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

　　邓力群同志，原名邓声喈，1915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桂东县。青少年时期，他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1929年至1931年在长沙兑泽中学读书，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931年到北京汇文中学读书，多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中，被推选为汇文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带头参加“一二·一六”大游行，参加南下宣传团。1935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历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委会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组织部部长、中共北平东城区委干事等职。这一时期，他秘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北平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

　　1937年4月，经党组织批准，邓力群同志奔赴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任中央党校教务处秘书、教员。1938年5月，被选派到延安马列学院，先后担任学院教务处处长、院党总支副书记。1941年9月，调任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政治研究室政治组组长，1944年7月，任中共中央研究局材料室主任、研究员。其间，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东北形势需要，中央选派大批干部奔赴东北，邓力群同志也被选派前往。1946年2月，任中共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同年4月，任中共榆树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他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走屯串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清匪除霸，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当地人民支前参军热情，为保证前线战斗的胜利、巩固南满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1948年8月，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在张闻天同志直接领导下，组织起草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东北农村合作社组织大纲》等文件，为推动东北农村经济发展、巩固基层政权作出了贡献。

　　1949年7月，邓力群同志随刘少奇同志秘密访问苏联。不久，任中共中央在新疆三区的联络员，奔赴新疆工作。他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以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多方奔走，促成了陶峙岳和包尔汉的和平起义，粉碎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阴谋。他组织各族群众积极筹备粮食被服、解决交通问题，为解放军顺利进疆和稳定新疆局势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青委书记，新疆日报社社长，新疆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为新疆的稳定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

　　1952年10月至1958年4月，邓力群同志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办、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1958年6月任红旗杂志社常务编委、秘书长，1959年6月至1966年5月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为党中央机关刊的成功创办和顺利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1955年，参与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草。1959年起，参加整理毛泽东同志部分重要讲话、谈话和批示，为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宣传毛泽东思想付出了大量心血。1961年，参加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广州调查，参与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等重要文件。负责《刘少奇选集》的编辑工作，参加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修改完善。参与起草《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关于市场和物价问题报告》、《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中央文件，为调整国民经济，克服上世纪60年代初期经济困难作出了贡献。

　　1965年9月，邓力群同志到广西桂林参加“四清”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严重冲击和迫害。1969年秋，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他坚守理想信念，坚持读书思考，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历史、文化书籍。

　　1975年7月，邓力群同志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为负责人之一。当时，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承担代表国务院管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等职责。同年7月至9月，邓力群同志参加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后来修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由于这三个文件反映了邓小平同志的思想主张和全面整顿的工作路线，被“四人帮”称为“三株大毒草”，诬陷为“右倾翻案风”的纲领，邓力群同志因此多次受到批判，并在事实上被停止了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邓力群同志于1977年6月担任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他积极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分析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性质，提出必须在我国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等观点，对破除当时的思想禁锢、推动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7年11月至1982年5月，邓力群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其间，1978年9月起任院党委常委、党组副书记。1980年4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他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他积极贯彻中央的正确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为恢复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迅速发展成为全党和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理论工作者和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领导干部，邓力群同志积极投身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撰写文章阐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观点，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79年1月至1982年4月，邓力群同志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兼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分管中央文件起草和调查研究工作。他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央决策提供了正确政治服务。在拨乱反正中，他多次发表理论文章，正确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的调整整顿、拨乱反正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特别是在农村改革中，他积极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领导起草中央有关重要文件，倡导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推动我国农村改革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81年1月至1987年9月，邓力群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参与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982年4月至1985年7月，邓力群同志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2年9月至1987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这一时期，随着对历史经验的深入总结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探索，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我国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向和发展道路作出了高度概括，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邓力群同志积极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组织选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参与选编《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的宣传和学习工作，组织理论研究部门开展研究，撰写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理论文章。组织选编《陈云文选》。他积极宣传党的基本路线。他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组织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推动形成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热潮，有力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推动了社会风气的改善。

　　1983年10月至1987年夏，邓力群同志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参与整党工作。1990年以后，任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组建当代中国研究所，主持编撰《当代中国》丛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邓力群同志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罗小韵，女，1953年生，湖南省桂东县人，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摄影专业，1992年获美国纽约大学摄影硕士学位。邓力群女儿，著名摄影家。

　　邓英淘出生于1952，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97年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之子。2012年3月11日上午6时44分，因病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61岁。
 

　　近期出版的《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的文章，其作者是陈伯达原来当政时的二位王秘书。那文章说，1981年时，二位王秘书奉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之托，前往看望、联系正在服刑而保外就医治病的陈伯达，一方面对陈的生活进行适当照顾，一方面请陈就文史哲及一些经济政策，作些研究，写出些意见，交邓力群转报中央。

　　对看望陈伯达的这件事，是胡耀邦指示的。当时，考虑到陈伯达虽然在文革中罪行严重，但毕竟与江青等还是有些区别，加之以前，陈对革命事业也还是有些贡献，也有些文才，因而，便有了这件照顾性质的事情。

　　当时，邓力群与胡耀邦在政见上，存在很大的分岐，几年后胡的下台，也与邓力群的动作有极大的关系。但是，在处理陈伯达的这件事上，他却是忠实的执行了胡耀邦的指示。

　　因而。自1981年7月起，至1984年5月的近三年时间内，邓力群一直是在具体指示二位王秘书与陈伯达保持沟通，让陈伯达得以不再回监狱，并能以保外就医之身从事读书、研究、撰文的生活，而且，按陈伯达的请求，将陈的儿子调来照顾其父，在生活上也给予了适当照顾。从而使陈伯达的晚年，总算还能获得一些人生的慰籍。

　　陈伯达已是戴罪之身，他于邓力群也无特别情谊，相反，在文革中他还将邓力群划为“刘少奇安插到红旗杂志社的”人，是“到红旗杂志社来夺权”的，而曾置邓于险境。并且，常常责骂邓是“不学无术”。

　　既如此，当时邓力群对已滚落井中的陈伯达，为何却能与胡耀邦的想法保持一致、并用心执行呢？

　　也许，在对待落难之人的问题上，邓力群象胡耀邦一样，也具有过测隐之心。

　　《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一文中，说了一些事，的确反映出邓力群人格的这一面。

　　例一，邓力群告知二位王秘书：陈伯达骂我“不学无术”，对我的剌激很大，但文革中，有件事使我始终对陈不能忘记。

　　什么事呢？

　　当邓力群下到干校接受改造时，陈伯达对干校军宣队指示：这些人都是读书人，要给他们读书时间，晚上不要安排什么会议，要在生活上安排好，他们南方人多，要搞一些大米什么的。

　　显然，这一来，邓力群等人的干校生涯，便能始终获得某种精神支持的燃料，而不致于完全暗无天日了。

　　对此，邓力群对二位王秘书说：当时是很为感谢的。

　　往事已隔多年，而现在还能以感恩之情讲给他人听，可见，此事，确深深存留于邓的心底。

　　一个知道感恩的人，再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的。

　　例二，陈伯达在对王秘书们看望他时，说了二件他对不起毛泽东的事：“一是不该推荐田家英到主席那儿去；二是不知道田家英的哥哥还在台湾。”

　　对此，邓力群则说：主席也有对不起他陈伯达的地方。

　　邓的这个评说，应该是公允的。

　　然而，公允评说的受益者是陈伯达，邓力群在这里，是替弱者说了话。

　　例三，1983年9月，应陈伯达的儿子要求，邓力群批示同意从陈伯达的存款中取出1000元(因陈尚在服刑期)，以能为陈购置些衣物。同时，另外给了80元稿费——是陈伯达写的文章被杂志采用后所支付的，但邓力群嘱咐不要让陈伯达知道此钱的来源。因为，陈尚在服刑期，让陈写文章、并予以发表，是特别政策，担心陈伯达一高兴，宣扬出去，造成以后此类事会泡汤。

　　可见，邓力群对陈伯达一事的安排，的确尽了善意。

　　此外，文革中的1975年，邓力群也曾有过一次浓墨重彩的人格表演。

　　当时，邓力群按邓小平的授意，主持写了一篇大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后来“批邓(小平)”时，这篇文章被“四人帮”打成“三株大毒草”之一，说这是邓小平反文革的宣言书，因而追查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面对政治高压，不少人都颤颤竞竞了，但是，邓力群敢于出面承揽一切责任，当着清查人员的面，在原稿的题目上画一个圈，一条直线划下来，签上邓力群的名字，并说：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

　　危难关头，出了事，上不推给邓小平，下不推给同僚部属，显出了邓力群遇事而有不凡的担当气概。

　　所以，后来邓小平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社科院秘书长)，一个邓力群。

　　甚至，一个与邓力群政见有分岐的部属，也撰文说：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都知道邓力群肩膀硬，是条汉子，在那样严重的高压下毫不推诿，承担责任，很佩服。

　　中共的另一位大秀才胡乔木，却在1976年“批邓”时，没能挺住，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四人帮”倒台后，胡乔木自然很沮丧。但此时，作为胡的同事，邓力群却没有兴灾乐祸，而是同于光远一起，到邓小平处，代表胡向邓小平道歉，并向邓小平进行解释，为胡讲好话。

　　邓小平终于没有怪罪于胡乔木，当然，是邓自有他的考虑。然而，邓力群在之中所起的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

　　而这件事，应看到的亮点，是过程比结果，更本质的反映了一个人的人格。

　　对于邓力群以往的许多政治理念与政治活动，笔者并不认可，有些还很反感。

　　但是，对于上面所述几件事中的他，笔者却很愿意点上几个大大的“赞”！

　　中国历来有将政治人物脸谱化的传统，将凡与自己政见或理念不合者，一律予以丑化；而将自己阵营的人，都视为朋友或圣人。殊不知，人性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两回事！一个凶残无比的人，可能是革命队伍中你的同志，而敌方营垒中的某个人，却也许是一位善良的君子。

　　产生这样的认识，是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革命岁月之后，才获得了的。现在，越来越多历史人物之真相的披露，更是日益加深支持了这一观念。
 

　　邓力群同志退出领导岗位后，仍然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拥护、支持党中央的领导，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奉献了全部精力。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终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兢兢业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奋斗。他遵守纪律，严于律己，生活俭朴，廉洁奉公，严格要求亲属，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力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