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钧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原名钱运彬。1905年5月2日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土楼乡钱家湾村。幼年家贫，6岁起被迫给地主放牛，8岁离家到湖北礼山县宣化店（今属湖北大悟）自谋生路，跟随一位漆匠学艺。3年后，又学会了打铁、钉掌、骟马等手艺。13岁入少林寺攻习武功，18岁回归故里，挑起家庭生活重担，为养家糊口，烧过炭、当过漆匠、骟过牲畜。1925年经人介绍入湖北汉口一家铸铁厂当翻砂工，同年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受中共组织派遣到光山县殷区开展宣传、组织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工作，先后任乡农民协会主席，农民自卫队大队长。1929年4月参与领导殷区农民起义，起义武装编入殷区游击队后任中队长。

　　同年9月随游击队编入红军第11军31师，后任鄂豫皖边特区手枪队队长。1930年3月，率手枪队于宣化店附近之陈家坪缴获国民党军飞机1架（飞机后被鄂豫皖苏区政府命名为“列宁号”），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1师3团2营6连指导员、连长、副营长。1931年1月起任红4军第10师28团1营营长、3营政治委员，曾在双桥镇战斗中，率部俘国民党军第34师师长岳维峻。后任红四方面军警卫团政治委员、第11师33团团长、第11师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参加了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反“围剿”、反“围攻”作战。长征中，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团团长，率部3次跋涉渺无人烟的大草地，在翻越终年冰封的雪山时曾感染严重伤寒，险些被病魔夺去性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教导团团长。1937年9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翌年5月，奉派随干部队赴山东抗日根据地，先后任山东鲁中抗日联军独立第1师第3团副团长，山东纵队第4支队2团团长，第12、第1支队副支队长，第1旅副旅长兼参谋长，泰安军分区副司令员，沂山支队支队长，鲁中军区三军分区（泰南军分区）司令员兼警备第3旅旅长。参加了开辟泰山、鲁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和反“扫荡”作战。解放战争初期，任鲁中军区第9师师长、鲁中军区副司令员。1948年7月起任鲁中南军区副司令员，鲁中南纵队、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参加了潍县、莱芜、济南、淮海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任胶东军区司令员、山东军区国防建筑工程指挥部第3工区总指挥。1955年调任浙江军区副司令员，1960年改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

　　1965～1975年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83年10月中央军委明确其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是中共十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0年4月13日于南京逝世。著有《钱钧回忆录》。
 

　　钱钧许世友功夫对比首先要从他们两人的出身进行对比，钱钧出自少林，许世友也出自少林，并且两人同在一个少林寺里，因此两人的出身也就无法对比了。钱钧和许世友虽然都曾是少林中人，都曾学习了少林寺的武术，但两人待得时间长短不一。钱钧在少林寺待了五年，许世友在少林寺待了八年，个人武功的长短并不能评他在少林寺待的时间的长短在判定，所以并不能说许世友的功夫就一定比钱钧高。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钱钧所会功夫中最著名的是他的朱砂掌，他为人十分低调，很少动武展示朱砂掌的绝技，但是仍有人看到他的展示，并且无法忘怀朱砂掌的威力。据说，钱钧曾经使用朱砂掌对付日本人，一掌击倒十人。许世友的武功主要是综合能力上，许世友力气很大，武艺范围广，他曾一刀砍死人，也曾用一脚就踹死过人，功底十分深厚。

　　将钱钧许世友功夫对比，钱钧比许世友的功夫明显略高一筹，因为钱钧虽然在综合能力略有不及许世友的地方，但是钱钧功夫的功底不输许世友，而且他的的朱砂掌绝无仅有，能补其不足的地方。
 

　　一次，在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会上，许多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张国焘遮遮掩掩的认错态度极不满意。少林将军钱钧揭发到义愤处，忍不住走上台来，脱下布鞋，朝张国焘劈头盖脸地打去。全场震惊。张国焘起身捂脸，举起一只手吼道：“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事后，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处，向张赔礼道歉。

　　“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们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你。怎么能随便打人，蠢哟！”

　　张国焘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帮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说我还是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主席。”

　　“莫计较了。我有责任，没组织好。”

　　“我想明白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里面有文章，我能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又劝道：“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四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们稳定了，有了这么个家，是该总结的时候了。你、我、闻天、恩来、博古，每个人都挂了账，该有个态度才行。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两人长谈多时，张有所触动。几天后，他给中央政治局写检讨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中央对张国焘的这份检讨比较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