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仁

　　1911年，陈友仁和往年一样，离开特立尼达岛，去伦敦度一年一次的假。在那个偏僻的孤岛上，他是个颇有社会地位的富足律师，有产业有别墅，有妻有子，但他总觉得那里天地狭小，要感受更广阔的世界，还是需要去伦敦。

　　在伦敦，他遇到了老朋友菲利普·陶与伍连德博士。这时候，辛亥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伦敦，三人虽然从未回过中国，也不会说一句中文，却在心底深处始终认定自己是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情从来都是关心有加。三人越说越兴奋，一激动，下了一个平生最大的决定：回到中国去。他甚至连家都没回，义无反顾地去了中国，说做就做，这倒符合他果断的性格。

　　不知道这算是陈友仁人生的必然选择，还是一种宿命的安排?这一去，就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的职业从律师变成了报纸编辑、革命者、外交家，也让孙中山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和助手，让国民政府中多了一个出色的外交部长。

　　华侨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此言不虚。无论是在哪里，中国人的家国观念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无处不在无处在，是融化在血液里的东西。尽管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回过中国，但陈友仁似乎从来没有把自己与中国分割开来。这么强烈的感觉，多少与他父亲有关。他的父亲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辗转流落到特立尼达岛之后，仍然忘却不了旧国旧事，一直对儿子说起从前，这种言行对儿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终于一有机会，陈友仁回归到了中国。

　　陈友仁刚回中国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栖身在北洋军阀政府里，他办过一段时间报纸，渐渐以文得名，与孙中山走到了一起，此后的生涯也一直与这个名字分不开。

　　从时间上来看，陈友仁1918年才开始追随孙中山，时间不算早，但他得到了孙中山的绝对信任，不仅代表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中国政府参加了巴黎和会，更在此后担任孙中山的外交顾问，参与了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的会谈，为“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出作了重要铺垫，孙中山的《致苏联遗书》也由他来代为起草。

　　在陈友仁的生涯中，追随孙中山是一个亮点，另一个亮点就是他的外交成就。都说弱国无外交，但陈友仁偏偏在西方列强面前，显示出了强硬的外交姿态，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彪炳的一页。

　　在第一次担任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期间，适逢举世瞩目的省港大罢工正在进行，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罢工以胜利告终，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工人阶级的顽强斗争，但也与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有相当关系。陈友仁一针见血地揭露英国殖民者制造了惨案，自食苦果才引起工人罢工，解决罢工“最少当寻求其直接原因之所在”，迫使英国方面多次与国民政府淡判。在处理省港大罢工的外交淡判中，陈友仁已显示出出色的外交才华，那么，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陈友仁书写了他外交生涯最辉煌的一页。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不久，陈友仁便约见英国公使，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等。而1927年初发生的英军刺伤群众的事件，陈友仁立即向英国提出抗议，“须于二十四小时内撤出水兵，由中国政府派队进驻英租界，否则再有其他事件，概不负责”。他与英方先后进行了16次谈判，最终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这是中国人民通过革命运动和外交途径，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条款中，第一次取得胜利。

　　当时的上海，由军阀孙传芳控制的《申报》在这段期间，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陈友仁的名字，有人甚至称武汉国民政府为“陈友仁时代”。

　　放弃优裕的生活，追随孙中山，推行革命外交，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事实上，贯穿陈友仁一身的，始终是爱国”两个字。因此，尽管他不是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他本人也没有参加共产党，但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把他的遗骸放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这算是对他最好的肯定与承认吧。
 

　　陈友仁(1878-1944)的原配为梁玛丽(祖籍广东宝安)，先后生了7个子女，但只活了4个，其中大儿子陈丕士后来成了香港著名大律师，次子陈依范是一个出色的画家，女儿西尔维娅成为著名舞蹈家，约莲达是电影摄影师。
 

　　陈友仁，1875年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祖籍广东顺德。父亲原是当地的一个木匠，后来参加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后逃至香港，再迁居到特立尼达岛。

　　陈友仁的父亲名陈桂新，人称“阿陈”，客家人，是个贫苦的农民。他吃苦耐劳、倔强不屈，因为穷困和内心的不平，加入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

　　陈爷爷在太平天国的事迹家人几乎一无所知，倒是陈元珍女士凭着永不言弃的态度，在浩如烟海的文字里面，找到了一些历史的碎片，“阿陈渐渐在我脑中从一个缺乏方向的流浪汉一跃而成为具有崇高目标的战士”。

　　阿陈1850年入伍，一年后晋升为东王杨秀清的贴身侍卫。太平军准备攻打武昌，阿陈主动请缨远征前线，并且凭借少时练就的木匠手艺督军搭建浮桥，使得大军成功登陆武昌。这大概是陈爷爷作为太平军最为光彩的一笔。后来，太平军又攻下南京，可是由于天王和东王争权夺利和内讧不断，最终兵败。阿陈因撤退回广东途中腿部中弹，得不到治疗，只能锯掉坏腿、装上义肢，逃到被英国割据的香港。他和撤逃的太平军战士一起开了一个金铺作为遮掩，本准备伺机打回老家去，但“因事泄密”，阿陈被港英军警追捕，他只好卖身为“猪仔”(契约劳工)，登船逃亡，先到牙买加，后到马提尼克。

　　在加勒比海的小岛上，陈爷爷成了一个剃头匠，靠手艺吃饭，没想到却被当地一个华裔商人梁兴看中，成了他的女婿。陈奶奶名叫玛丽，比陈爷爷年轻近二十岁。婚后不久，他们就迁移到英属特立尼达定居。他们辛苦建立了自己的小农庄，并且一起养育了6个孩子，大儿子叫尤金，也就是日后跟随孙中山先生的民国外交家陈友仁。
 

　　陈友仁是孙中山的支持者，1919年开始陈友仁成为了孙中山坚定的支持者，与宋庆龄的关系也非常的好，1925年孙中山去世，这个时候宋庆龄只有32岁，正值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陈友仁这个时候50岁，也是一个男人最有魅力的年龄，不久陈友仁的夫人也去世了，两个单身的异性于是被传出很多的绯闻这也是很正常的。

　　由于陈友仁与宋庆龄的友情一直延续着，所以当时很多人盛传这是陈友仁与宋庆龄的爱情，甚至是时至今天仍然有人认为陈友仁与宋庆龄的爱情是存在的。其实到底两个人之间有没有爱情实在不是很好说。

　　陈友仁一生追随孙中山，对宋庆龄也是非常尊重，并一度担任宋庆龄的私人代表，但在两人的工作交往中，充满了一些恩怨是非。1927年4月，宋庆龄与陈友仁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并委托陈友仁代表她在汪精卫召开的“分共会议”上发言，表明自己坚决反对分共的立场。

　　这一年8月，宋庆龄有意地、鲜明地反抗那些借用国民党之名、行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之实的那些人，决定去苏联访问。她在陈友仁的陪同下，从汉口到上海，与陈友仁的两个女儿秘密乘船去苏联。

　　但是，对于宋庆龄的苏联之行，国民党右派在国内大造谣言，说是她要与陈友仁结婚，这种诡计是想把她与孙中山的名字分开。尽管这种谣言纯属中伤，但对宋庆龄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以至于影响了身体的健康。不过，她在欧洲期间，仍不断地与邓演达、陈友仁一起商议中国革命的问题，堪称莫逆之交。

　　但是，宋庆龄1932年借着给陈友仁夫人张荔英的一封信，称“我可能有过的对他的任何幻想都破灭了”，断然与其断交。这是因为陈友仁1931年回国之后，与孙科、汪精卫等人走到了一起，并担任了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与宋庆龄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态度背道而驰。

　　此后，陈友仁一直在努力与宋庆龄取得联系，三番五次写信进行解释，并且声明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共反蒋的立场，赞成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最终与宋庆龄取得和解。1938年前后，两人恢复了联系，宋庆龄与他夫妇之间常有信函来往。1938年，宋庆龄和陈友仁等在香港联名致电重庆国民政府，提出抗战四项原则，次年又再次联名通电蒋介石，斥责他发动“皖南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