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楚

　　宁汉分裂后，根据党的有关指示，龚楚、谭军略于5月初率领乐昌农军500余人抵达韶关，与北江工农军汇合共1100多人，组成“北江工农讨逆军”，龚任总指挥，前往武汉参加讨蒋介石。当北江工农军抵达湘南耒阳进行整训时，被改编为第13军（军长陈嘉佑）补充团，龚楚任团长，李资任副团长。7月中旬，武汉政府宣布分共，龚楚把部队拉到江西，于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后，补充团大部分编入贺龙的第20军3师6团第3营，龚楚任该营指导员。不久，党中央调他前往长沙，领导秋收起义工作，因中途被敌军袭击，失去联络，被迫转赴香港与地下党联络，尔后龚楚潜回家乡。

　　1927年底，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到达粤北曲江犁市，为第16军军长范石生所收留，化名王楷，部队对外宣称第16军140团。中共北江特委便派龚楚到朱德部队工作，委以140团团副的名义。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16军140团名义，由宜章大豪绅胡泮藻的五少爷——胡少海先导，进了宜章县城。当晚举行暴动，占领宜章县城，捕杀了县长杨孝斌等，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1师。31日击溃前来进剿的独立第3师许克祥部5个团，乘胜追击直达坪石。随后在乐昌板塘村整编，把宜章的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3师，由立了大功的胡少海任师长，龚楚任党代表。

　　1928年4月28日，朱毛在井冈山会师。5月4日在砻市召开庆祝大会，宣布成立红四军，下辖3师8团，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陈毅任军委书记。原宜章农军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3师改编为红四军10师29团，仍由胡少海任团长，龚楚任党代表，龚楚还担任了红4军前委常务委员。接着，胡少海、龚楚率第29团参加了打败两杨会剿井冈山的战役。7月，红四军奉湖南省委命令南下湘南。7月24日，朱德率两团打进老友范石生部队驻守的郴州城，不久范部反攻，红军退出郴州。但29团各营连在郴州发到不少洋财，不再听从命令，成连成排地向家乡宜章奔跑，结果一部分被土匪胡凤章打垮，一部分跑回家去了，只有副营长萧克率领的1个连和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及团部零星人员一共百余人随军部和28团撤退。8月底，红四军前委会议，朱、毛率红军主力回井冈山，杜修经、龚楚负责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继续领导资兴、汝城、桂东、安仁各县及赤卫队，以此为基础，开展湘南工作。

　　11月龚楚奉命赴长沙恢复重建市委，途中遭到袭击，返回乐昌。不久又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被中共广东省委调至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参与举办《正义报》《香港日报》，办兵运训练班。

　　1929年5月，奉中共中央委员贺昌指令，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参如广西俞、李政权工作。他离香港到达广西梧州，化名龚鹤村，先在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广西编遣特派员李明瑞的政府里任省政府办公室机要秘书，做俞作柏的工作。省府从梧州迁往南宁后，又改任船务处处长、南宁市公安局局长。所以实际上中共对俞、李的策动是主要通过龚楚来进行的，而多年前拍摄的电影《百色起义》里，因为后来龚楚对革命事业的破坏，没有安排龚楚这个人物出现。

　　1929年12月11日，龚楚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即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即龚楚），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即陈明），下辖三个纵队。1930年11月7日，红七军7000多人集中在河池举行整编大会。整编后，红7军领导成员作了一些调整：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邓斌、龚鹤村等仍任原职，下辖第19、20、21共三个师。第19师由原来的第1纵队改编，前身是警备第4大队和教导总队，战斗力最强，由龚鹤村兼任师长，邓斌兼任政委；其它两个师的前身是各县警备队和农军，战力较弱。

　　由于龚楚熟知井冈山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在红七军的建军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931年1月，红七军艰苦转战湘粤境地，因伤病员增多，在广西贺县桂岭休整了3天。根据全军已减员至3500多人的情形，军部决定将3个师缩编为第55、58两个团，龚鹤村兼任第55团团长，李明瑞兼任第58团团长。红七军进入湘南后，经宜章县开进广东乳源县梅花墟。2月3日中午，红7军与前来追击的粤军邓辉团、湘军唐伯寅团和陈龙团展开了激烈战斗，战斗至黄昏时结束，梅花战斗中龚楚受伤，留下地方疗养。此后，红七军转战湘南，进入江西苏区。

　　4月，广东省委经与中共中央联系，龚楚转到上海福民医院治疗。8月，龚楚伤愈后离沪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沿途经广东汕头、潮安、大埔到福建永定游击区，然后直达长汀河田中央苏区。

　　1931年8月，龚楚伤愈后经香港辗转到达中央苏区，任红7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模范团团长、红1军团第3师第7团团长、粤赣军区第22师师长等职。

　　1934年9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龚楚为赣南军区司令员，钟循仁为赣南军区政治委员。中央军委令龚楚严格督促该军区第65团采取积极行动，向龙布、长河一带开展游击战，消灭这一带的土匪和粤军。9月21日，龚楚、钟循仁向朱德、周恩来、项英报告了打击和消灭敌人的部署。随后，将各县区军事部改组为游击司令部，开展游击活动。

　　1934年10月22日，中革军委宣布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五个军区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红24师和红10军，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

　　龚楚进入中央苏区后，马上就被派任红12军34师师长。两个月后，又接任红12军参谋长。到职仅7天，因李明瑞在肃反中被杀，于是龚楚又被调往江西会昌，接任老部队红七军的军长。在下面的一年里，龚楚率红七军参加了扩大中央苏区的历次战役，如赣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等。到这年年底，龚楚因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撤去了军长的职务，不久改任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团长。不久，模范团改为红1军团第3师第7团，任团长；旋又调任独立第22师师长兼政委，不久又改任粤赣军区司令员。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龚楚出席了会议。据说，在这次会议上，“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

　　那么，龚楚到底犯了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受到如此的惩罚呢？龚楚在以前困难的时候仍然起劲地进行革命，现在正是红军发展最顺利的时候，自己也身居高位，怎么忽然“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呢？这两点内地公开发表的书籍文章里一直讳莫如深。

　　根据相关资料和龚楚自传，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龚楚“吃不了苦”，长期的艰苦战斗使他的意识产生了动摇；二是他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

　　当时国民党军政当局在军事“清剿”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用金钱和高官厚禄等手段引诱共产党和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变节投降，以分化瓦解共产党组织和红军队伍。龚楚革命意志不坚定，革命失利时多次脱离革命队伍潜回家乡。面对国民党的残酷军事“清剿”和政治上的引诱，龚楚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经不起失败、艰苦、生死的考验，悲观动摇。

　　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有田40亩甚至不满10亩者便在被消灭之列。

　　据龚楚个人回忆：“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诈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这里提到的杨遇春是江西瑞金人，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20岁出头就当上了红军独立师师长、红12军35师师长，他也曾是龚楚的老部下（龚楚做12军34师师长，杨是该师101团团长），因家庭被清算，自身难保而投降国军，后来入了军统系统，终身与中共为敌。

　　龚楚对“消灭地主”运动没有全面了解，错误认为部分地区实行的滥杀政策就是“消灭地主”的实质，并对此表示了异议。

　　1934年4月中旬，高级研究班结业后，因这时的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患严重的贫血症在汀州医院疗养，龚楚调红军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两个多月，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1934年5月，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龚楚任赣南军区司令员，一个月后改任参谋长，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10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简称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中央军区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谭震林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分局长。中央军区司令部驻江西会昌县。10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了长征。

　　1935年2月17日，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红24师71团团长史犹生、政委石衡中率领该团的9个连，经信丰大余油山转至湘南，收容湘江战役中的红34师失散队伍，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尔后，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红24师71团1200人的队伍；避开国军主力的封锁线，从江西于都突围，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圩，再经油山转出广东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3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堵截，于3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临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和收容红34师失散队伍。

　　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1]  。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纷纷酣睡之际，龚楚半夜三更爬起床，悄然逃离黄茅村回到故乡长来村。至此，龚楚终于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十年的事业，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不久，龚楚投靠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先后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1]  。由此可以看出，杨遇春和龚楚等人离开革命队伍，进而投靠国民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苏区进行的肃反运动扩大，在当时某些领导同志的默认和错误理解下对广大指战员和投诚人员清洗，这种“左倾”的做法致使在这一时期的党中黄埔背景的善战之士脱离共产党或者投靠国民党，对党的事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龚楚回乡后不久，经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的引荐，在余汉谋的粤军第1军先后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务，对曾经的战友和同志大开杀戒。1935年10月13日，龚楚率领30余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由广东仁化到达北山，企图消灭该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他们先与土匪周文山部假打一阵，然后说是湘南红军，来找关系，诱使赣粤边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叛降，并在南雄北山龙狮石以召集游击队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一部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投降。结果发生战斗，除逃走几个外诱杀了北山游击队60多人，逮捕了30多人。这就是“北山事件”。1935年10月20日，龚楚、何长林又带领粤军“抄剿”项英、陈毅的驻地，途中偶遇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侦察员吴少华等，要吴带路去见项英、陈毅。吴少华识破龚楚的阴谋，在到达营地前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人听见枪声迅速逃走，躲过了这一劫。龚楚听到山上枪响，不知道山上有多少红军，又想到自己在山下处于不利地形，贪生怕死的他慌忙带着队伍沿着下山的小路逃走。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龚楚先在5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驻守江苏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后回第7战区任少将参谋。日军侵犯广东时，龚楚出任第7战区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与侵犯广东从化的日军激战于木壳岭，歼敌甚多，保卫了韶州的安全。1942年以后任第4战区第46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抗战胜利后，龚楚曾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徐州市市长，在任期间口碑不错，不久去职返粤。1946年当选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省第4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10月，解放军打到了北江，龚楚带领一个保安团逃到了乐昌县瑶山。这时，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劝龚楚投诚。接信后，龚楚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于是在11月上旬率其所部下山向乐昌县人民政府投诚，随后到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其问题。12月，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时海南守将为龚楚的乐昌同乡薛岳。时任广东省长的叶剑英请示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去策反薛岳投诚。龚楚满口答应，但他深知自己过去做得太绝，按照党的政策和先例，将来绝没有好果子可吃，因此他滞留在香港，并定居于此。后曾应邀赴台湾谒见蒋介石，蒋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以配合伺机反攻大陆。但他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婉拒了委派，从此脱离政治漩涡，名字也改成了龚松庵，返回香港兴办实业。

　　龚楚在香港一呆就是40年，其间曾去美国，拿了“绿卡”，但由于语言阻隔和生活习俗的关系，不习惯那里的环境，于是又重归香港。平日多以写作和书画自娱，除出版了《我与红军》和《龚楚将军回忆录》两本书外，还写诗词练书法，他的一张墨迹在香港市场至少可卖到三、五千元。

　　八十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了关于不再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年近90的龚楚闻讯后萌发了回乡的念头。

　　乐昌县、长来镇有关部门闻讯后迅速把此事向上报告，并请示以何种规格接待龚楚，今后与之来往的政策如何掌握等。省统战部门最后批复：对龚楚回乡定居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至于政治上是否要作适当安排，待后再作考虑。

　　1990年9月13日晚，龚楚与夫人王兰芬在其侄孙龚庆韶等人的陪同下，坐火车从深圳来到韶关，乐昌县委统战部、县府办、侨务办和长来镇领导等共10多人早已在此恭候。在接风宴会后，龚楚递上3封早巳准备好的分别寄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的书信，委托韶关口岸办党委书记龚洪水代为寄发。3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向他旧时的同事问候和请求准许他回乡长住。同时，他还委托龚洪水以龚楚的名义发电报给在百色起义时就开始一起共事的邓小平，报告他已从香港回乡的快讯。龚洪水答应翌日一早便去韶关邮电局代为发报和用挂号把3封信发往北京。办完这件事后，龚楚连夜起程赶回乐昌家乡。

　　龚楚回乡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县府党政官员、统战部官员上门祝贺自是少不了的，还有接踵而来的亲戚故友和闻讯前来一睹当年“大叛徒”风采的好奇民众。国内不少文史单位和史学工作者也纷纷前来采访他，让其应接不暇。龚楚虽然年过90，但思维仍然敏捷，记忆也算清晰，对一些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他仍能忆述清楚而不含糊，令客人为之惊讶。当然，他只谈在红军的经历，经常谈得津津有味、眉飞色舞。而问及到他叛变以后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推说“记不得”了。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县长来镇的家中去世，享年94岁。当地政府的努力也有了回报：身为香港乐昌同乡会的龚楚侄孙龚庆韶，不仅个人回乡投资，还牵线引资或与他人合作投资，仅在90年代乐昌就从他那里引入了4亿多元的资金。
 

　　《龚楚将军回忆录》是龚楚出版的自传书记，在读了他的《我与红军》后，又读了他的《龚楚将军回忆录》，后者比前者叙述得更详细些，但都到他脱离红军嘎然而止，对以后的身世经历没有一点交待。

　　龚楚的回忆录比较难得的是，因为没有什么顾忌，所以无论当时高层的人事关系，还是作战经历都以最原汁原味的方式曾现出来。
 

　　邓小平在北京给龚楚打电话时，几近双目失明的龚楚握着听筒，听着邓小平的问候，老泪纵横。
 

　　根据相关资料和龚楚自传，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龚楚“吃不了苦”，长期的艰苦战斗使他的意识产生了动摇；二是他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

　　1932年底，龚楚因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撤销军长的职务，先后改任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团长、独立第二十二师师长兼政委、粤赣军区司令员。

　　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接连不断的清算，甚至杀到了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父母叔伯都被捕、清算，家中房屋财产全被没收。龚楚对这种滥杀政策表示异议，在5月下旬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再次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受到严厉批评教育，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的龚楚，为此对革命产生了怀疑，这也是他日后叛变的最主要动因之一。

　　1935年，龚楚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在反“围剿”过程中，不仅损失惨重，和中央也失去了联系。国民党当局在军事“清剿”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用金钱和高官厚禄等手段引诱共产党和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变节投降，以分化瓦解共产党组织和红军队伍。

　　龚楚经不起失败、艰苦、生死的考验，感到前途渺茫，对革命失去信心，加之国民党的引诱，打算叛变投敌。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酣睡之际，半夜三更悄然逃离黄茅村回到故乡长来村。

　　龚楚回乡后不久，经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引荐，在余汉谋的粤军第一军先后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务。由于龚楚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还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是当年若干叛徒中职位最高者，于是人们送他一个称号——“红军第一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