作有《最美的赞歌献给党》、《月光下的凤尾竹》、《祝酒歌》等。
施存统夫人王一知
王一知,中共早期的女党员之一,1922年由俞秀松和
刘少奇介绍入党,与王剑虹(瞿秋白原配妻子)、丁玲(作家)等在上海平民女校、上海大学学习。与向警予(
蔡和森妻子)、王会悟(中共一大代表
李达妻子)等从事革命活动。1953年起,长期担任北京101中学校长,1982年退休。
王一知大约是在1923年在上海大学时与施存统相识和同居的。1925年与张太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州起义领袖)同居,1927年10月20日,生子,张芝明。1927年
张太雷牺牲后,王一知携子一度蛰居北平,后与做地下电台工作的龚饮冰结婚,在上海长期从事党内秘密电台的联络工作。
施存亮与王一知分手后,1927年,在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政治部主任时,与军校教员钟复光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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