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义德

　　早年当学徒，做工。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至1931年任红11军31师4大队战士、班长、排长。1931年至1932年1月任红1师3团3连连长、政治指导员。1932年1月至1933年1月任红4军（原红1军）第10师30团3营政治委员。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各次反“围剿”作战及西征入川北。1933年1月至至7月任红4方面军第10师29团政治委员。1933年7月至1934年部队扩编任红30军89师政治委员。1934年改任红31军第91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历次反“围攻”作战。1935年1月调任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5月参加红军长征，不久任方面军总指挥部第4局局长。1935年6月至1936年2月任红4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员。同年冬奉命转战川康边。1936年2月至11月任红军骑兵师师长。率部北上到达甘肃。同年11月所部奉命编为红军西路军，任总部警卫团团长。1937年1月入红军大学第二期、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5大队大队长。1939年至1940年任八路军第129师随营学校副校长。1940年至1941年任八路军第129师新4旅副旅长。1941年至1945年任冀南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冀南区第二地委书记。率部参加巩固发展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至1946年任冀南军区指挥部副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的1946年至1949年，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政治委员，率部参加挺进大别山和淮海等重要战役。1949年2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兼第10军军长。率部参加解放大西南的作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南军区司令员兼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10军军长兼政治委员。1950年至1951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1951年9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9月起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副政治委员，后兼任朝鲜东海岸防御指挥部副政治委员。1955年至195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10月至1959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兵团政治委员。1959年9月22日至1959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1959年11月至1960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旅大警备区第二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常委（1960年3月起）。1960年7月至1967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海军党委副书记，其间：1961年3月起兼任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常委，1963年3月起兼任海军监察委员会第二书记、书记。1966年至1973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3年7月至1977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1977年10月至1980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二政治委员，其间：1973年12月起任海军党委常委，1977年12月起任海军党委第三书记。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1月至1982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80年5月起），1980年6月至1983年5月任兰州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杜义德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杜义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9月5日18时3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王刚、王兆国、刘云山、李源潮、俞正声、李鹏、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刘华清、曾庆红、吴官正、梁光烈、阿沛·阿旺晋美等领导同志分别以不同方式对杜义德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当初刘伯承是想要10军军长杜义德进藏，但是杜义德因为身体原因拒绝进藏，后来才改派张国华进藏。

　　1950年初，中央决定提早进藏，“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最终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当时62军驻西康，距西藏最近，理所当然成为进藏部队首选。

　　但刘伯承考虑62军来自一野，让他们进藏不妥，一野方面会说让我们的部队啃骨头，你们自己部队去吃肉。所以一定要让自己部队去，不能让一野配属西南的部队去。

　　这是当年那一代人的领导风格：越是自己的部队，越是主力，越要承担艰巨任务。

　　刘、邓最后商定：调自己指挥的二野一个主力军承担进藏任务。

　　但未料到的事情发生了：该军军长不愿进藏，未能谈通。

　　僵局就这样出现了，难以回避。

　　毛泽东一直在等待西南方向的报告，种种原因又使刘、邓的选择被迫一变再变，给中央的报告也反复推迟，当时领导人的确忧心如焚。

　　张国华的18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领受进藏任务的。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退到石窝山上，由政委陈昌浩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谁也无法接受红军西路军惨败的事实，会场上一片哽咽。陈昌浩宣布总部决定，把剩余部队编成左右两个支队行动。杜义德与副总指挥王树声被一起编入右支队进入祁连山。失败的情绪揪着每一个人的心，走着走着队伍不由自主的断裂，一截一截地失去了联络。第二天黎明，王树声被冻醒，回头一看，大喝一声：“糟糕！”杜义德随着吆喝声看去，队伍不见了，眼前只有他和军、师部的通讯员等20多人马。一行人马如惊弓之鸟，常常是一夜换好几处宿营地。第三天上午，敌人终于追上了他们，王树声只好命令几个战士留下阻击。队伍脱险了，担任掩护任务的战士却无一生还……渴了，抓把雪吃；饿了，嚼把草根；困了，随地打个盹。在雪地上行走，总是小心翼翼地派人轮流在后面用树枝清扫脚印，以防敌人尾随追击。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食物，死马肉也很难捡到，野菜少的时候还要互相谦让。一个战士终于承受不住这样的心理重压，自杀了。杜义德闻声赶来，捡起那几粒还带着体温的子弹激动地说：不错，死比活容易。但是，我们不能死。1937年端午节前后，杜义德一行人靠着吃草根、喝雪水、沿途乞讨，终于越过了祁连山最后一座山峰，快到黄河时，患难与共的右支队最后8个人为了缩小目标，决定分散从两个渡口渡河。没想到，杜义德顺利地过了河，遇到了总部为援救西路军组建的“援西军”；而王树声等与敌遭遇，又经历了很多艰辛才回到延安。
 

　　杜义德七子女：杜晔、杜平、杜晓京、杜梅、杜红、杜军、杜伟。
 

　　杜义德老年时期尤太忠将军回忆言，杜义德将军能文能武，不是吹的。在战争年代，当政委的要会打仗，不然他的政治动员谁听？政治干部不懂军事，政治工作就没有力量。1947年4月，六纵奉命围攻豫北重镇汤阴。打了一个月终于啃下汤阴城。是时，时任旅长的尤太忠将军随二梯队进城，见侦察参谋徐克达。徐告之：“杜政委已经进去了。”将军不信，问：“你看真了？”徐肯定曰：“是杜政委。”将军即命部队快速前进，果见杜义德将军冒着枪林弹雨，冲在最前面。

　　1947年初夏，中原野司首长电令，在司令员王近山养伤期间，由杜义德将军担负军、政指挥的全责。时任六纵政委的杜义德将军军政一肩挑，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屡战屡捷。刘伯承元帅于一次干部会议上表扬杜义德曰：“杜义德是政委兼司令，司令兼政委，文武双全。”是时，干部文化低，不懂“文武双全”为何意，刘伯承元帅又解释曰：“文武双全就是能文能武，既能指挥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