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瀚

　　河北沧县崔尔庄人，1931年就读于北平平民高中，在学习期间，正值“九一八”事变，张仲瀚积极参加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在活动中结织了地下党员曹幼民，接受了党的影响，追求革命，坚持进步，先后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他负责主编出版左倾色彩很鲜明的文艺刑物《新帆》月刑。

　　1933年2月，张仲瀚回到家乡，12月由曹幼民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秘密办学习班，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救国。并组织学生闹学潮。他在津浦路沿线工作时，被敌人发觉，险些被捕，躲避到伯父处（他的伯父是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的厅级干部）。为取得公开职业，由其伯父介绍到蔚县政府任科员，后升科长。1936年调任河北省博野专署秘书。为了取得一个更好的合法身份，经党组织同意改任博野公安局长，从而保护了高（阳）蠡（县）暴动失败后隐蔽下来的一大批地下党员，掩护了党的地下活动，为以后他组建河北抗日民军准备了骨干力量。

　　国民党政府溃退南逃后，张仲瀚按党组织安排，组织平时培训的各乡“自卫队”组成了一支千余人的河北民军，他自任民军司令，公开举旗抗日。1937年7月，张仲瀚响应冀中军区干部回乡组织抗日武装的号召，把自己指挥的河北民军交给了吕正操司令员，回到老家，积极组织津南抗日自卫军，自任司令员。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广集人才，壮大抗日力量，很快发展到两千余人的武装。这支部队纪律严明，宣传抗日，很快发展到两千余人的武装。这支部队纪律严明，宣传抗日，打击日伪军、土豪恶霸，使津南地区的抗日活动不断发展下去。

　　贺龙进军冀中后，津南抗日自卫军和一二零三五九旅的七一九团合编，并任命张仲瀚为团长，原719团团长贺庆积任合编后的副团长。张仲瀚在战斗中，临危不俱，指挥若定，多次克敌制胜。1948年12月，张仲瀚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军六师师长（这个师是359旅干部到山东渤海区征兵组建的教导师）。

　　1950年后，张仲瀚历任解放军第九军政委，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党委，中央农垦部副部长。曾当选中国共产党八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仲瀚遭受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残酷迫害，遭受长期关押。1979年12月17日，经中央军委审查批准，总政治部作出了《关于张仲瀚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为张仲瀚恢复名誉，平反昭雪。平反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顾问。而长期遭受折磨的病体已不可逆转，三个月后的1980年3月9日，一生未娶、无儿无女年仅65岁的张仲瀚将军孑然一身在北京病逝，终年65岁。

　　张仲瀚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胡耀邦主持，王震致悼词。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革命烈士光荣称号。
 

　　平心而论，相比同时代其他有头有脸的人物，人们难免会对张仲瀚的感情不产生出遐想来，像他这样的人，没有理由没有爱人、孩子，一个家。他性情开朗，谈吐风趣，交往甚广，朋友甚多，到哪里，哪里一片活跃，让人有“与君子交，怡怡如也”的感觉。这种性情理应会给他处理个人感情增添不少空间，但实际，他空白的感情却不及一个普通人，上苍在这方面，那么亏待对他，一如僧侣修行。

　　他背负谜一样的感情疑团，命运里自然会有许多凄婉的故事。初创兵团，固然艰苦，但它并不拒绝爱情。年轻战士一起嗷嗷呐喊讨老婆的声音，被王震关注，张仲瀚就有了几次到湖南、山东、上海等地的动员演讲，欢迎女学生参军，女青年支边，到大有作为的兵团来。她们从张仲瀚身上有了最初的兵团印象，受到了极大鼓舞，数万计的女性来了，一起劳动，一起唱歌，一起生活，生命激情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爱情在垦荒的大地上蓬勃生长，他们结为夫妻，开花结果。

　　“革命成功了，兵团事业蓬蓬勃勃，到了该有一个革命伴侣，有一个家的时候了，还拖什么呢?”战友们劝他。

　　“难道真是女中姣好者，无有中意者?”这句张仲瀚晚年对自己情感无奈的表白，是意指他年少时，在“平民中学”读书相识的那位高中部的“校花”吗?这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没有交代的一段爱情。

　　1956年，陶峙岳司令员从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归来，张仲瀚在机场停机坪迎接，陶司令员一下飞机，就大嗓门嚷嚷:“哎呦!不得了啊，毛主席见到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张仲瀚结婚了没有’，可见你的婚姻问题都成了国家大事。”

　　张仲瀚涨红着脸说:“不敢当不敢当。感谢毛主席，感谢毛主席!谢谢……谢谢!”这年，张仲瀚41岁。

　　周总理知道了情况，也惦记起这位孑然独身的边塞大员。他风趣地说:如果你张仲瀚再来北京，还没有意中人，不要来见我了!

　　张仲瀚想，周总理风趣善意的相逼，不会当真的，且总理很忙，时间久了就忘了。不想，时隔半年，又相聚北京，记忆超群的周总理，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有人了没有?”总理还清楚记着上次约定。

　　张仲瀚慌了:“有了有了，谢谢总理关心!”其实，他灵机一动，搪塞周总理。

　　王震一直为张仲瀚的婚事犯愁，终于在北京给他物色到了一位女子，两个人还没怎么交往，一次，被率性十足的西北军区张副司令员撞个正着，他张口就说:“都说你张仲瀚找对象条件不一般，看来不怎么样吗!哈哈哈。”弄得张仲瀚不置可否，两手一摊，尴尬笑笑。那女子自尊心很强，人挺倔，气鼓鼓地留下一个背影而去。战友们知道情况后，纷纷抱怨张副司令员多嘴，不该坏了人家张仲瀚的婚姻大事。等张副司令员明白自己说错了话，事态已无法挽回。

　　大致是1955年初夏的一天，经军区政治部熊晃副主任努力撮合，张仲瀚有了第二次相亲的经历。熊晃笑对张仲瀚说:“姑娘是上海人，在乌鲁木齐一家医院工作，除了大家身世背景外，本人也长得很漂亮，是那家医院的‘院花’呢。”又挤挤眼睛说，努力成功啊，哈哈!”

　　两个人见面的情景，警卫员至今还记得:姑娘个子很高，一双杏仁眼睛，短发梳理得精细雅致，丝毫不乱，衬托白皙的瓜子脸，果然如熊晃副主任所说，人很漂亮。

　　那是一个美好的星期日。会面地点，警卫员特意安排在燕儿窝那片茂密的树林里，这里远离办公室，可以不被打扰。

　　这是一个四周宁静的郊区，天蓝得透明，那色彩斑斓的阳光从榆树叶间疏疏落落筛下，为暗淡的林带增添了无限亮丽的星点。在这如诗般的意境中，在鸟啼轻松的氛围里，似乎没有什么不妥。警卫员铺了一块搌布，他们可以各自坐在一边，品着煮好的咖啡，吃着摆放的切片列巴(面包)，果酱，零食。警卫员也期待老大不小的首长，这次能收获爱情，不辜负熊晃副主任的一片好意，有意投上海姑娘偏爱零食的嗜好，替首长博取姑娘的好感。

　　没想到张仲瀚看到警卫员摊在搌布上的一堆零食，满脸不高兴地说:“搞对象和干革命一样，不是请客吃饭。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站在一旁的姑娘，不安起来，挨训的警卫员和司机知趣的躲得远远地静观事态。

　　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首长和姑娘郁郁寡欢地从树林走出来，谁也没有说话，直接上车回返，车里空气沉闷得似乎停止了流动。到了机关大院，首长下车，进了办公楼。警卫员长长舒了一口气，试探问姑娘:“什么时候再来接您?”警卫员还没反应过来，姑娘指着张仲瀚的背影，不满地说:“他哪儿在谈情说爱，是搞调查嘛!问我们医院多少张床位，多少科室，哪些专家，有什么管理制度，尽是一些不沾边的问题。你不要来接了!”

　　应该说，一开始，从姑娘放下矜持的神态可以看出，她对首长是心存爱慕的。但必须承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泅渡。她清楚自己的选择，绝不仅仅是嫁给一个男人那么简单，嫁给一个用生命捍卫和践行自己信仰、党性的领导者，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她需要在许多清规戒律面前付出，她的成长背景，是很难接受这种生活圈的。

　　两人世界观差距明显，只能作罢。急得熊晃直喊可惜可惜!

　　世事布下的局，谁能破得了。张仲瀚一个纯粹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带着疑惑、矛盾、随缘、期待，种种复杂的情感，抱定“世上总有一个女子是要他等的”，这种可能的爱，一直期待到老年。也许他心底终究摆脱不掉初恋的那位“校花”，铁心待之?甘愿在期待中消磨，不变初衷?哪一天时刻的降临，完全不是他想象的样子，谁又能说得清呢。人们或常见他外在的尊荣和地位，却不知他还有如此的感情内伤。青年时，他驰骋沙场;壮年时，要么长年蜗居东楼一侧描绘蓝图，要么四处奔波。这些多多少少也成了他组建家庭的阻力，留下终身未能相遇“真能知我心”的遗憾，苦守终身，注定他忘我投身工作的基调。

　　后来，再有人热情操心这事，张仲瀚干脆打起哈哈来，要么说自己太忙了，要么说他有了。有人好奇追问:人在哪里?他笑答:“在北京，在上海，在莫斯科。”似乎充满了美丽的秘密。

　　挚友谢高忠，目睹了张仲瀚晚年的孤苦凄凉，潸然泪下地说:“医院再好，也是看病吃药打针之地，当初叫您建个家，成个丈夫和父亲，应该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吧，可是，您不听呀……”这是一种积蓄了太久的困惑，谢高忠索性一下子倒了出来。

　　张仲瀚掩抑不尽感伤，看得出他是强忍克制，无力摆着手，示意善意的老战友不要说下去了。沉默许久，张仲瀚这才缓缓加重语气，说:“感情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就算一方勉强同意，脸面有了，但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何必强求于人呢?人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这是张仲瀚唯一一次吐露他对自己感情真实的看法和想法，也告白了以往捕风捉影的猜测，在他看来，谢高忠和他都有一颗周详慈悲之心。
 

　　张仲瀚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高级联络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旅长、师长。解放新疆后，历任九军政委、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副政委、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央农垦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顾问等职。他当时从事文职。文职干部在1955年不授予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